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地域文化的现代变迁——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案例研究

文章以广西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为研究对象,考察传统地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变迁,探讨官方、民间在民间文化转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文章以为：一方面,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     

文化资本与客家族群传统的再造——对汀州“百壶宴”的象征人类学分析

田野调查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表明,汀州＂百壶宴＂源于客家的民间宗教祭祀仪式,体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文化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利用客家族群的文化资本,对地域社会的传统进行建构与再造。从象征人类学角度来分析,汀州＂百壶宴＂仪式具有宗教祭祀的特点,融合了多神信仰的特质。政府及商界人士联袂推出＂千壶宴＂的过程,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共同推动客家族群传统的复兴和再造。     

会馆与奇台社火

因为清朝时期大规模的屯田以及之后商路的开通,奇台因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逐渐成为清末时期新疆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之一。大量内地人口的迁移,使得许多内地各省的群众来奇台定居谋生,更带来了不同地域特色的汉文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要在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生活习俗、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扎根,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和睦相处,各省帮都建立起自己的会馆。在会馆这一文化空间,给初入陌生环境、思念家乡的各省移民一个宣泄感情和凝聚力量的途径,人们将各自家乡的文化传统呈现出来,奇台社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荣发展起来。     

民国“盗跖”河神化与泰山民间意识的演变

"盗跖"在清代被民间社会塑造为神灵,私祀于泰山,一度与官方河神金龙四大王产生关联。民国时期,由于泰山民间的"常门"信仰与扶乩降神的特殊因缘,作为"盗跖"化身的灵蛇"柳大王"代替了金龙四大王谢绪,成为当地两座新修"大王庙"的唯一河神。这种基于"盗跖"信仰习俗的民间意识隐含着与鬼神交通的宗教情怀,但其并不认同也无意对抗国家权力与主流文化符号。尽管其一直没有得到文化精英与国家政府的认可,但却具有地方日常生活的自洽性,并非完全的"盗跖"活动。泰山河神角色从官到民的地方性转换表明,普通民众在处于社会弱势而又缺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通常会借用扶乩降神的传统与仪式以应对日常生活的部分风险与困境,并积极寻求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和地方共享的信仰世界。     

论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仪与基层社会控制

礼制是制度化的伦理,扮演着社会控制的角色。丧葬与祭祀礼是形形色色的礼制规范中最重要的环节,宋代政府规范民间丧葬与祭祀礼仪,明确丧葬礼仪等级规定,以此确立民间精英及大家族的地方权力场域,形成地方社会整合的核心权力,而宋代民间大家族则通过家族墓祭与祠祭礼,团结家族成员,建构族长权力,加强对宗族成员控制。     

成熟的公民社会:反腐之源

腐败的实质是弱社会模式下,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权力对于权利的侵犯。成熟的公民社会可以有力地限制国家权力,维护公民的权利。党和国家政府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壮大和发展公民社会。     

民间仪式的统一与变异:以广东与香港太平醮为例

广东与香港乡村太平醮的比较的结果反映出民间仪式既有多变性也有同一性。变异性主要表现在仪节名称、仪节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某些纯地方性仪式不同,同一性表现在具有基本相同的来自道教正统的仪式结构和基本相似的地方仪式结构,显示出民间既重视在太平醮中加入地方的表达方式也重视整体仪式符号的规范性。这样,太平醮作为一种集体仪式既表达了地方文化需求,也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整体的认同。     

论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国家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涵要求通过恰当地配置权利的方式来遏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是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社会基础，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途径是“第三部门”的发展；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但民法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诉式宪法才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根本宪法保障。     

象征与联结:民俗活动对传统与现实的表达——以赣南寻乌汶口村的迎故事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曾被国家“管制”的民俗逐步重新活跃于民间社会.曾经被当成“四旧”的许多传统文化在现实需要的召唤下得以解禁.国家需要征用曾被当做“迷信”而摒弃的民间活动或仪式,重新“填充”文化内涵.同时,民间社会也需要将国家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内置到自身文化体系中,借助官方力量来整合资源.由此,一个与官方文化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保持适当接触的民间文化又活跃在世人面前,我们可以从民俗活动变化中感受到国家的在场,也可以在国家与民间的关系中体察到民间的智慧,国家象征性的出现以及实体性地与民间联结,民俗活动在传统与现实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台湾原住民文化传承中政府行为的调查分析

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文献研究,分析台湾原住民文化传承中的政府行为。既发现当地政府持续性保护与活化原住民文化,营销凝练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原生态文化,孵化原住民文化产业等成功的经验,也发现由于台湾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至上而下的政策推行方式、政府行为的过度化等造成的原住民的弱势感和边缘感、文化自决权被忽视、民族认同符号呈现同质化等问题。建议政府在原住民文化传承中,应尊重与保障原住民文化权利,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避免文化一体化,应还民俗于民间。     

“平衡”认识政府权力及其必然性

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认识随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状态,要达到对政府权力的正确认识,必须把握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相对平衡。“平衡”认识政府权力是促进政府与民众在法治进程中合作“互动”和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准确定位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新动向及其规制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土地违法行为近年来显现出"以租代征"、"虚假的招拍挂"等新的表现形式,对耕地的有效利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规范行政权力为核心,通过保护权利等有效途径实现对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规制。     

公祭与私祭相交流的当代中国闵姓氏族祭仪

传统的宗族祭仪往往是由地方宗族发动并举办的祖先祭拜活动和宗亲联谊,但2017年3月在山东鱼台发生的闵子骞祭仪和宗亲联谊,则是由一个地方宗族发起,全国闵姓代表参加的姓氏族群活动,而最终又由地方行政介入并接管,从而演绎成了公祭与私祭相结合的地方文化活动方式。政府和民间在不同的空间设祭,祭拜的内涵和目的也不一样,但二者又通过一个共同的符号链达成某种文化合作。公祭和私祭相结合是这场仪式的最显著看点。比较其传统的政府与民众合作模式来说,其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这种创新性很大程度上是因应时代变迁的结果。     

论我国公民权利自觉化实现的外部条件与政府职责

公民权利的自觉化,是指公民对自己权利的自我认识及正确行使的能力状态。要想让这种自觉化变为现实,在外部条件上,必须有完善社会的法治环境,树立法治理念;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辩证关系,对主权者身份认同意识重新觉醒;认清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辩证关系,能够帮助公民充分认识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存在前提;依法享有和维护正当权利是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合法权力;政府对公民维权行为采取鼓励支持态度;创造条件让公民熟悉法定权利,提高法治素质和维权能力。这些外部条件赋予了政府以重要的职责：加大法律执行力度,坚决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扩大人民民主,加强公共行政监督机制;深化政治制度改革,促进服务型政府转型;理论实践相结合,坚决落实公民权利教育。     

政治话语下的民间文化——以陕甘宁边区的民间戏曲为例

1937—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其民间戏曲进行了改造和利用,民间戏曲的形式、内容和功能都发生了转变,边区通过被改造的民间戏曲来宣传政治话语、教育民众、社会动员以及乡村建设,进而实现政治与民间文化的结合以及政府与地方文化的互动。     

论民间仪式与村落时空

以安徽贵池的傩戏等地方仪式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对地方社会的节庆、仪式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实地调查,论述了传统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制度,以及民间的仪式活动在对地方时空制度的塑造中怎样发挥不可替代的象征作用.     

“二元社区”到“敦睦他者”——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合解读

生态移民社会融合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文章从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分析,认为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总体融入水平还不高,还需政府、社会以及移民自身三方面共同努力。只有这样,移民才能从＂二元社区＂完全过渡到＂敦睦他者＂,逐步走向＂同质认同＂。     

从移民情感看文化认同

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融合,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多民族居住的地域里,移民者与本地居民必然产生文化碰撞和融合,关注移民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新疆移民者为例,从移民情感角度出发,浅谈文化认同的表现及其对和谐社会的意义。     

民间仪式与国家权力的征用——以海村哈节仪式为例

海村京族人的哈节仪式过程有大量国家符号的植入现象。民间仪式中国家符号的出现,既是国家意识向民间渗透的结果,也体现了民间力量试图征用国家权力来整合族群内外部关系的努力。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人民群众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的主体,而政府则是依法治国的客体,依法治国中的法,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法,而不是依本部门、本地区局部利益或首长意志为出发点为法。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下,才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目标。既要民主法制化,更要法治民主化;既要掌握与监控国家权力,也要培育和发展社会权力;既要建立法治国家,又要形成法治社会;从党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更是领导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