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

以黄土高原341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分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从区域和分区两个层面分析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镇化率由23.83%上升至54.33%,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形成并逐渐加强。(2)1990年以来,黄土高原县域人口空间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在地理分区上,除高原风沙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显著扩大外,其余各分区县域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3)县域经济发展阶段、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区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本驱动因素。(4)未来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应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差异性科学定位、分类推进,通过地域功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迁移集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生态补偿政策等的实施,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和城乡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分析以及空间分异性研究

利用地理空间探测器以及样带研究和趋势分析等方法,对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率的空间分异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城镇化率分布以郑州为中心呈现单极模式,并沿京广线和陇海线形成"十"字交错的高城镇化率带;在单因子探测中,影响城镇化率空间分布的最主导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其次是第二和第三产业总值占比;在双因子作用力探析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第二和第三产业人员占比的双因子增强作用最强,表明河南省人口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城镇化进程具有较高的协调性.未来河南省还需提升产业层次,通过向工业服务业转型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以促进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持续高质量发展.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陕甘两省城市发展对比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陕西省和甘肃省省域、市域与县域社会经济数据和空间数据,采用城市基尼系数、首位城市集聚度、城市建成区扩展强度分析及重心变化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不同空间尺度对陕西省和甘肃省1990—2015年的城市发展变化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陕甘两省城市建城区扩张强度整体不断增强;甘肃省城市建城区重心折返迁移,陕西省迅速向东北方向转移.陕甘两地均为分散化的空间结构;甘肃省城市规模差异及要素集聚能力均先减后增,陕西省城市规模差异及要素集聚能力均不断增大;甘肃省地域范围广,不能兼顾所有城市发展,城市发展差异大,陕西省前期城市发展快,后期遇到发展瓶颈,发展受限.陕西省的城市规模整体上大于甘肃省,陕西省为强单中心城市结构,而甘肃省为双核心城市结构.陕甘两省城镇化水平整体不断增强;城市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对其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带动作用越强.县域尺度上,陕西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相对较协调,而甘肃省县域城镇化发展差异较大.自然环境因素是城市发展的基础驱动力;经济因素是城市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不同空间尺度地区的联动发展不仅推动了大区域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小区域的进步.     

山西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分布及其产业发展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山西省2005年~2014年城镇化率数据,在Arc GIS软件的支持下,探索山西省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分布及城镇化水平发展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首先近十年间山西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水平差距整体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第二,城镇化水平地区空间分异比较明显,高度城镇化地区多集中于地级市,西部城镇化水平较东部高;第三,对城镇化水平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城镇化与第二农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在第二产业发达区域,其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     

青藏高原城镇化时空格局变化及自然驱动因素分析

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条件导致了其较低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青藏高原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与成因对推动当地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利用1990-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青藏高原范围内县域单元的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导致城镇化格局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地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率波动较大,区域差异明显,且差异有减小的趋势;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行政中心与高原东部边缘地区,高原中部部分地区存在城镇化率下降的情况;地形因素是影响青藏高原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自然因素。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活四方面选取17项指标构建了评价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以综合得分为变量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即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之间相邻,城镇化水平低的县域在空间上也相邻:同时福建省区域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强.     

陕西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研究及延伸思考

针对当前城镇化率统计和测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概念,以陕西省为例对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陕西省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单一城镇化水平拟合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我国中西部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分为均衡型、资源驱动型和生态敏感型三类,并对各类模式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提出政策引导.     

河南省县域城乡互动水平的时空演变

基于新常态背景,构建县域尺度下城乡互动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标法、主成分分析法、空间分析方法等,对河南省县域城乡互动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河南省城乡互动水平的时间格局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近期互动水平提升的幅度较大.(2)河南省城乡互动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呈现明显的规律特点,高、较高水平区以郑州市辖区为中心向西北方向不断增多的演变特点,显著HH区不断增加且出现集中分布态势;东部、东南部、南部等区域的低、较低城乡互动区的整体格局变动不大并形成大范围连绵分布之态势,显著LL区的分布与低城乡互动区的分布格局并不一致.总结而言,影响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发展的支撑、城镇化的拉动、城乡体系优化、信息化的融入影响、战略政策的导向影响等.     

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及其演变特征分析

科学认知县域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可为促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2008-2018年贵州省83个县域单元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城乡一体化3个维度构建了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分析方法探析贵州省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水平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8-2018年贵州省各县域单元城镇化质量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城镇化质量中等别的数量不断增加,低等别的数量持续下降,但高等别的占比仍然偏低.(2)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内在耦合协调水平偏低且区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稳步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六盘水市区、遵义市区以及仁怀市,缓慢提升型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区周围以及沪昆高铁沿线,低水平保持型主要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3)贵州省县域城镇化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质量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沿线区域;城镇化质量热点区域保持在贵阳、遵义及其周边区域;次热区域毗邻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黔中地区;而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部和东南部.贵州省应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持续提升县域城镇化质量和努力缩小区域差异;夯实黔中地区对贵州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县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时空错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质量和规模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时空错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文章选取长三角城市群26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对2009—2019年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进行综合测度,通过泰尔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和空间重叠性、空间错位指数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错位程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 研究时段内,城镇化水平由“规模驱动”转向“质量驱动”,其变化取决于中低水平城市数量的替变转移上;随时间维度变化,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内部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规模内部差异扩大,规模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突显.2) 空间分布上：城镇化质量始终以中水平地区为主,高水平地区不断增加,低水平地区持续减少;城镇化规模始终保持“中部凸起”的分布格局,中等规模城市逐渐取代了小规模城市,成为区域主导的城镇化规模类型.3) 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空间错位：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由小部分城市的不匹配造成的.4)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空间错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均GDP、每万居民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空间错位指数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均GDP和土地城镇化率对空间错位指数贡献最大,其他因素不显著.     

城镇化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从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对河南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认为城镇化对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并对制约城镇化促进河南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详细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     

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探析

对河南省县域经济特征进行分析,指出县域经济是河南经济的重要支撑,农业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初步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存在较大空间差异;总结出工业化、平原农区特色经济、山区资源开发三大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就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布局、“三农”问题等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就业基础看河南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选择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从就业数量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看,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多,河南新型城镇化出现就业支撑不足与招工难并存的逻辑悖论.从就业结构看,虽然总体来看河南非农就业的比重已经很高,但受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限制,河南农民工就业层次低且不够稳定,多数农民工仍达不到市民化所需要的收入水平,这就决定了河南的新型城镇化需要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推进.就当前的政策选择来看,首先,应不断扩大就业,不断强化新型城镇化的就业基础;其次,应从城镇与农村两方面消除人口城镇化的制度障碍,构建农民转户进城的顺畅渠道,使具备市民化能力的人口愿意进城、能够进城;第三,应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多数农民有机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提高农民市民化的能力.     

政策因素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河南省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

选出对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作用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强县扩权这一政策因素,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原理,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政策因素即强县扩权的实施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河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城镇化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5-2011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水平、城镇建设水平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城镇化的地区差异.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对城镇化地区差异的解释力最强,是导致差异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为重要.     

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二者的协调发展是建立和谐型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重庆市及各县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偏离差,并据此划分出协调度类型,结果表明:目前重庆城市化水平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二者呈现极不协调状况,同时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影响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结构体系不全、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城镇产业特色不明显关联性差等;最后提出了推进重庆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河南省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初探

依据有关统计资料及河南省投入产业表(2007),对河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投入产出系数的计算等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相匹配,中原城市群内各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依然明显.建议采取以中原城市群为依托承接产业转移,选择科学的城镇化道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相应措施.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分析——以天柱县为例

引用天柱县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依据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区域差异模型和土地利用程度模型,全面分析天柱县1997～2005年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驱动力主要有经济发展、城镇化、工业化、人口增长等.     

中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通过对中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目前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思想观念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引资融资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快中宁县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主要采取克服行政区划的制约,应率先彻底取消县级城市的户口限制,完善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奖惩机制等对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