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外空、冷战与象征政治——苏联人造卫星事件对美国外空政策变革的影响(1957-1961)

在冷战背景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促使美国外空政策从"和平化"、"非竞赛化"逐渐转向了"军事化"、"竞赛化"。自此,美苏两国在外空领域展开了漫长而激烈的角逐。本文聚焦早期美国外空政策变革背后复杂的党派政治、军种政治及国际政治博弈,从科学政治学视角研究了苏联人造卫星事件对美国外空政策变革的影响,揭示了"国家安全"的建构性,以及外空作为一种象征政治的存在,是美苏冷战较量的高边疆。     

自律与他律——特色小镇建设的伦理治理及现代转型

在地方发展与治理中,政府政策的干预属于他律,与此形成重要补充的是以内生伦理为治理途径的自律。伦理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和制度伦理源于内生伦理约束,并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以伦理治理对特色小镇建设进行自律性审视,发现汲取型、管控型、动员型和功利型治理方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内生伦理自律与外来治理他律的良善结合。按照"元伦理"的伦理审视与伦理批判,基于乡镇基层政府、原住民和外来资本的社会契约,特色小镇的伦理治理应实现从"汲取"到"服务"、从"管控"到"共治"、从"动员"到"回应"、从"功利"到"公益"的现代转型。     

论贝尔纳科学治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贝尔纳运用社会互动论的思想,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科学的运行模式,指出现代科学建制内存在三足鼎立、相互作用的科学共治主体,即:科学家、政府、群众。他特别强调在科学界与政府以契约方式管理科学事务的同时,群众作为科学活动的最终委托主体,其对科学的民主参与是科学健康发展和造福人类的根本保障。贝尔纳还从多个维度对国家宏观科学活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探讨,其规划与自由有机结合、向人民开放、不拘形式的合作和内部民主等社会主义科学观,蕴涵了当代科学治理思想的萌芽,对中国科学发展与科学治理模式的探索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时,贝尔纳科学治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克服和超越。     

论默顿的科学治理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其思想理论蕴含科学治理的基本原理。默顿在阐明科学治理与社会环境关联的同时,确立了科学共同体治理的行为准则、根本机制、评价原理。默顿思想体现的科学共同体自主性、自治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基本特征,对于当下科学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

作为科技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关键,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科技治理的柔性模式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柔性治理架构,以责任文化和科学精神为价值取向,倡导科技治理主体进行平等互动与民主协商,以灵活多样的治理工具为载体,构建多层次政策学习机制,进而加快科技体制深化改革进程和提升治理绩效。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探究

当前,人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倾向,这种截然二分的态度实质上是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技术,其结果是唯一确定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相互构建和相互规定的,这种互动性是人工智能不确定性的根源,并且由于社会因素的融入和具体技术的语境性强化了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对人工智能不确定的治理需要遵循预防原则;对具体人工智能技术要进行评估,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全球层面进行治理,引导人工智能与人类协调发展。     

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与如何治理

人类基因增强作为一项试图改造人类自身的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和塑造着人与社会。人类基因增强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其研究和应用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的、法律的和社会的问题,亟需对其进行治理。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基因增强技术进行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是指政府、专家、企业、公众等技术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以伦理原则为指导,解决人类基因增强技术研究和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促进技术为人类造福的各种方式的总和。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理什么,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对象;二是谁来治理,即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主体;三是如何治理,也就是人类基因增强的伦理治理路径。     

R&D联盟治理机制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建模与仿真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把R&D联盟治理机制划分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方式。运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构建了R&D联盟企业间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影响知识转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采用Vensim PLE软件对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和灵敏度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均对R&D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存在正向影响,且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同时采取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往往比采取单一治理机制更有利于促进R&D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本研究结论揭示了R&D联盟治理机制对知识转移影响的内在规律,并对R&D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综合治理观的兴起——简析现代中国建设时期的综合治理与科学治理观念

中国自古即有治理水患的传统,它体现了治理者的主体意志。1949-1966年从集中用于治黄治淮开始,到治理江海湖泊、治水、治土、治山,到治理沙漠、综合治理,进一步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化了治理的综合性和科学性,形成了治理就是具有能动性的治理主体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包括把科学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去治理自然的综合治理观。1970年前后,综合治理观类推到治理环境、治理污染;经过197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次儒法之争,治理环境污染的观念外推到社会污染治理,形成了儒家"人治"与法家"法治"相综合的综合治理法制观,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多层次治理——苏格兰的经验与启示

多层次区域边界、差别的制度和多元政策主体使区域科技创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解析苏格兰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多层次治理模型及运行机制,分析在功能、部门和层次三个维度的框架中政策网络的整合过程,为区域性科技创新治理系统的网络治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     

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的运作逻辑

目前学界对技术治理研究的框架主要有技术赋权与技术监管、技术生产与技术约束。然而这两种研究视角都将技术治理的治理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从技术治理的制度层面展开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反思当前我国技术治理绩效提高仍停留于表层的技术手段升级改造,忽略了制度支持在技术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出发,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提高政府技术治理绩效路径:技术嵌入与制度吸纳,并分析这一新路径内在逻辑的合理性。最后得出技术治理需要注重技术与制度的动态平衡,促进二者之间的共生发展的结论。     

科学管理的新模式:《全球科学管理》的解读与探讨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变革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原来的线性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形势。在民主化、多元化、全球化的社会中,对科学的管理应当是多层次、多维度和跨国界的。本文从管理制度、社会文化、伦理等视角分析了《全球科学管理》诞生的历史背景、必要性和全球科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所提出的全球管理的一些基本价值取向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与对策。最后指出全球科学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立体多维的管理,目前尚处于理论观念阶段的探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和具体的强制性措施,其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气候问题的善恶追问

气候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从善与恶的视角对气候问题进行伦理追问,深刻地揭示气候问题也是个伦理问题。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涉及善恶问题:发展中国家是生存性排放,属于低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善,而发达国家是奢侈性排放,属于高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恶;气候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是恶的体现,气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如果没有善恶评价和伦理考量,就一定会发生"公地悲剧";气候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善的引导,发达国家不能只考虑本国利益的"小善",而不肯接受全人类利益之"大善"的实现。只有全人类利益的"大善"实现了,才会有本国利益的"小善"实现。     

全球化进程中的卫生外交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卫生治理先后出现了国家卫生治理、国际卫生治理和全球卫生治理等形式,当然国家层面下还有地方性卫生治理。卫生治理方式的改变带来了卫生外交的出现和发展,从隔离检疫制度作为最初的卫生外交的载体,到国际卫生大会的召开,国际公共卫生公约的颁布和修改,区域性国际卫生组织的出现,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建立,卫生外交以国际卫生外交为主要形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而现在随着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跨国公司,乃至个人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卫生外交步入了全球卫生外交的时期。     

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兼论"李约瑟难题"

中国古代数的观念与治道传统关系极为紧密。受传统治道思想的影响，数的观念在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理性”受到“神性”的抑制；在理论形成阶段，人们注重对“公约”的遵守而采走上“公理化”的道路；而在对数的运用与研究过程中，则过于强调实用、功利，始终采能超越封建政治文化制度，仅以求得特定的方法、技巧为满足，从而陷入“数术”的框架，采能像近代西方那样创设独立的“数学”理论体系。     

PUS研究的两种思路

本文评析了目前PUS(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两种思路和主张,以及相关学者在这两种思路下所做的工作.两种思路的倡导者都在历次全国及跨国调查的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分析模型,都为PUS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美国大学的跨学科战略实践及其经验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大学广泛实施了跨学科战略与行动计划。本研究通过多重组合案例形式详细介绍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战略、组织政策、组织结构与特色实践,建议我国应制定国家层次与大学层次的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加快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建设,以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变革。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Fix it, Please Stop Breaking it!"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Climate Change

Taking precautions to prevent harm. Whether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Vorsorgeprinzip, føre-var prinsippet, or försiktighetsprincip, etc.,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embodies the idea that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should act to prevent harm. Furthermore,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suggests that action should be taken to limit, regulate, or prevent potentially dangerous undertaking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bsolute scientific proof. Such measures also naturally entail taking economic costs into account. With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of the 1980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operational concept. On the eve of the 1997 Climate Summit in Kyoto, precaution, a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s often referred to, has now become a key legal principle in environmental law, in general, and in current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in particula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why. It examines in turn the natural affinity betwee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climate change, reviews a series of issues which the principle raises, and discusses avenues which it opens paper, climate change fulfills the theoretical requirements se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raises high political stakes. As a result, climate change science, in particular, and science, in general, is under the fire of politically-motivated scientific skeptics. Thus, by way of the counter-measures which must be put into effect,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alls for a great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Specifically, from scientists, it demands perseverance in rigor, excellence in communication, and committment to education. However, even if special efforts are made to implement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he succes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will constitute no test of the validity, the usefulnes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deed, the degree to which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ucceeds only provides a measure of our kind's ability to manage responsibly the global commons which we inherited from our ancestors and which our generation enjoys, the global commons which we will pass on to today's children and to generations to come.     

黎曼猜想什么时候会被证明出来?

首先从对数学猜想证明的理解得出了影响证明数学猜想的两个重要因素,即数学猜想的证明依赖于必要的数学进展和合适的数学家;接着对这两个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对黎曼猜想的证明来说,无论是所需要的数学知识和方法是否具备还是是否有合适的数学家二者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法肯定该猜想什么时候才能被证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