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

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继承了《宋史》中对包公形象的描述,生动立体地反映了包公智勇和为民请命的性格,这是包公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所开拓,刻画了包公身上的世俗色彩和封建思想,这三者鼎立起血肉饱满而又感人至深的包公形象。     

论元水浒戏对女性形象的道德评判

在现存的六种元杂剧水浒戏中，刻画了两类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戏中对已婚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善恶评判，往往是单方面站在男性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和思想偏见。水浒戏中刻画的正反两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剧作家宣扬当时妇女是否遵守妇道贞节的鲜活教材。     

铁面执法还是以谋代法——试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元代描写包公的戏有18种之多(含失传者),包公的历史原形如何,为什么被塑造成清官形象?提到包公人们便用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来形容,然而那个时代所执行的法是封建社会的王法,绝不是民众所期望的公正严明的民法,故而包公只能以谋代法,包公为什么尚智?其社会根由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看中国传统法制

戏曲是和人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艺形式,元杂剧作为我国极具代表性的戏剧样式,集中而生动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其中,包公戏这一门类主要表现贪官污吏之徇私枉法、权豪势要之目无法纪以及由此而生的小民百姓之苦大仇深。凡此种种都与中国传统法制和古代法律文化相关。《蝴蝶梦》正是一出典型的包公戏,主要反映了权贵和平民、程序和实体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试论元代水浒戏的戒妓主题

妓女是元杂剧中常见的女性形象.在妓女戏中,妓女形象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贞妓和淫妇两类,总体上看,贞妓形象占绝大多数.水浒戏中也有不少妓女形象,与妓女戏不同的是,水浒戏中的妓女基本上都是淫妇,因为水浒戏作者更趋向于传统伦理思维,有着较深的文化积淀,所以在面对妓女这一社会现象时,更多地从现实利害考虑,从而也就使得妓女形象迥异于妓女戏.     

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代包公戏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述论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她们或爱憎分明，或善良柔弱，或霸道狠毒，或放荡淫乱，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并通过剧中爱夫爱子的女性形象展现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和情感取向。     

略论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在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中,包公戏是最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戏之一。由于在“史无前例”的十年里,林彪、“四人帮”制造了无法确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因而人民群众对以昭雪沉冤、为民除害为内容的戏,就比以往更表现得特别热情,而又以对包公戏的喜爱最为突出。因此,“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各地不仅上演了许多传统的包公戏(除了那些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戏,如京剧《探阴山》之类),而且还编演了一些     

元代包公戏中始乱终弃女性形象论略

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剧作者通过始乱终弃的女性形象的典型刻画,展现出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悲惨遭遇,间接反映了不同阶级间道德观念的冲突。     

浅论《陈州粜米》

<正> 在元代包公戏里,《陈州粜米》是堪称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最优秀的元杂剧名著之一。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陈州粜米》的作者是谁,已无法知道.但从作品风格质朴、语言俚俗和情节活泼生动等特点看,这位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戏曲艺人,或者是精通杂剧艺术的下层知识分子。《陈州粜米》虽然假借了宋代的年号,袭用了一连     

各还命脉各精神--元杂剧女性形象类型抽样分析

北曲杂剧创作的最辉煌的时代在元代，因成就杰出而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元杂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本文通过对元杂剧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揭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对前代文学形象的超越以及形成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社会原因。     

论水浒戏中的喜剧李逵和《水浒传》中的悲剧李逵

元杂剧水浒戏和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形象。在水浒戏中,李逵是个喜剧角色;而在小说《水浒传》中,李逵这一形象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喜剧因素,但是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水浒戏和《水浒传》产生的时代背景的不同、创作主题的不同和故事流变等原因使得“两个”李逵的形象大相径庭。     

浅析元杂剧中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探索——以《潇湘夜雨》和《秋胡戏妻》为例

元杂剧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文学形式,思考女性解放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是分析和比较《潇湘夜雨》和《秋胡戏妻》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发现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其精华,从而认识元杂剧作者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探讨形成这种思考的原因。     

试论道教对元杂剧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深深地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神仙道化剧与写梦戏的产生,剧中出现大量描写道法道术的内容、对元杂剧艺术风格的影响     

元杂剧中的苏东坡

元杂剧是一种世俗化的戏剧表演艺术,元代文人透过特殊的审美视角,选取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创作,东坡故事在元杂剧中的重构算是一例,剧作家们善于抓住要害,对东坡与佛印、东坡与荆公的故事加以敷演,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东坡形象,升华了东坡故事在特定历史文化空间呈现的价值意蕴.     

论元杂剧中的货郎形象

指出元杂剧有13部作品描写了货郎形象,其形象重利、计较、勤劳、善良,富有冒险精神。论述在元杂剧中,对货郎贩货、传信、叫卖、被害情况的描写,反映了元代的都市情况、通讯状况、市场特点和旅行设施情况。阐述这些货郎形象的塑造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丰富了元杂剧中的人物群像。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元代的士子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士子的形象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的士子类型比较单一,大多描写士子贫困潦倒、身世飘零、入仕无望的悲苦和绝望。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士子形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主要与元代的科举制度有关。元代统治者对科举的冷落乃至废除直接影响了士子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元杂剧创制年代推考

《录鬼簿》的作者钟嗣成、《太和正音谱》的作者朱权等人都认为元杂剧创制于关汉卿，而关汉卿作品中的有关内容及关汉卿同曲家、杂剧作家与演员的交往等事实．证明关汉卿的创作活动在1350－1300年之间而不会早于1240年，由此即可知元杂剧的创制也不会早于1240年。同时，杜善夫《庄稼不识勾栏》套曲、杂剧家石君宝的创作活动、《元典章》中有关禁戏的法令以及新绛县吴岭庄墓戏剧砖雕等材料，说明元杂剧在13世纪70年代就已流行，再考虑到它同关汉卿初创杂剧时的时间距离，就可以推断出元杂剧的创制不晚于1260年。由此即可知：元杂剧必创制于1240年至1260年的20年间。     

元杂剧史记戏对《史记》的继承与重构

元杂剧作家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史记戏。他们深知《史记》的巨大影响力，于是自觉地继承了《史记》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的特点。然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剧作家无疑要用自身的观念审视历史，同时还要顾及观众的心理，应对严酷的法律，因此又不可避免地对《史记》进行了重构。     

清官、神道、活阎罗:民间宝卷中包公形象的文化解读

民间宝卷中的包公既是清官也是神道,他救助被欺侮者,惩罚欺侮者,三者关系构成迫害——救助——升天的逻辑链条,赋予包公以"活阎罗"的身份,即出入阴阳,掌控生死,因此形成以清官断案为内结构,以因果报应为外结构的双层结构模式。与此相应,宝卷中的包公既有对封建礼制的依从,又有以下犯上、大施酷刑以及借助神秘手段断案等因素,体现了下层民众憧憬正义、善恶必报的精神诉求,大大丰富了包公形象的内涵,在包公故事演变过程中有重要的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