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义助动词“堪”的语义联系及其历时依据

＂堪＂具有＂胜任＂、＂经得起＂、＂能够＂和＂值得＂四个意义,当＂堪＂为助动词时,只有＂能够＂和＂值得＂义。＂堪＂从＂胜任＂义发展到＂经得起＂义,以及由＂经得起＂义到＂能够＂义,回溯推理起了重要作用;从＂能够＂义到＂值得＂义则主要是突显原则和转喻认知模式在起作用。从历时角度来看,＂堪＂从最初的名词演化为动词,后发展为助动词,之后开始了语素化历程,但是近年来网络等传播工具的快速发展,又使＂堪＂出现了逆语法化趋势,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助动词。     

颜色词“白”修辞义及其生成

＂白＂多项修辞义主要从＂日光＂、＂帛＂、＂曰＂分别派生而来,它们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联想、认知及修辞手法等有密切联系。＂白＂在汉语里存在着两种极端对立的修辞义且用于消极义项的明显高于积极义项。     

关注民生：走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

马克思文本中关注民生的思想是一个走向当代的热点话题。＂民生＂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之义。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生问题的态度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关注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者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的高度体现。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中,切实解决目前突出的几大民生问题,有一些需要坚持的原则和应对策略。     

寿县方言的“拌”

结合历史文献、普通话和汉语方言材料,论证了寿县方言表＂丢弃＂义上声词[p 24]的本字是古全浊上声字＂拌＂。今读上声的＂丢弃＂义是＂拌＂字本义,这个意义的＂拌＂在属于古楚国的汉语方言中原官话核心地区仍然使用。＂丢弃＂义＂拌＂字在兼并＂秚＂字的＂搅和＂义时处于＂古全浊上归去＂的历史音变时期,从而产生了本义今读上声而后起义变读去声的音变规律例外现象。     

释“僅”

＂僅＂在中古曾有＂多、馀、颇、甚之意＂,但在宋朝之后此义逐渐消失,＂僅＂仍表＂少＂义。文章从声符表意入手,系联同源词,探索其词源义,得出其声符＂堇＂是两个古字形讹变的殊途同归,僅的词源义为＂少＂。     

论《三国演义》之“义”与情节的关系

＂义＂是《三国演义》的一条贯串始终的线索,与情节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情节发展的依据,为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并在＂义＂的对比和前后照应中推进情节的发展,显示情节发展的结果。＂义＂与情节在小说结构上浑然一体。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功利主义的消解作用

在传统文化被漠视、功利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引导他们摆正＂义＂与＂利＂关系,对于抵制与消解＂功利主义＂有着极大的作用。     

元刊杂剧的比拟句式

元刊杂剧的比拟式有三种表现形式：（本体＋）像义动词＋喻体＋比拟助词;（本体＋）喻体＋比拟助词;（本体＋）像义动词＋喻体,第一种是全式,后两种为简式.元代出现了新的比拟助词＂来＂、＂也似＂,比拟简式较多充当状语和定语,这些在元刊杂剧中都有所反映.     

重读《水浒传》：卫道的轨迹,被动的毁灭--论宋江的悲剧人格与命运

宋江人物的命运悲剧一方面显示了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力量,使得生存其间的个体生命无法挣脱命运的天罗地网。另一方面,宋江的＂保义＂思想里有一种自认卑贱的奴才思想。这种思想使宋江经常处于罪与无罪矛盾中,他在处理维持统治秩序的＂忠＂与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义＂的关系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矛盾。     

“孤立与虚构”——郭象“独化”说的逻辑分析

郭象的＂逍遥义＂建立在其＂适性自分＂这一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因而同时面临辩证法与实践论的诘难。由于以＂适性自分＂为理论依据的＂逍遥义＂的论证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规律,使得这种责难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将其理论依据修正后,郭象的＂逍遥义＂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呼兰河传》：“荒凉”一词的修辞阐释

小说《呼兰河传》在第四章反复使用了＂荒凉＂一词。通过对其中四个节首的＂荒凉＂作修辞阐释,可以得到四种修辞义——生与死的麻木,人与人的冷漠,人与鬼的相慰,时与空的消逝。而这四种修辞义分别辐射到了小说的一些具体章节,使小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辐射状的修辞场。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冫”部字义类分析考察

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冫＂部统辖下的23个字进行系统考察,分析它们的形义关系,得出＂冫＂部字四方面的义类类型。通过考察分析,发现与＂冫＂部义类不相符的字族有三组,主要是＂氵＂部义类字,其次＂冫＂部声化字,另一类是义符错位。进而分析这些异类的成因,得出讹变和形符声化以及部首的归并是造成＂冫＂部义类分化的根本原因。     

现代汉语“给”字句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给＂字句可表达给予义、使役义、处置义和被动义,可与＂把＂字句、＂被/让/叫＂字句套合。诸多学者对＂给＂字句的语法化过程和套合用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果。文章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了今后需待研究的一些问题。     

中日色彩文化含义的比较——以“红、白、青”为中心

世界是多彩的,色彩语言对所有的国家或民族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色彩语言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含义,能够反映该民族特有的色彩意识及其文化传统。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色彩意识。而日本为其一衣带水的邻邦,其文化的形成及发展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已毋庸赘言。但是日本在与大陆文化保持了一致的基础上,由于本民族自身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审美观念的差异,又形成了与大陆有所差异的独特文化传统。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以＂青、红、白、黑＂来代指＂春、夏、秋、冬＂的习惯,并且把＂红、白、青＂作为色彩的基础。因此,本文以＂红、白、青＂三种颜色为例,对中日两国色彩中的文化含义做一比较。     

“感冒”探源

＂感冒＂作为病名,最早出现于《医宗金鉴》。而根据文献记载来看,＂感冒＂的词义应当来源于＂感冒风寒＂,但词形并非由＂感冒风寒＂缩略而来。运用相因生义的理论,解释了＂感冒＂的来源及其得以保存的原因。     

论“义”与育人理念

社会的每次剧烈转型，总是离不开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面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当代教育．我们不得不从中西“轴心时代”，甚至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哲思中“拿来”。“义”德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重要义理，对于当代的教育，有着极有价值的借鉴意义。“义”的本义和最高义，对现代育人理念的启示是，教育要塑造“顺从”自身“信仰”和“理性”的人。     

山西榆次方言“可”的几种特殊语义功能

＂可＂在山西榆次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其语义功能也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可＂存在差异性,榆次话中的＂可＂有三种常用用法。它们所体现的程度义较为突出：一种突显了程度的强调意味,一种强调程度的弱化。另外,＂可不＂句式体现了其肯定标识性的语义功能。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VP/AP＋死＋了”语义特征考察

＂死＂可作动词（死a）、形容词（死b）和副词（死c）。死a语义为＂失去生命、死亡＂,死b语义为＂表示不活动,不可改移,丧失作用＂等,死c语义为＂达到极点＂;＂VP＋死a＋了＂中VP具有[破坏义]、[致死义]、[强动作性]等语义特征、＂VP＋死b＋了＂中VP具有[固定]、[约定]、[使合拢]、[使关闭]等语义特征,＂VP＋死c＋了＂中VP具有[程度性]、[感情性]等语义特征,＂AP＋死＋了＂中AP具有[性状义]、[致死义]、[程度义]等语义特征。     

《红楼梦》中“死”义的委婉表达及英译

＂死＂义的委婉表达在《红楼梦》中广泛运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宗教信仰及神话、等级差别对死亡委婉语有明显的影响。旨在从文化视角探讨《红楼梦》中＂死＂义的各种委婉表达及其英译。＂死＂义委婉语的常见译法有直译后另加注释、译成英语委婉语及直接省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