西部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建设关系研究

目的 在西部旅游扶贫过程中，协调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两个产业的互动。方法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旅游扶贫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并通过恢复费用法，核算生态环境价值损失，以此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结果立足于“保护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建立旅游适宜性评估体系、深度开发旅游扶贫产品等西部地区旅游开发的具体思路，同时，还进一步构建了生态环境支撑体系，包括推行“绿色管理”和建立生态环境价格补偿机制两方面内容。结论生态环境支撑体系的有效运作，必将使西部旅游扶贫摆脱开发初期旅游与生态环境相互制约的关系，使两协调发展，走向融合，实现西部旅游扶贫的根本目标——旅游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保持环境资源效用(功能)的持续性。     

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经济相比于城市经济要落后许多,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生态自然条件。长期以来,人为经济活动的影响,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遏制了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提出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研究。通过构建协调程度分析模型,确定综合分析方法,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程度分析。量化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状态,确定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完成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发展。     

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本文在简要介绍青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区域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原因与危害、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与措施。     

花江喀斯特峡谷区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

贵州花江喀斯特峡谷区,河谷深切,环境封闭,耕地质差量小,人口压力重,资源开发强度高,环境退化十分严重,社区发展水平低下,生态环境治理与社区发展矛盾尖锐突出。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加强社区对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作的参与,并使之受益于治理、保护的成果,使生态环境治理与社区发展相互协调将是今后本区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此,必须重视社区发展需求,建立社区公共资源管理体制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加强农业技术投入,并通过政府行为,采用经济激励方法和综合措施,调动社会力量,进行生态环境治理,使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才能确保社区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后扶贫时代农民搬迁社区的治理现状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解开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症结。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社区的考察,结合反贫困的相关研究经验和理论,简要阐释了政策的脱贫逻辑,结合案例分析了当前农民搬迁社区的治理现状将视野聚焦于易地扶贫农民搬迁社区,揭示了农民搬迁群体在生产生活、社会关系重构、身份认同与后续发展等方面的表现和诉求,呈现了农民搬迁社区在"内嵌式治理与外延式发展"中面临的治理难题。     

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偏离的运作逻辑及其启示——以S村留守儿童教育为个案的研究

教育精准扶贫中政策实践与政策目标之间的背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通过个案研究,借用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构建起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以国家级贫困县下辖的S村留守儿童教育为个案,探讨作为贫困治理重要参与者的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基层政府的行为策略对扶贫实践偏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维度的“惯习排斥”机制、学校维度的“资源弱积累”机制、社会维度的“资源限制”机制、政府维度的“形式治理”机制是导致教育扶贫实践偏离的重要原因。对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偏离机制的解释和认知的深化,可以为现代教育治理提供借鉴。     

京津冀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 协同治理研究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制约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因素。因此,必须找到协同治理的解决方案,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防治。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现状,在界定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实践大致可分为体制改革推动扶贫、专项计划推动扶贫和两轮驱动推动扶贫三个阶段。在扶贫实践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扶贫重心发生了转移,由单纯的经济救济式扶贫→侧重生产性扶贫→侧重文化观念性扶贫→侧重发展能力基础上的权利保障治理式扶贫。这是一个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彰显了中国的政治文明不断进步,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河池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策措施

河池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石漠化面积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三农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多.河池市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要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农村环境保护,彻底治理历史遗留环境问题,注重生态文化宣传和培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努力营造"生态文明,全民...     

贵州喀斯特地区资源性企业参与政府扶贫模式研究——以贵州J矿社区发展为例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激烈,给当地政府的扶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该地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以矿产资源的开采为依托的矿业经济一直都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当地的资源性企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鼓励其参与到本社区的扶贫工作中去,势必会对喀斯特地区的扶贫发展带来新的活力,那么研究该地区资源性企业参与当地政府的扶贫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为贫困区农民脱贫增收走出多赢之路

2014年1月,国家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已经成为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艰巨任务。目前,全国上下掀起了扶贫攻坚的高潮,发展农业、提高经济效益仍然是最基本、覆盖面最广的产业扶贫内容。针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耕地少、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点,本文提出了以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生态循环技术体系,构建生产和消费精准对接信息平台为推动力的脱贫致富思路,实现贫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脱贫致富目标,并以相关技术的具体方案,提出了实施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措施和建议。     

武陵山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空间分布研究

研究贫困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的耦合关系是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前提.以典型特困连片区——武陵山特困连片区为例,从地区生态问题出发,利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剔除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对研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生态建设—扶贫开发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研究区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国家级贫困县多为扶贫开发落后型,非国家级贫困县以生态建设落后型居多.研究得出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需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的结论.     

旅游减贫背景下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治理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为案例，将旅游减贫视为一种治理途径，分析并回溯遗产地3种旅游减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旅游减贫带来的乡村遗产地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旅游减贫是遗产地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在治理主体、治理技术、社会响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生产出并由话语、知识等构成的动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多元主体在遗产地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状态。第二，遗产地治理按照主体的治理理性和遗产旅游产业角色的不同，可分为工具型、对象型和共轭型。第三，遗产地治理呈现文化权力“再中心化”的趋势，政府在场和第三方监督是保证权威治理体系下遗产地治理效能的核心。结合“世界遗产文化”与乡土文化，使用遗产地能够接受的治理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治理的效能。     

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地区智慧扶贫

以服务民族地区后扶贫时代全面精准脱贫的现实需要为目的，对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地区精准帮扶工作的关联点、契合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大数据在精准扶贫当中的技术优势，提出了建设乡村大数据基础设施、打造网络大数据技术队伍、开展大数据技术贫困治理等实现民族地区智慧脱贫的有效途径，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全面精准脱贫提供指导.     

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地区智慧扶贫

以服务民族地区后扶贫时代全面精准脱贫的现实需要为目的,对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地区精准帮扶工作的关联点、契合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大数据在精准扶贫当中的技术优势,提出了建设乡村大数据基础设施、打造网络大数据技术队伍、开展大数据技术贫困治理等实现民族地区智慧脱贫的有效途径,为我国民族地区的全面精准脱贫提供指导.     

大别山区旅游扶贫生态绩效的实证分析——以豫南4个旅游扶贫村为例

运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利用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豫南大别山区的4个贫困村旅游扶贫生态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豫南大别山区旅游扶贫总体生态绩效为"优秀";晏庄村和东岳村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为"优秀",河铺村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为"良好",董湾村旅游扶贫的生态绩效为"中等".模糊综合分析法是评价旅游扶贫生态绩效的有效方法,也是发现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绩效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CDM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的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的】为了增加森林碳汇扶贫透明度,提高扶贫主体履约率,矫正扶贫行动偏差,进而提高森林碳汇扶贫绩效,需要构建一种科学的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方法】基于统筹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的视角,借鉴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效益、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等3个维度构建了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熵值定权法,以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项目为例,对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进行实证测度。【结果】基于CDM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的实证分析,构建了以经济效益、发展能力、发展机会为准则层,就业、收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拓展、低碳金融、生态环境为指标层的评价体系。经济效益、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对森林碳汇扶贫总绩效的贡献度存在差异:经济效益能在短时期内促进贫困对象增收,其扶贫绩效显现的时滞性较短; 而发展机会创设之后还需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其扶贫绩效显现的时滞性较长,但各准则层在森林碳汇扶贫绩效提升中均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偏废其一。【结论】森林碳汇扶贫绩效随着项目的深入实施逐步上升,扶贫效果得以不断显现; 各评价单元的扶贫绩效存在差异,需在扶贫工作中及时总结各区域的经验与不足,加强交流,不断提高森林碳汇扶贫绩效,充分发挥森林碳汇项目实施在扶贫中的作用。此次构建的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可为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评价提供一种相对客观、便捷的动态评价方法,能够运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森林碳汇扶贫绩效跟踪评价。     

张家界市大鲵产业扶贫绩效动态评价

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方面选取19项指标,构建了大鲵产业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权TOPSIS法和阻碍因子分析模型,对案例区张家界市大鲵产业扶贫绩效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张家界市2012—2017年大鲵产业扶贫绩效逐年提升,增速整体呈倒U字型,经历了较差绩效（2012—2014年）、中等绩效（2015年）、良好绩效（2016年）和优质绩效（2017年）4个阶段;经济、社会和生态子系统的扶贫绩效逐年提升但差异较大,其中经济绩效提速最快,社会绩效次之,生态绩效最慢;大鲵产业综合产值、政府对大鲵产业投资额和销售商品鲵数3项指标,是张家界市大鲵产业扶贫绩效的主要障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