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与内战决策

国民党的党组织存在着两个突出的弱点：一为派系斗争的尖锐，二为基层组织的空虚。到抗战胜利时，这种状况不仅未得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严重的组织危机使国民党对与中共进行政党政治竞争深怀顾虑，进而使其在战后政治发展进程中增加了对武力的依赖。国民党在组织危机的刺激下发动了内战，又因党组织无力支撑内战而失去政权。     

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浅析

蒋介石为了换取发动内战的资本，使中国经济一步步成为美国的附庸；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严重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农村的征兵征粮征税政策，导致了农村经济极度凋敝；恶性的通货膨胀政策，引发了国统区经济的严重危机。这些是导致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溃败的经济原因。     

和平、民主、团结的潮流不可阻挡──从旧政协到人民政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旧政协，中国显露和平建国的希望。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的拥护下，用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召开了人民政协，成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简论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的对华政策

美国在战后选择了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国共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这对战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倡导者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华北事变以前，中间势力积极要求抗日、民主和团结。为造成举国一致的抗日局面，中间势力吁请国民党各实力派停止内战，积极反对国民党的“剿共”战争，并提出了结束“国共内战”的条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间势力所倡导的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实现，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倡导者的历史事实。     

“西安事变”述评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引入瞩目的一件大事。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要求抗日救国,停止内战,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于西安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经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蒋介石一方,张学良、杨虎城爱国将领一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与分裂局面的形成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局面。由于和谈中国民党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使和谈彻底破裂。然而,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和谈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也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这次和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浅析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从而危及社会整合。南京国民党政权推行的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秩序和御用文化的价值信仰体系,为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论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处于“偏师”地位的客观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国民党在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方面超过中国共产党，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处于劣势；再加上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以国民党为领导、为中心的“容共”、“限共”政策，因而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限制的策略，客观上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国民党的从民者、追随着地位。     

略论民盟在重庆谈判时期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时局的中心问题。全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迫切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反映全国人民的愿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蒋介石则继续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独裁政策,但为了掩人耳目,同时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内战,又演出了一场假和平之戏,三次拍电报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教育全国人民,为了阻止内战的爆发,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于八月二十八日至渝,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大革命失败原因再分析

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其原因是复杂的，人们在研究失败原因时，往往更多的是强调由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所导致，本人认为既有“右”的也有“左”的错误。而在研究失败的客观原因时，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而忽略了国共在合作中的斗争，特别是国民党方面随着实力的增强，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害怕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危及本党利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清洗共产党，屠杀革命群众，导致大革命失败。     

孙中山的政党观发展略探

孙中山自创办兴中会始，整个一生即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政党建设。从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均由他亲自参与组建并担任领袖。从他领导进行斗争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可以看出他对政党政治认识的变化及其发展脉络。     

周恩来、王京岐与国共旅欧统一战线

1923年秋冬,随着国内国共合作进程的加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旅欧支部和以王京岐为代表的旅欧国民党组织,在孙中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实现了政治合作。国共旅欧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周恩来和王京岐带领广大旅欧国共党员,积极开展国际性反帝活动,坚决回击“国家主义派”和旅欧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分裂行为,确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们两人也在共同的革命经历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国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土地改革及其政治意涵

1949年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初期，由于外交冷落，内政混乱，经济凋敝，台湾岛内人心惶恐，局势动荡，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危机四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从1949年到1953年，退台后的中国国民党当局被迫采取“和平渐进”的措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不但缓解了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的经济危机，也为其在岛上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这次土改可喻为国民党败退台岛后的一棵“救命稻草”，它具有重兽古白政治素涵．     

国共两党（1927年-1949年）执政合法性的比较——从政党伦理的视角考察

从政党伦理的视角来看,执政党要获得和增强执政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树立和坚定为民众谋利益的伦理价值理念以及在广大民众中树立党的道德权威形象。以此为参照,对1927年-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的政党伦理进行解析,将能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丧失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的内在的必然逻辑性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抗日战争时期江南地区的国共关系

本文阐述了抗战时期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时代背景 ,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在江南地区的特殊性 ,指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坚决抗战路线得民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失民心。     

浅析抗战时期我党提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内在动因

抗战时期，我党提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内在动因主要是基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各方抗战力量的投入和战争形态持久性的显现，为我党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在开辟五指山根据地过程中，中共琼崖党组织始终注意把握好统战政策的尺度，与国民党顽固派既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适当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原则方针，为深入白沙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黎苗族人民发动的白沙起义，使得黎苗族人民从开始单纯地进行反顽斗争，到在琼崖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自觉地加入全民族的解放斗争行列，有力地促进了白沙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和五指山根据地的开辟。     

宪政的跳跃与跌落：1945-1946年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浅论

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政治体制随着抗战接近尾声,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两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的武装力量并驾齐驱的局面,这种二元化的政治格局为战后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由训政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中国各党派甚至一度看见了宪政的曙光。然而因为制度变迁主体的缺失、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导致跃向宪政的制度变迁最终归于失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策略分析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运用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等开展广泛的政治传播。在政治传播过程中,通过重视对政治传播全面的控制;充分发挥外国媒体和记者在政治传播中的巨大作用;运用一般和典型相结合、典型带动一般的政治传播这三个主要的政治传播策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传播的目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政会行政效率研究(1924—1937)

中政会作为党与政府的纽带机关,是国民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政效率如何,直接影响着国民党及整个政治体制。从中政会委员人数、委员兼职及会议体制三方面,可以对制约中政会行政效率的要素展开宏观与微观分析,揭示中政会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成因及其与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