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其控制策略研究

微博的兴起使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方面均呈现出新的形式与特征。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对2010年以来发生的微博群体性事件现状进行了分析。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聚积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是微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网络舆论平台的开放性以及网络监管的缺乏是网络原因,网民民主参与意识增强以及名人效应扩大影响是个体原因。控制微博群体性事件应当从政府政务公开、网络秩序监管、利益表达机制、网络宣传教育四个方面着手。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机制探析

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力得以增强,群体性事件是这一过程中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社会心理机制、社会制度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有关。因此,必须健全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     

基于通信拓扑的社会集群仿真研究展望

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均有社会集群性质,既危害社会稳定又危及国家安全。在技术上,互联网便利的通信方式,极大地助长了社会现实空间、特别是网络虚拟空间社会集群的频繁发生。首先,本文根据群体系统自组织理论,在若干相同或相似因素的驱动下,分析基于通信的社会个体交互形成的特殊群体,并在其集群演化过程中所具有特定的行为特征和时空特征;其次,通过群体通信拓扑关系的深度优先遍历,模拟并揭示社会集群演化过程中的聚集、螺旋和分叉等现象;最后,分别采用社会集群模拟的时空数据挖掘和通信拓扑结构的图挖掘,说明社会集群中的个体和群体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互动作用和演化机制。模拟社会集群的演化过程并分析其时空特征,有助于拆解社会集群的演化,为建立社会集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性预案,提供理论依据。     

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原因的多维度理论阐释与处置机制

本文分别从功能主义冲突论、相对剥夺论和集体行为形成理论对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做了剖析。对"处置"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进行辩证性分析。为有效妥善处置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需建立对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健全事件发生时的应急控制机制、建立群体性事件的监控和应急调度机制、完善对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善后处理和事件评估机制。     

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是社会问题的暴露,而实质上是对政府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的考验。政府急需从社会稳定与群众的解纷需要出发,发挥其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应当找出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存在的问题,转变政府工作理念,完善相关制度与机制,以提高其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方面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宪法学分析——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例

群体性事件作为“公民集体行动”和“弱者的武器”,在社会转型和法制尚不健全的今天,被社会成员反复采用,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引发严重的暴力犯罪。因环境诱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是近年来惯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类型,环境作为“公共产品”被不合理掠夺开发,这种不合理开发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危及到群众的生产生活,由于没有有效的权益诉求机制,致使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成为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因素之一。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必须通过对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对处置原则的理解和对处置对策战术的运用,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探析

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加剧,应加强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的前端预警研究。本文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的现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构建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具体建议,以实现群体性事件危机治理常态化。     

论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各阶段中的应对之策

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直至最后爆发一般都要经过萌芽、显露、发展和激化四个阶段。政府作为主旱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方，也要做到因势而为，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在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阶段，政府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显露阶段，政府要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发展阶段，政府要努力畅通政府信访渠道，妥善处理导火索的具体案件或利益冲突，依法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在群体性事件的激化阶段，要坚持尽快平息事件原则，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协调机制，恰当谨慎使用警力，并注意引导社会舆论。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关注,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将其归纳为经济的、政治的、法制的、社会的、心理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     

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处置

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和分类,分析了产生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就解决经济型群体性事件提出了对策,包括引导群体性事件的良性功能,建立健全社会冲突宣泄、化解渠道,做好相关的解释和法律宣传工作,建立灵敏有效的信息收集网络,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慎用警力等。     

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研究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交流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互联网由于缺乏自身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该类事件虽然是一种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的社会现象,但其爆发的危害不容小觑。网络信息参差不齐,难以判定,一旦爆发,舆论哗然,以个人、社会的力量难以控制,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引导和强有力的干预。文章从政府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分析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成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优化

转型期,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呈增长态势。西北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和自身特点,对地区社会稳定及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组织构建,切实有效进行预警机制管理系统的改革,建立健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制度,完善群体性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保障体系。只有建立完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管理系统和预防机制,才能彻底将群体性突发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减少此类事件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公共安全秩序的危害。     

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探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利益与权利分配失衡及制度与规范缺失导致的社会不公、个人现代化失败等原因，各种矛盾正处于凸显期，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频发。文章以农村群体事件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路。     

中国网络群体时代下的网络暴力

伴随着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和中国网络媒介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网络媒介进入到了群体时代,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频频发生的网络暴力。本文主要运用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知识对网络暴力现象加以分析,并指出群体心理对网络暴力事件和现实生活中群体性事件所具影响的差异性。为了有效减少网络暴力的发生,需要大力提高公民的网络媒介素养。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理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防范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明确社会网络在群体事件中对群体感知、决策等方面的作用;以上述作用机制为依据,采用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动力学系统分为媒体环境调节子系统、人群行为演变子系统与政府干预子系统,综合子系统的特征建立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系统的SD模型;根据对系统内部影响重要因素进行的仿真研究,得出了政府干预时间对事件发展影响显著、舆情刺激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的正相关作用等主要结论。     

加强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设的研究——以厦门市信访工作的调研为例

近年来,围绕拆迁征地、劳资纠纷、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不少大中城市频繁发生,如拉横幅、堵路＂散步＂、集体上访乃至演化成暴力冲突,已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是因社会事件没有满足人们需要而引起的,从众、感染、暗示与模仿、责任分散、去个性化、流言等社会心理机制导致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一般经历人群聚集、刺激与暗示、情绪感染和情绪爆发几个阶段,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可以分为一般成员和骨干成员,不同类型参与者带着不同的心态参与群体性事件。     

对“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提出一个基于Agent的群体性事件模型,对＂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这一类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通过对影响Agent行为的不同因素的分析仿真,展示了这些因素对不同参与者行为影响的权重,揭示了参与者的特性和这类事件的发展过程。实验较好地反映了不同因素对人群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类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对处置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体系、战术提供一个重要的方法。     

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正处于一个矛盾多发的＂风险社会＂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局部地区不断地出现各式各类的群体性事件,而这类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般发生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之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有助于我国政府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本文将分析目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方政府在治理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统治主义思维给地方政府造成的权威困境,最后本文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应该从传统的统治主义向治理主义转型,包括地方政府权责的明晰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合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