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出版

明末清初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是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学界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文学者关注有加,却忽视了对清朝开国后第一位最重要的科学家、被《清史稿》誉为"一代畴人之功首"的薛凤祚的研究。薛凤祚在其《历学会通》中最先采用修正了的哥白尼日心说,最先引进了对数,并超越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回溯、反思与观照

科学教育思想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以来,我国逐渐有了较为系统的科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科学本质观、科学教育价值观以及科学教育方法论等方面有一系列的思考和论述。基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的反思与回顾,当下的科学教育要关注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凸显科学的实验特征和探究本性,体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实践性,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品质。     

洋务派科学观之反思

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引进并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应用于近代工业。反思洋务派的科学观,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殊烙印:渐进性、表层化、功利性,科技人员工匠化,科研活动断层化。尽管存在诸多不足,洋务派的科学观仍然在科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泛传播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为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试论陈独秀的科学认识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陈独秀关于科学认识的论述，表明在中国近代科学认识观演变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符合论思想，这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符合客观之真理论的方法论变种。它虽然在近代中国给科学认识带来了一种社会性效应，但同时使科学本身丧失了其应有的实验观察及其形而上之思的功能。     

E.卢瑟福的科学观

卢瑟福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和伟大导师之一.对其科学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思想和科学观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是有益于我们对科学技术观的再认识,并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从八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卢瑟福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以给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观讨论提供借鉴.     

论洋务派的科技观

洋务派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行为实践和路径选择,并在科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器物科技观、知识科技观和教育科技观,反过来在其科技观指导下进行了大量近代科技实践活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体西用下的洋务派科技观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在客观上加强了西方科技文明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我国后来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和维新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科学理性与社会参与:论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这篇论文以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探索，着力探讨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论文首先是探讨近代中国社会之科学观的演变，即从科学的器物，知识层面到科学的体制，社会层面再到科学的精神，价值层面，这个过程是科学家与中国社会之互动关系的思想基础，其次论文是从一些典型事件来分析这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社会意义和科学－文化意义，即科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思想推动到体制推动，演绎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论文最后拟探讨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科学哲学史研究”著作《一般科学哲学史》出版

<正>刘大椿教授主持编写的科学哲学史著作《一般科学哲学史》于2016年1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首先有一重要"导论",下分为三篇共十二章。第一篇为"科学哲学兴起史",回溯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思想源头,评述了近代重要学人的科学哲学思想,阐述了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哲人科学家科学观的兴起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正统科学哲学。第二篇为"现代科学哲学流变     

林则徐的科学思想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赫赫有名的政治伟人，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体现了许多值得求索的科学思想，广涉社会医学思想、水利科学思想、农业科学思想、军械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思想等。这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学东渐早期的儒学与科学——以阳明心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西学东渐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学术之演变,而且推动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向近代科学的转型之路。阳明心学对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启居功至伟。阳明心学削弱了儒家圣人话语和经典著作的权威性,为科学的涌入预留了空间;阳明心学调整和重构了儒家理欲观、义利观,使经世致用成为儒学接引科学的桥梁;阳明心学士人率先认识到科学价值,加速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阳明心学对科学的传入和传播方面所做的贡献也再次证明儒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学术转型为科学传播提供优渥条件。     

Lines of Descent: Kuhn and Beyond

Thomas S. Kuhn is famous both for his work on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and his ‘paradigm’ view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But Kuhn later abandoned the notion of paradigm (and related notions) in favour of a more ‘evolutionary’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Kuhn’s position therefore moved closer to ‘continuity’ model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for instance ‘chain-of-reasoning’ models, originally championed by D. Shape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around Kuhn’s new ‘developmental’ view and to evaluate these competing models with reference to some major innov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osmology, from Copernicanism to modern cosmology. This evaluation is made possible through some unexpected overlap between Kuhn’s earlier discontinuity model and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later continuity models. It is the thesis of this paper that the ‘chain-of-reasoning’ model accounts better for the cosmological evidence than both Kuhn’s early paradigm model and his later development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论爱因斯坦逻辑简单性思想及其渊源

简单性作为科学家的信念,引起了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关注。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思想不仅是他的科学信念,而且也是科学认识的指导原则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并且体现在他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对爱因斯坦之前的简单性思想进行了梳理,为理解爱因斯坦逻辑简单性思想独创性奠定基础;其次,探讨了爱因斯坦逻辑简单性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他创立相对论的影响,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最后,分析了爱因斯坦逻辑简单性思想的来源,特别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为人们理解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具体的案例。     

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对比、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弗兰克、霍尔顿、法因以及霍华德等人的观点,认为研究者的哲学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科学史研究。要全面、正确地认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必须把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与科学研究、宗教情怀、同时代的哲学背景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     

对“非”达尔文革命的多视角透视(对话)——兼论同时发现者华莱士的境遇

我们从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系统科学的观点,对达尔文革命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1)作为达尔文革命的功臣,华莱士确实受了许多委屈,对这种科学史中的"异化"现象,可以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进行解读。(2)达尔文的思想历经四次革命的飞跃。(3)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纲领可以用系统科学观点得到合理解释。(4)作为达尔文纲领的对立面,"宇宙完美设计"纲领仍包含合理内核和启发性。(5)借助于系统科学理解模式,进化论的科学语言与自然神论的宗教语言之间通过转译,有可能进行对话。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两种不同表述的内涵与统一性

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本质"的两个命题虽然在表述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内核和论证方法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从内容上看,1938年"科学的本质是研究"和1953年"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命题蕴含了科学"对现实之物的干预性加工"、"方法对科学的胜利"以及科学"专业化"的必然性与积极方面,体现了海德格尔科学思想的深邃和丰富性的一面。从逻辑结构上看,这两个命题通过"对置性"(Gegenstndlichkeit)这一概念贯通起来,体现了其思想与方法论上"一致性"的一面。只有把这两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命题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深入地把握"科学的本质"及其局限性。这两种论述基本上包含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的其他命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不迷恋确定性、严格性与客观性,立足于"存在的历史"和活生生的"此在的生存",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     

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

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１）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２）将其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３）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因此，要想对这位当代文艺复兴式的学者有一更清楚的认识，就必须跳出中国的圈子来审视他的思想和工作；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得对“李约瑟的世界”有所了解。 所谓“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早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和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关注到中国社会与科技的“落后”问题，任鸿隽１９１５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首开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李约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互相启发，构成他日后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一个重要动力。 受到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任主席。但是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钱三强科学史贡献初探

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对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也贡献卓越。本文梳理了钱三强公开发表的有关科学技术史方面的著述,探讨了他对科学史的贡献,认为,钱三强是原子能科学技术史的开拓者和传播者,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记录者与研究者,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的组织者与推动者。重视科学史的学术价值、科普功能、教育功能和资政功能是钱三强科学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看术语学学科体系构建

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层级联系的复杂系统,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者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各学科门类都可根据其研究对象、目的和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在这一体系中为自身定位.文章梳理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分类的几种经典方法,其中着重介绍了钱学森先生的科学技术体系“梳型结构”的分类原则和大体框架,同时也为未来的术语学学科定位及其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的构想.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比与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     

Penrose on What Scientists Know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Roger Penrose’s 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The analysis is relevant not only because Penrose is an influential scientist,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 traits of his thought. These traits are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his background and approach to science: (1)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2) mathematical Platonism, (3) emphasis on the continuities of science, (4) epistemological inclusiveness and essential openness of science, (5) the role of common sense, (6) emphasis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ethics, and philosophy. The paper articulates Penrose’s position and criticizes some of its possible shortcomings. It contributes to the perception of science as an open activity, as illustrated in Penrose’s particular approach, and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ase-study that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how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posi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particular scientific pract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