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王阳明思想中的架构

从前期《大学古本原序》与《大学古本旁释》的“诚意”之教，到后期《大学古本序》与《大学问》倡导的“致良知”说，王阳明的大学思想是由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其间，既括了王阳明恢复《古本大学》并推崇其为达到“万物一体”的道德境界的“大人之学”的努力，也包括了王阳明对《大学》思想内容的重解，以服从其心学体系的需要。     

昆山本《琵琶记》及其裔本考

《琵琶记》少刊本，今存秆大多属于通行本系统。其中凡有校语凡例者，多标称依“古木”、“元本”校订刻印，各本之间差异甚小，而与陆贻典抄本、巾箱本、《风月钢囊》摘汇本、凌初成刻本等“古本”系统传本差别较大。这说明它们源出同一祖本。这一祖本，据凌初成考察，即是昆本。凌氏在其所刻《琵琶记》之凡例中说：“《琵琶》一记，世人推为南曲之祖，而特苦为妄庸太强作解事，大加改窜，至真面目竞蒙尘莫辨，大约起于昆本。上方所称依古本改定者，正其伪笔；所称时本作云云者，非，则强半古本，颠倒谬讹，为罪之魁。厥后徽本盛行，则取其…     

花拉子米《代数学》探源

关于花拉子米《代数学》的来源,历来科学史家都持有不同意见.笔者从《代数学》的形式、内容、修辞及方法等方面与古代东、西方的有关论著作了比较,并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一些初步认识:《代数学》中所讨论的一次和二次方程以及某些运算技巧可能源于巴比伦.花拉子米对第四种二次方程的讨论,使用的“三率法”,对圆周率的计算以及某些术语可以在早期传入阿拉伯的印度典籍中找到出处,而在这些数学知识中有一些可能是远源于中国的(比如“三率法”).花拉子米讨论一元二次方程时所采用的算术解法与几何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似乎是受希腊人推崇几何学的观念的影响,但经过仔细分析,认为他的几何证明本质上区别于欧几里得的“几何代数”,而与中国古代的“出入相补原理”更相像.通过与丢番图《算术》的比较,发现它对《代数学》没有直接的影响.《代数学》中几何篇章的内容完全是古希伯来人的一部《测量准则》的翻版,而后者中又有大量题材来源于海伦的《度量论》———一部反映了亚历山大后期希腊数学特点的著作.我们认为,在《代数学》中比较突出的反映出东西方数学并存、但以东方数学传统的影响更为突出的特点.事实上,花拉子米可能通晓中东、近东、巴比伦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遗产,他博采众长,非常明智地吸收了东、西方不同数学源泉中的合理因素,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了他的代数学著作.     

《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

大胆质疑《列子》伪书说,分析伪书说的一些重要论据,指出其诸多纰谬,认为《列子》与佛教并无关系,《列子》中无佛家思想。     

关于花拉子米算术著作的注记

通过史料的对比研究,认为花拉子米可能确实写了两部算术书,通过对“加减法”,“增减术”及“盈不足术”等术语的俄文和拉丁文译名的比较分析,认为另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是《加减法书》,并简略地介绍了保存在花拉子米本人的《印度算术书》及艾布.卡米勒代数学著作中关于《加减法书》的内容片断.     

从理学到心学——读日本学者高桥进先生的《朱子与王阳明》

《朱子与王阳明》是日本筑波大学教授高桥进先生用比较方法研究宋明理学的一部专著。儒学至宋而完成其哲学化,至明又一变,对整个东亚文化圈发生支配性的影响。先生欲通过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比较研究,“从原理上历史地究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思想文化”。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最强烈地表示出对实践的关心,中国的政治学、教育学、修身学都显     

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从宗炳的“含道映物”到郭熙的“林泉之志”,道家精神始终贯穿其中.通过阐释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代表作《画山水序》、《林泉高致》中道家思想的体现,可以发现,正是老庄的道家思想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理论与批评的丰富多彩.     

王阳明哲学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知行合一到致知再到致良知

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订与思维逻辑的发展来看,王阳明哲学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正德四年到正德十五年,王阳明以《大学》格物说为中心,教揭知行本体,强调知行合一的工夫;二、从正德十五年到嘉靖四年,王阳明以协调《大学》格物说与《孟子》良知说为中心,教揭良知本体,强调致知的工夫;三、嘉靖五年以后,王阳明总结一生,合本体工夫言致良知,专以致良知训导学者。     

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

对王阳明提出的“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看法历来态度不一。否定态度有之，肯定态度有之。本文就王阳明“昂扬人的主体精神”的两重性谈点粗浅之见。一、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是王阳明终身人生哲学的理想追求。王阳明于公元１４７２年生于浙江余姚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即倡导“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一次，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却不以为然，反驳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做圣贤耳。”［１］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反映出王阳明自小就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经略四…     

郭象“物之自造”、“自尔”、“独化”论释义

郭象“物之自造”、“自尔”、“独化”论释义束际成，金荣昌郭象字子玄，是两晋元康永嘉年间最著名的玄学家之一。《庄子注》是他的代表作。在《庄子注》的序中，他对《庄子》之旨作了概括：“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这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     

《大学》诚信思想特色及其历史成因

与同类作品相比,《大学》诚信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于以下4个方面:以“诚意”为诚信载体,标榜“慎独”自律,诚信思想体系极为严密以及凸显“人道之诚”的伦理色彩。促成这些特色的原因是:战国时代诚信缺失的国际关系,诚信思想研究的学术积累,“士”人高涨的参政热情以及学术团体生存的内在需要。     

论学庸的引诗用诗——《大学》与《中庸》血脉关系的新探讨

关于学庸研究方面的某些基本问题至今聚讼纷纭。采取“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详细地辑录二书文本引诗用诗的“文本材料”,并与郭店楚简和上博简文等新出土的“地下材料”相互释证,证实二者均惯用“诗云”或“子曰”的引语样式,而到了孟、荀则改用“孔子曰”的通常写法,文字习惯的演变轨迹,可证学庸有血脉关系。另外二书引诗论诗的在文本内涵上有固定化的趋向;语气与风格类似;在运思方法上,也有极强的脉络性;特别是学庸引诗论诗均注意挖掘“诗”文本背后潜藏的象征因素与抽象含义,注重发挥“诗”中所蕴有的“心性”成分,这与后世笃守古义的训诂考证之学迥然不同,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基于民族文化情境的《大学》导读实践--以黔西南布依族地区中学生为实践对象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布依族地区,引导当地布依族中学生对国家传统文学经典的诵读与理解,不但要客观选取具有积极文化因素的内容,还需要面临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因素,其中本民族文化认同与兄弟民族文化的共融是关键环节,通过双向知识共同梳理来强化布依族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家认同感。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理智与情感的审美关照--评叶弥小说《美哉少年》

从对"文革"文化的批判、灵魂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寻找等三个角度来阐释叶弥小说中理智与情感的审美关照.     

强大的依附者——美狄亚形象新论

以史前大母神为原型塑造的美狄亚在已打上父权文化烙印的希腊神话里格外引人注目。占据古希腊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主义人生价值观和妇女观巧妙地将美狄亚排除、放逐在社会之外：对她的顸礼膜拜实则是做“非人化”的处理。美狄亚的遭弃揭示了女性一种尴尬可笑的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既支配着依附于她的男人，同时又依附于他，成为一个强大的依附者。     

简论大革命时期湖南妇女运动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湖南妇女运动发动充分,从城镇到乡村,从知识层到工农层妇女都动员起来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农村大革命中,湖南妇女真正起到了“半边天”作用,涌现了大量的妇运积极分子和领袖人才,为中国妇运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走向学习社会的中国

1968年美国人赫钦斯最早提出了“学习社会”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动下，学习社会已经成为国际上许多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目标。本文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大众化的现实背景，提出学习社会应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努力方向，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走上了迈向学习社会的征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传统普通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是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调整，同时在高等学校推进素质教育，这与学习社会重视人的发展、注重培养学习者具有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教育发展取向不谋而合。(2)建立面向教育终身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能够满足所有人终身学习的要求，这是学习社会的关键特征。本文从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高等教育以及非学历的高等教育等角度展示了我国建立开放化、终身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状况。     

齐长城与齐鲁商战

对于像齐长城这样较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去加以认识和理解,往往会失之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儒家思想观念对后世所造成的思维惯性。儒家经典《春秋》、《左传》中所详记的尽属政治史、军事史以及伦理道德演化史,但客观的历史远比这些经籍所反映的内容更为全面、广阔,如《管子》所反映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璀璨的经济成就,构成了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春秋》、《左传》和《管子》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经济上的胜利;修建齐长城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更是经济竞争的需要;齐长城不仅可以作为军事屏障,更是齐国从事商战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