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科学发现问题由热到冷的反思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外相继兴起过科学发现问题研究的热潮。这一研究热潮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它一反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的发现与发明的二分法,将科学发现纳人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范围。这就抓住了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有两个方面：如何发现和如何证明？”（江天驻）国内外探讨科学发现问题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策略：国外“发现之友”们十分重视案例研究,因为他们遵循“科学实际上是怎样的”方法论原则（历史主义学派）,而抛弃了“科学应当怎样”的方法论原则（波普尔）。国内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先作案…     

对科学发现推理的再认识

科学发现是科学的生命。科学发现的推理问题一直是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提出，科学发现中的模型化推理对于科学发现的创造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理应纳入现代科学发现推理的研究领域。作者从人类思维的起源和发生认识论角度进行了考察，结合科学家的典型实践活动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并且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科学发现的创新意蕴

当我们回溯发现与创新问题研究的历史时会看到，最先把创新概念引入学术领域的经济学家把发明和发现排除在自己的视阈之外，而长期以来钟情于发现辩护问题的科学哲学家却忽视对发现本性问题的探索。十分有趣的是现在他们殊途同归：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科学发现是创新的源头；而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触及发现与创新关系问题的迹象。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阐释发现与创新的关系，揭示科学发现的创新本质。     

科学发现的本质及其逻辑机制的再发现

不管对科学发现进行语义分析，还是对科学发现活动本身进行历史探究，我们都会发现，科学发现除了具有社会、历史和心理上的属性外，它在本质上乃是新假说的产生、选择、修正、接受和解释的逻辑过程，其逻辑机制正是皮尔士与汉森等所倡导的溯因推理。而且，现代认知科学的新成果促进了溯因推理形式的不断完善，人们意识到在新假说产生与选择中背景理论与背景知识的重要作用，创新了溯因推理的推理形式，令人满意地回答了溯因推理何以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的问题。     

机器学习与科学发现——以AI-Einstein为例

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广泛地应用于科学实践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但其在数据密集型学科带来的“科学新发现”，只能获得存在于数据中的已知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试图用机器学习重现科学史上新概念和新理论发现过程的“科学再发现”研究，也因为使用模拟出来的数据而成为后知之明；作为“曲线拟合”的机器学习常被认为不能带来“真正”的科学发现和概念创新；通过对19世纪关于光的传播和寻找以太相关的观测和实验数据进行挖掘并用机器学习建模，发现当同一类问题的数据和理论之间出现冲突时，“曲线拟合”方法至少可以帮助带来科学概念的转变，提示新知识的出现。     

基础研究与良序科学

当前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型举国体制都要求发展和革新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构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需要处理好：研究方向和重点领域的选择问题、长期稳定的知识供给问题、公共价值的充分代表问题及如何符合人类道德规范的问题。“良序科学”作为科学哲学家所论证的关于现代科学形态的理想模型，提供了一种扩展科学多样性的思路，可以从认知多样性和价值多样性的角度分别回应上述的基础研究的认知需求和价值需求，为解决“前瞻性”基础研究的现实难题提供了启发。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科技政策与科学哲学

科技政策是为促进和指导科学发展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的努力。但是，对科学进行计划和控制是可能的吗?合理的科技政策是可能的吗?为指导科学发展而作出的努力是否会损害科学的自主性?在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们自然会问，新近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变化模式的讨论是否有助于这些同题的解决。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九）科学是“魔鬼般的价值库”——一种劳动价值论视域的解读

对“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这一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技术的价值的探讨。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价值问题，理论界提出了“科技负载价值”、“科技与价值无涉”、“科技价值中立”和“技术负载价值而科学与价值无涉”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的评价，而是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劳动价值论视域对科学的价值进行解读。从劳动价值论的视域来审视，科学不是“魔鬼”但却是“魔鬼般”地负载着人类科学劳动创造的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价值库”，因此科学所形成的“价值库”即“科学价值库”，是“魔鬼般的价值库”。     

科学发现的社会基础——评布兰尼根科学发现的赋值模型

科学发现研究是科学技术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自然发生的客观事件,发现的地位获得仅决定于发现的原始文本。布兰尼根通过对孟德尔遗传定律等案例的详细考察提出科学发现的赋值解释模型,主张科学发现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社会建构的结果,科学家和科学解释者根据可理解性标准从备选的研究成果中选择并赋予其发现的地位,同时,赋值模型对于多重发现和科学发现优先权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论科学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

科学研究的过程及科学成果的应用表明,科学的理性精神及其功利价值能够推动人类的道德建设。科学精神直接丰富和发展了道德主体的道德观念,而科技成果的应用,又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科学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以其求“真”,求“美”的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与人类“善”道德的动机融为一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神,是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论科学发现作为问题解决的特殊性——对赫伯特·西蒙机器发现研究的分析

将科学发现视为问题解决的观点,是科学哲学与认知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促成机器发现研究方法的产生。西蒙不仅指出科学发现作为问题解决的普遍特征,还概括了科学发现区别于其他问题解决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从创造性的角度将科学发现与常规科学的问题解决区分开来。从科学问题的角度看,科学发现和机器发现都是从未知到已知的科学问题解决过程,体现了不同层面的创造性,使得机器发现可以通过再发现的形式模拟科学发现。     

科学:被困的普罗米修斯

一、科学是天使 ,还是魔鬼 ?对于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 ,在当代思想和文化的气氛中 ,科学是被误认为魔鬼的天使 ,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数学家、当代科学与文化研究学者诺曼·列维特的说法 :科学是被困的普罗米修斯。从人类历史来看 ,特别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漫长黑夜之后 ,正是科学的诞生为人类带来光明。从 17世纪以来 ,科学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来塑造人类的历史 ,创造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评价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时 ,英国哲学家波普说 :“培根的乌托邦 ,就像许多乌托邦一样 ,努力把地球变成天堂。就它所承诺的 ,即通过自身奋斗以增长…     

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科学形象--《科学社会学新论》评介

科学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成就最为独特而显著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及其物化的技术是构筑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维度之一，它不仅塑造了近代以来人类生存的现实背景，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规定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前景。凌顶无低山，曲高和不寡。当此之时，科学受到来自其他文化形式的审视与反思，就是最符合它的本性的、水到渠成的现象。当丹皮尔从历史的角度称赞“再没有什么故事比科学思想发展的故事更有魅力”的时候，人们同样可以从现实的角度期待科学能够成为社会学的适当题材。因此，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一旦成熟，就立即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催生了引人注目、生气勃勃的科学社会学。高建明教授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科学的人文维度--多侧面认识科学的人文蕴含

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科学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表现形态上都与人文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正是科学与人文沟通与融合的基础。从科学的精神文化功能，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法，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等方面阐述科学的人文特性将成为科学问题研究的新维度。     

问题与算法——从发现的逻辑看人工智能的局限

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是科学发现和知识发展的关键,而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的认知的关系的研究较少去探究两者在“提问”和问题应对方面的差异,因此有必要探讨“问题”与“算法”的联系。从科学问题的形成、应对直到形成理论的过程等来看,AI难以提出创造性的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也难以单纯用算法解决。主要依据是：一些重要科学发现过程中存在假设“先于”观察的现象,以及问题形成和认知跃迁往往是非归纳、非算法的过程等等。因此,在科学发现的能力方面,基于算法的AI可能具有较大的局限。     

作为科学哲学概念的创新——发现与创新的关系辨析

本文试图把创新概念从经济学推广到科学哲学。作者回溯了历史上研究科学发展问题的三个导向：理性-逻辑的、心理-社会的和综合的，揭示了发现概念所包含的创新意蕴。进而指出发现作为创新的本质是现念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科学合理性的历史演变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随着近代科学一同产生的。当伽利略把“实验方法和归纳法与数学演绎法结合起来”创立近代科学时，科学就面临了合理性问题：如此建立的理论何以是可接受的？面对来自宗教和哲学的攻击，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自然而然地对科学合理性作了如下辩护：1．科学是可经验的；2．科学是合逻辑的。稍后形成的近代西方哲学和19世纪后半期形成的实证论哲学，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按照伽利略所设定的“经验和逻辑”框架来对科学合理性进行哲学层面的论证。但是，无论是从笛卡尔、洛克经莱布尼茨、休漠到康德的知识论哲学，还是孔德、马赫的实…     

在科学与政治之间:重新发现纽拉特

近年来兴起的对左翼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政治学维度上。要深入理解左翼维也纳学派,须重新发现纽拉特的科学政治学,分析统一科学运动的政治蕴含。纽拉特对于科学与政治的基本规划至少包含了:科学与政治是同构的;科学应作为中立的工具服务于人类福祉;科学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样板。统一科学运动在推进科学民主化、对抗极权主义、倡导自由主义政治对话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这些科学政治学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哲学及STS的很多研究方向有重要的预见性。     

趋向建构论的科学本质观

对科学本质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内在论与外在论这间的争论，并持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本文试图通过建构的实在论来理解科学的本质问题。第一，建构的实在论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理论与实在、模型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似关系，这种相似关系符合建构实在论对科学本质的理解。第三，世界是随着人类创造能力的进步而不断丰富起来的，这种特性既不符合实在论的理解，也不符合反实在论的理解。第四，建构的实在论充分地考虑到了认识论的“自然化”与“社会化” 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