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艺术形象举隅

《九歌》大约是屈原被放逐在沅、湘流域时期的作品。 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午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祗的恭敬，赞美和依恋，《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祗，送行鬼魂的过程。     

《九歌》与黔中傩文化再探

本文是《九歌与黔中傩文化之关系初探》（见《贵州师大学报》列年2期）的续篇，再探一文意图通过《九歌》巫术与艺术、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结合雅文化传承演变规律的探讨，估价作为巫雅文学的《九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戏剧史研究中的价值。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九歌》之名的，是《归藏》与《山海经久《归藏·启鲶人“昔彼《九冥入是与帝《辩》同富之序，是为《九歌人”（见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郭玲《山海经注｝）“九歌”也引《归藏｝）说。《归藏》为古《易》书，相传为黄帝作，学者称汉初亡佚，今传本为后入他托。…     

《离骚》与《九歌》草木玉瑱疏证

《离骚》、《九歌》难读，原因在于作者在诗赋中以草木喻人和事，而读《骚》的人忽略草木的喻意、属性，总是围绕草木植物本性表述内容，因此，无法通读。其实，《离骚》、《九歌》中的草木均指人或指人涉及的事和物。先秦时代草木尚未有植物定名分类学，一般只用一个学音字来表示草木的意义，屈原却在《离骚》、《九歌》中以草木拟人，就使这个单音字变成多义的字了，才出现在表人或事字的上面或左边加上“艹”、“木”，以此表示人的属性或人的动作，因此扔出现《离骚》、《九歌》中至今无法认识的草木了。我们在复原《离骚》、《九歌》的草木含义时，特附加在草木字上面的或在面的“艹”、“木”去掉，便寻得到这种草木的喻意了。《离骚》、《九歌》也就神奇般地能通读了。     

浅论《九歌》中的南北文化融合

《九歌》是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它脱胎于楚国的民间巫术祭歌,经屈原的加工改造而成。《九歌》中描绘的山川景色和风俗民情,最能体现楚文化奇异绚丽的特点。屈原在《九歌》的创作中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九歌"之名实际上是古代神曲乐名,虞夏时的燕飨之乐;《九歌》祭祀的诸神中有许多为中原特有的神祇;重点继承的是《诗经》中《国风》的爱情主题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在艺术手法上,沿用了《国风》的比兴寄托,注重人物心理描写以及直接化用其中的句子等。由此可见,《九歌》实乃屈原将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结晶。     

《湘夫人》简析

一、关于《九歌》 《九歌》是我国战国时代楚国民间祭祀神的诗歌,共有十一篇(“九”不表示实数),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经过屈原整理加工而成。传说屈原被放逐沅湘时,因“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王逸:《楚辞章句》),见民间祭歌鄙陋,便把它搜集整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九歌》。《九歌》既为祭歌,它的内容大体也不外乎记叙有关祭祀神的故事。     

试论《九歌》的爱情描写

屈原《九歌》中的爱情描写扑朔迷离,对于其爱情描写的读解争议颇多。我们应从3个层面来理解《九歌》的爱情描写:《九歌》的爱情描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九歌》的爱情描写是当时交感巫术意识的体现,是以男女情爱来敬神娱神的描述;《九歌》的爱情描写是用“男女比主臣”的比兴艺术手法,来抒发个人哀怨之情的体现。     

试论《九歌》的意象美

《九歌》的意象就其所呈现出来的美的形态来考察，可概括为四类，一曰雄奇壮丽，二曰绚丽璀灿，三曰空灵飞动，四曰缠绵悱恻。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巫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巫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巫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试论“楚辞”的文化继承及其影响

“楚辞”是屈原所开创的一种新文体。如《离骚》、《九歌》、《九章》，都是这种文体的典范。这种文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源远流长，蔚为大观。试分论之。     

《九歌》爱情描写新论

屈原创作的《楚辞·九歌》十一篇,其中大多是恋歌。人们赏析这些抒情短章时,都不禁要赞誉它怡情悦性的爱情描写,这是一束永远惹人喜爱的独特无比的鲜花!自从王逸为《楚辞》作注一千多年来,由于考古识古之难,加上诗无达诂,人们对《九歌》的研究和赏析难免歧义蜂生。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九歌》中的爱情描写集中地反映出屈原创作在巫楚文     

《九歌》宗教意识的审美表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九歌》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对其所作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阐释。如从宗教文化角度考察,《九歌》体现了楚人的天神崇拜意识,是楚人宗教情感的审美综合表现。     

《九歌》爱情主题说献疑

《九歌》的主题是楚辞研究中历来聚讼的老问题。自从王逸、朱熹的“托谕讽谏”说失去影响后,一种可以统称为“爱情主题”的新说便渐渐流行起来,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①苏雪林女士提出人祭人殉的宗教活动是《九歌》主要内容的所谓“人神恋爱”说,②被视作“近代关于《九歌》研究巾最重要的一个见解”。③闻一多先生对苏的观点作了一点修     

论《离骚》浪漫主义的巫文化特征

《九歌》的意旨基本上是巫术宗教的，《离骚》则是屈原作为一个尘世诗人的自述。但巫文化同样是我们进一步理解《离骚》浪漫主义特征的关键。《离骚》里所表现的大胆夸张、丰富想象、奇诡幽深的意境及宏伟气势，实际上都根植于巫文化传统之中。因此，《离骚》浪漫主义艺术具有亚文化的明显特征。     

试论《九歌》语言的音乐美

《九歌》就诗节而言因对称而大体一致,就诗行而言则又是参差不齐的,这样,在节奏上也就构成了既具匀称美,又不乏错落美。《九歌》的韵律也是丰富多姿、不拘一格的,不仅展示了诗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增强了诗歌语言的旋律美。     

但博头衔一字人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浓缩了沈从文湘西风味的散文精华，20年前我就是从这本书走进了沈从文笔下的文学世界，书中收入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一个传奇的本事》和1949年后写的《新湘行记》、（1957），前三篇其实就是三个小册子，各自独立成一部小书，可以说是沈从文的散文代表作。     

论《九歌》与楚越傩文化的关系

屈原的不少作品受巫楚文化的影响,这似乎已被人们所公认,但象《九歌》这样,直接借鉴楚越傩文化进行再创作的诗篇,却是不多见的。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乱,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南宋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九歌》中也说到俗人“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王、朱的注解都肯     

缠绵婉转话《九歌》——论《九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形成

《九歌》诸篇,风格不尽相同。《湘君》、《湘夫人》、《山鬼》更多地融入屈原的自身情感,读起来格外缠绵宛转,绮靡伤情;《东皇太一》、《礼魂》以及《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诸篇,更接近《诗经》颂体的风格,更多地显现出＂和平婉丽、雍容整暇＂的风格;《国殇》则灌注了屈原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深切的体恤士卒之情,充满凛然之气,阳刚之美。《九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悲壮顿挫＂的楚声亦相关联。     

“二湘”试解

《九歌》这组祭神乐歌,共十一篇。最后一篇《礼魂》,现一般都依从清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认定是前十篇共用的送神曲。其余每篇祭一神,共祭十神。这十神可分为天神、地祗和人鬼三类。《湘君》和《湘夫人》是《九歌》中最有名的两篇,所祭的湘水神属于地祗一类。楚人把湘水神想象为两个,并视为一对配偶,这本是民间常有的事例。可以肯定,人们在初始祭祀时,湘水神必然是抽象的概念,并无具体的崇拜对     

巴渝《竹枝歌》与文人拟作的《竹枝词》

被誉为“诗之《国风》，辞之《九歌》”的《竹枝歌》，本是巴渝民歌，它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刘禹锡为代表的唐宋文人学习，拟作的《竹枝词》，对民间《竹枝歌》进行了艺术的提升，使之在唐宋诗中别具风韵，《竹枝歌》在民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变通性，它在传承和不断变异，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需要，《竹枝歌》展示了巴渝人民的文艺创作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