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文学成就探析

老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是中国哲理诗创作的先驱。一部《老子》,是哲理与诗歌的结合体。如果把《老子》整个算作“哲理诗”,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其它任何哲理诗作象它那样具有独创性,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广大深远的影响。《老子》又被看作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体,人们或称之为诗,或称之为文,或说它文中有诗,或说它诗中有文。是诗、是文、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从大处着眼,重要的不在于这称谓上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所共同揭示的《老子》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特异性。《老子》的体裁是春秋末年伟大哲人所独创的,所以我们不应以其后世的某些标准硬套它、苛求它,而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作的开端和中国哲理诗的一种最早的、特殊的样式。 《老子》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把握它。     

熔理入诗 涵蕴幽微——古体诗的理趣略说

深刻的哲理青春长驻，而诗歌中一些富于魅力和最深刻的东西也往往涵蕴在诗情与哲理交叉的区域。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就很讲究诗的理趣，历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上把说理“带情韵以行”当作艺术上的一种追求，从《诗经》开始，直到当代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几千年的古体诗歌创作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情理兼具、情茂理精的优秀诗篇，受到读者深深的喜爱，以至谁都可以吟诵几首或几句理趣精妙的诗来。     

《周易》艺术意指符号学——原初是诗审美特征的解读

《周易》无论占卜符号,还是文字符号,都是艺术的符号。“艺术说到底是一种含蓄意指性的审美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这样说,《周易》实际是一部艺术符号学或符号学美学。那么,《周易》艺术符号学特质是什么?根据艺术与审美原理,可知它的特质是诗。即《周易》原初语言是诗。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来判断。一、从寓言原根型隐喻看,《周易》是诗。《周易》文字型符号基本上是寓言,哈曼说:“必须把所有的寓言都列入宣传诗,因为在寓言中,对引人入胜的故事的审美兴趣被非常巧妙地用在故事的道德教训上。”甚至波捷勃尼亚还把寓言看作能够     

妙用修辞文生辉

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很有道理。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说：“言以文远。”     

递归象似视角下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

弗罗斯特将一首小诗《牧场》作为序诗反复出现在他多本诗集的卷首,一些意象,譬如“树林”和“雪”,经常反复出现在同一首诗歌或多首诗歌之中。这种递归象似的手法是弗罗斯特阐述哲理思想与抒发情感的有效手段,也是他的诗歌之所以具有魅力的一个缘由,从这一视点切入,读者或许可以在新层面上体会诗人的哲思与诗情。     

略谈古典诗的朦胧美

在中国古代关于诗的意境类型的论述中,有“含蓄”、“空灵”、“混沌”的提法,在近代才有“朦胧”的提法,都是讲的文学作品要有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让读者有想象的余地。这是说文学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含蓄和朦胧是相通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分,如含蓄讲究“言不尽意”、“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朦胧主要是借某种自然物象的模糊性表达诗人的迷离情感。由此看来,模糊和朦胧更相通些。在古典诗中意境的朦胧美,更能感染读者,调动起读者对文学作品再创造的欲望。     

外交之妙 妙在迂回——外交谋略之六

人们常言,外交是一门艺术。艺术之妙,妙在不直。开门见山,一览无余,终非艺术上品,而曲径通幽,柳暗花明,才能引人人胜。诗贵“曲笔道真情”,不画庙而画幡竿才是古画“深山藏古寺”的不朽名笔。艺术如此,外交亦然。外交之有“艺术”的美称,恐也在于这“不直”二字。“不直”之谓,套用外交术语,则称作“迂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

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金学智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里说：“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①对于诗和画，中国和西方早就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二者的共同性，但西方从莱辛...     

试论情感在写作前的作用

没有感情便没有艺术。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情是维持艺术生命,使其长苗、开花、结果的根本。我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时候,常常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作家情感的流动,看到作家某些经历的“影子”,即使是最冷静、最含蓄、最有节制的描写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是作家在一种激情的催促下     

适性抒怀与缘意写景——陶渊明咏怀诗意境论

陶渊明的诗歌分为田园诗、咏怀诗和哲理诗等三类。陶诗一般均呈现为情与景会、物我相融和意境浑成的特点。在以《饮酒》、《杂诗》和《拟古》等为代表的咏怀诗中,陶渊明亦有着独特的艺术创造。其具体表现为用高度概括的形象化方式,寄托和抒发自己的情怀,特别是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和景物形象,使情感客观化。诗人或侧重于写“景中情”,或侧重于写“情中景”,但都达到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美学境界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生活·特色·精美——评许行的微型小说集《野玫瑰》

丰富的生活阅历为许行同志创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微型小说作品集《野玫瑰》,人物多姿多彩,题材丰富多样,主题深邃富有哲理,语言幽默泼辣、含蓄蕴藉,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     

深沉庄重、意趣悠远——论《流沙河诗集》的艺术特色

《流沙河诗集》是诗人流沙河的代表作,辑录了流沙河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思想艺术特点。他的诗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现实的空间感兼具、古典的韵味与民歌的情调杂糅、深邃的哲理韵味和率直的情感抒发融和等艺术特色。     

在“诗”与“经”的矛盾中把握汉代诗学思想

汉代诗学其主导的、典型的诗学思想可以一言尽之,曰:“诗”与“经”的矛盾.汉人以《诗》为“经”,通经致用,《诗》成为现实政治讽谏的张本.汉代诗学便在以“经”解《诗》的矛盾中确立起来.“诗”与“经”的矛盾表现之一是“虚虚实实的历史批评”;表现之二是“拘拘挛挛的情性说”;表现之三是“是是非非的比兴论”;汉人从以经评《诗》、解《诗》中引伸出的文学理论与原则,又成为其衡《骚》评赋的标准.汉儒解诗形成的《诗》“经”精神,一方面涉及到诗的艺术本质,另方面又过分注目、牵附政教风化,以至于损伤了诗美,也未形成纯粹的诗理论与诗美学.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志摩诗艺术谈

徐志摩只有短暂的十年创作生涯,可他给我们留下的诗集却有厚厚的四册;《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他死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云游》。这四本诗集反映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四类:爱情诗、政治抒情诗、旅游记物诗和哲理诗。四类诗中,爱情诗从数量到质量都首占鳌头。本文想就徐志摩这些诗作作一些肤浅的艺术探讨。将抒写题材的广度和对题材开掘的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徐志摩诗作的特色之一。过去,人们对志摩的诗总有一种偏见:认为“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言下之意     

大开大阖大俗大雅--解读《有的人》

臧克家诗作《有的人》以近似口语化的非常态逻辑语言开篇，凭借“生”与“死”两个矛盾概念的两极碰撞，勾勒出诗歌的艺术框架，思想意义反向扩张，对立中求得统一，显示出深邃的辩证哲理，主题因此而得以升华。     

天地终无情 何以为蒸黎——兼评“三吏”“三别”中的女性形象

“三吏”“三别”是杜诗中现实主义的名篇。这六首诗的基本思想和诗中的妇女形象,众说纷纭,很不一致。举其要者,大致如下:一说“这六首诗也有一个总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爱国主义。”①一说“这一组诗所以动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艺术地发挥了爱人民的思想。”②还有一说,认为“‘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③以上三种意见可用“爱国”“爱民”和“忠君”六字概括。论及诗中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对《石壕吏》中老妪的分析和评价,历来的看法     

浅议语文教学的留白艺术

留白是“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中国艺术历来讲求留白的妙用，司空图在《诗品》中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李渔在《中国画论·神韵说》写道：“诗在有字句处，诗之妙在无字句处”。     

试论《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

《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结构安排、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直而不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古诗十九首》从属于广义乐府、叉与文人创作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直”突破了“诗骚”的传统，保留了汉乐府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古诗十九首》的“不野”叉将文人的深邃和精致融入民歌中。它的出现开创了中国文人诗创作的一个新的领域，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