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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术语的西班牙语翻译研究,是基于中医药"走出去"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探索,旨在提高中医术语西班牙语翻译水平,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而术语工具书的选择对相关翻译工作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西对照国际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比较权威的中医术语西译工具书,研究通过对该书的综合分析,结合术语学理论,深入讨论了中医术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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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问诊术语英译是中医临床用语英译的重要部分。文章结合中医临床英译实践,以《中医药学名词》,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和《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三大中医术语标准收录的中医问诊术语为蓝本,探讨对应性、自然性、通俗性和文化性原则在中医问诊术语英译中的应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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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术语＂经络＂是中医独有的概念,其英译在国内词典和国际标准中都存在直译（meridian and collateral）和意译（channel and collateral）并用的现象。根据＂经络＂的命名及含义,结合功能翻译理论分析该词的两个译本,得出将该词直译为meridian and collateral能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更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而且回译性更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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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使用中医学名词术语不但使表达更加准确、贴切,而且还便于同行理解、交流。而《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与《中医药学名词》收录范围和用词规范均有不一致之处,造成撰写中医论文和审读、加工中医文稿时用词混乱。文章对两个规范中常用的同义异名术语进行了归纳并举例说明,结合临床及编辑工作经验,提出选词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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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通过各种方式交流思想,对自然界的事物不断地加深认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在交流思想的过程中,要求对同一事物订一个公认的名称,并代表同一的概念,使这个名称与所代表的概念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就开始给事物订名,并注意名称的统一。医药卫生对人类自身关系最大,因而医药学的名词术语也出现较早。中医药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很早以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各民族医学和中外医学的交流,迅速不断地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同时,由于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相同概念而有不同的名词,或相同名词而所指概念不同,以及新旧概念的更替等等。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断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时至今日,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中医热”不断扩大,中医药交流的范围、速度前所未有,这就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意义重大。现状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名词术语规范统一的重要性,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医药工作,特别是在毛泽东作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之后,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也不断深入。建国后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是组织编纂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40多年来先后编纂出版了1-6版教材,覆盖所有的中医药分支学科;第二是编纂出版各类工具书,如《中医名词术语选释》、《简明中医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大辞典》、《针灸大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各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汉英双解中医大辞典》等;第三是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经穴部位》、《耳穴名称与部位》、《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这些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现在的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50年来,我国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要求,用现代术语学的标准来衡量,这项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是适应现实的科研、医疗、教育、管理、生产、经贸等需要,也不尽如人意。实际工作中,不规范的名词术语常常见诸书刊,造成混乱。比如胸痹、心痛、真心痛、胸前、厥心痛、卒心痛、暴心痛,临床上使用混乱。白疕,又称蛇虱、松皮癣、银屑病,相当于西医的牛皮癣。而中医病名也有“牛皮癣”,它相当于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至于药名,则更为杂乱。如金银花,又写作银花、双花;淫羊藿,又称仙灵脾;补骨脾,又称破故纸。至于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更是众说迭出,莫衷一是。如“针灸”,蔡宗健先生例举10多种辞典的译名或释义,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therapy,needing,stylostixis为“针刺疗法”、“针术”、“针灸”,有译acupuncture,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等为“针灸”,有译moxibustion为“艾灸术”。有趣的是moxibustion一词,是由“moxa”(艾)和“combustion”二词合成的。而“艾”字之所以用“moxa”,是因为“艾”字的日语发音为“きぐさ”,音译使然。[1]20多年来,计算机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不断开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名老专家诊疗系统、方药数据库等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多,而名词术语不规范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加上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厚,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的影响,使得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的任务尤其艰巨。展望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古代曾有许多称誉世界的创造和发明。在自然科学方面,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以自身独特的体系仍在继续发展的学科,只有中医药学。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世界相继出现“针灸热”、“中药热”、“中医热”,中医药学正在走向世界。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给中医药及其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带来极好的机遇。因此,中医药正面临着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药学科自身也要进一步发展,以满足现代人民健康的需要,这给中医药学又提出一个现代化的问题。著名科学家卢嘉锡指出：“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对于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2]这段话对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也同样是适用的。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它对于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医药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对中医药电子辞典编纂,专家库系统、知识库系统、机器翻译系统等具有商品价值的实用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如前所述,我国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已取得不少成绩,为审定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但以往的这些工作分别在不同部门进行,有的是科研单位,有的是高校,有的是医疗机构,有的是行政管理部门,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机构,缺少统一的标准以及必要的协调,因此或有矛盾,或重复工作。在全国名词委的领导下,成立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将改变这一状况。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将在统一机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必将使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统一结出丰硕的果实。全国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等有关文件是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全国名词委已经成立的52个分委员会及其所开展的工作,为我们中医药名词审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根据《中医大辞典》、《中医辞海》等书统计,中医药名词术语约有3-6万条以上。审定工作,要从选词开始。按照所订的原则进行筛选和规范订名,并给出定义性注释和英文译名,同时建立术语数据库。第一步先完成中医药基本词的审定,然后开展中医基础名词、中医临床基础及临床各科名词、中药名词、针灸名词的审定。审定工作可按如下步骤进行：(1)先由有关专家按照要求起草。内容包括统一订名的“正名”或“推荐名”,定义式注释,英译名。淘汰的有代表性的旧名词可作为“曾用名”。(2)征求意见：初稿分寄全国有关知名中医药专家,征求意见,要求专家对自己熟悉的名词提出意见。(3)送给医学、药学、人体解剖、语言、哲学等相关学科专家征求意见。(4)根据中医药专家和相关学科专家意见作出修改。此为二稿。(5)中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提出审定意见。(6)根据审定意见进行修改。具体工作时,可编制一份工作简报,以便与有关各方沟通,推动工作的开展。整个审定过程将按照名词术语审定的有关原则进行。如：单义性、科学性、习惯性、系统性、简明性、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尊重已有的国家标准等等。其他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多来自外国,50年代主要来自前苏联(俄文),80年代主要来自欧美(英文)。而中医药学是土生土长、最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它的概念体系和名词术语都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审定,除了遵循科学技术名词术语审定的一般原则以外,还因其学科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比如它的民族文化性,尤其是汉语特点,译成外文时要“以我为主”,双向接轨。这些更需要我们在审定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因此,中医药名词的审定过程亦即是研究过程。研究工作可采用医史文献研究方法、术语学方法、计算机数据处理方法、中英文翻译方法等。中医药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哲学、传统文化、民间医学、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医学的影响,它们都在中医药学名词术语上留下或多或少的烙印。因此,在审定时,要充分与这些相关学科做好协调,正确订名,作出科学的注释。中医药理论有不少属于模糊性的,要作出精确的定义将会有困难,因此必须引入模糊学理论。另外,中医药学传入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交流、融合,对名词术语当会有一定的影响。在香港,中医药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也存在。据有关报道,香港地区使用的中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同名异物品共有34种。[3]台湾经过半个世纪与大陆的隔绝,在中医药名词术语方面也存在一些隔阂,所有这些也需要作专门的研究。当前,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1/4。汉字又是联合国指定的工作文字之一。汉字的使用,不再限于中国,而且许多东南亚国家、地区也在使用汉字。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的热潮,世界范围的“中医热”正一浪高过一浪。我国已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中医药的教学、临床或科研的合作关系。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明确建议43种疾病可以用针灸疗法,在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已经开办了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把中医药的传统医疗作为保险的一个覆盖项目,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现在已遍及五大洲。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研究和审定工作,就显得异常的重要和十分的迫切。中医药名词的规范化,是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基础性工作;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是需要有关方面的参与、支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在名词审定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在有关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做好这项事关中医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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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的名称和概念为中医所独有,而西医则阙如;既有译法为直译、音译和意译,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根据翻译的阐释学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该词的深层含义,建议以词素翻译结合音译,使该术语的翻译保留中医文化的特色同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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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术语的英译原则,比较《黄帝内经·素问》所载“心痛”一词的英译。通过文献考证, 比较分析国内外常用中医术语词典和四部《素问》译本中关于“心痛”的翻译。目前中医术语标准化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中医古籍的翻译仍需完善,希冀为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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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医药巨大医疗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日益显现，中医药在国际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然而，由于中医药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尚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缺乏来自官方的法律、法规约束和强有力的管理；国外中医师水平不一；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发展良莠不齐；中医药名词术语基本为古代汉语，准确翻译相当困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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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医药名词委)成立,2004年9月进行换届,五年来我们根据中医药学名词的特点,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模式,取得一些经验和成绩,在此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医药学名词的特点中医学是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惟一能完整地保留至今并以自身独特的体系仍在继续发展的学科,有很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于它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体系,确切的临床疗效。其中中医独特的理论是由独特的概念构成的。中医独特的概念则是由中国独特的语言所构成的中医术语来表述的。中医术语有它的独特性,其独特性在于它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因为我国绝大多数自然科学的术语来源于外国(俄文、英文),主要是统一术语的汉译名。而中医大量的名词术语形成于古代,有的甚至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构成自己的术语体系。中医术语有体系也有其特点。一是历史性：由于中医药学的历史性,名词术语多为古代汉语,有时字即是词,如气;有时短句也视作一个词,如木克土、肺主气、心开窍于舌等;更有古今词义的演变,古文的现代表述等。二是人文性：中医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相渗透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哲学对古代中医学的深刻影响,直接反映在名词术语上,诸如阴阳、五行、母病及子、子病及母、釜底抽薪、提壶揭盖、三子养亲汤之类,中国传统文化味很浓。三是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冷哮、热哮等。很少用定量描述。四是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木克土,火克金……总之,中医药学历史悠久,加上我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浓厚,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外来医学的影响,有相当部分的中医学名词术语外延宽泛、内涵不清,常出现一词多义、一义多词、词义演变等现象。所表述的概念形式与现代医学也不同,很难用“种差加属”的方法来规定。中医药名词术语的特点决定其规范化工作的艰巨性。建立一套适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模式中医药名词委成立不久,科学技术部设立专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由中医名词委挂靠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实施。2003年完成《中医药基本名词》5283个术语的规范,包括汉文名、英文名、注释。2005年4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2004年初,科学技术部又继续支持中国中医研究院项目组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专题研究。2004年4月,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制定中医药学术语国际标准,受到WHO西太区的高度重视,10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启动了这项工作。今年,我们开始着手《海峡两岸中医药学名词对照》工作。五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医名词审定工作的模式,内容包括“一个总体计划”、“两支队伍”、“三个工作程序”、“四种理念”、“若干规范守则”等。一个总体计划中医名词委成立之初,就制定审定基本名词、各科名词、修订名词和审定新名词“三步走”的总体计划。两支队伍建立了以全国中医药名词委为核心的专家咨询组(审定层次)和以中医药名词委办公室/项目组为主的工作组(研究层次)两支队伍密切配合的有效的运行机制。三个工作程序办公室/项目组在广泛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方案;然后通过小型会议、个别面谈、书信、网络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广泛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最后再提交名词委集体审议,集中多数专家的智慧,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四种理念我们提出并遵循中医药名词术语审定工作的四个新理念：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项复杂性研究、一个朝向目标的过程。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审定之后的名词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与最大的约束力,而权威性寓于广泛性之中。这要求我们尊重专家,尊重知识,发扬学术民主,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精诚合作,共同完成。我们的经验是本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地尊重、广泛地征求老名医、老专家的意见,把广泛尊重中医界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做在前面,在工作中形成有效的协商模式。征询意见可以本着“小—大—小”范围的原则进行。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规范审定的名词应该是最有权威的。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我们要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要参与国际科技工程,所以我们的名词审定就要朝向国际,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医、利用中医、发展中医。同时,也要注意其本土化,要强调我国是中医的故乡,中医具有原创性。名词的规范审定及其相关的标准,应该由我们来做。我们强调中医药名词的审定,要“一体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以我为主,我主他随。一项复杂性研究中医药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相渗透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哲学对古代中医学的深刻影响,直接反映在名词术语上,诸如阴阳、五行、气之类,中国传统文化味很浓。中医名词术语多为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等;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概括,如金克木。这些又增加了复杂性。由于有相当部分的中医学名词术语外延宽泛、内涵不清,因此要将具有丰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名词术语作恰当的英译,实属不易。中医药学科体系表现为由中医药名词术语体系构建的学科概念体系。因此,中医药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和审定,虽然不能代替中医药学科概念体系的研究,但不能仅仅只局限在名词术语本身,而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学科概念体系的构架。其复杂性,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项工作中,要自觉地应用复杂性理论来作指导。一个朝向目标的过程我们制定了中医药名词审定的总体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从3万多条中医药名词中筛选出重要的常用的基本名词术语约5000条,进行规范研究和审定。第二步在完成中医药基本名词的规范研究之后,再开展基本名词之外的中医基础理论、诊疗基础、中药、方剂、针灸推拿、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养生、医史文献等名词术语的规范研究和审定。第三步修订已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规范和审定新出现的中医药学名词。本项工作是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尽头。先搞出一个标准,然后进一步完善。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做得再好也只能是现阶段的较高水平,总是有待日后的完善。名词需要一稿一稿地修订,没有摊子可收,要一直干下去。每一次修订,都有可能增加,或删减,或修改前一稿所定下来的名词,这就是“过程”的含义。若干规范守则按术语学要求,结合中医术语历史性、文化性、定性描述、抽象概念用具体物名来表述等特点,制订《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原则与方法》、《中医药学名词·基本名词选词原则》、《中医药基本名词英译原则及方法》等若干重要的名词规范守则。在工作中,我们首次采用了术语学的新方法,遵循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易性、国际性、约定俗成、协调性等原则,使审定工作本身有章可循。五年来,我们在中医药学名词审定的实践过程中,也在理论上对中医术语及其规范工作的目的、意义、任务、内容、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作了初步探索,为构建中医术语学乃至中国术语学做出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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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耳鼻喉科中文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作为中医临床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中的一环,遵循中医临床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文章介绍了中医耳鼻喉科中文名词术语的选词、定名工作和注释的规范表述方法等,以期为中医临床各科术语规范与审定方法的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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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至迟在2400年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已形成了自已独特的体系。随着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概念,出现新名词、新术语。为了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和适应学科的发展,历代医家或政府,总是不同程度、不停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建立在有关的概念体系之上的。名词术语则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一般认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内经》问世是它的标志。之所以称《内经》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关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养生等重要的中医学概念都已提出,并命名了与概念相对应的术语。如中医的阴阳(阳气、阴气、阳虚、阴虚等)、五行(金、木、水、火、土)、脏腑(心、肝、脾、肺、肾、小肠、胆、胃、大肠、膀胱等)、经络(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督脉、带脉等)、俞穴(涌泉、合谷、曲池、足三里等)、精神气血津液、六淫(风、寒、暑、湿、燥、火)致病、四诊(望、闻、问、切)、治则(治未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等)、治法(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等)、制方(大、小、缓、急、奇、偶、复)、配伍(君、臣、佐、使)、养生(养阳、养阴、恬淡虚无等),这些初步构成了中医药理论名词术语体系。至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成中医临床经典之作《伤寒卒病论》,其中《伤寒论》部分针对外感热,提出397法,113方;《金匮要略》部分专论内科杂病40余种,载方262首。书中所确立的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及其方药,为后世所推崇,被称为“众方之祖”。书中所载病名(疟病、黄疸、中风、肠痈等)、证名(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等)、方名(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等)、药名(诃黎勒、红蓝花、生姜、白前等)沿用至今。最迟在东汉就已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是一部中药学经典著作。它系统阐述了中药学理论和用药原则,提出药物配伍、七情合和、四气五味等概念名称,并按三品分类法记录了365种药物,绝大多数药物至今仍在应用。此书为中国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魏晋以后的一些中药学著作,都是以它为基础的。其中所使用的药物名称、中药学术语大多沿用至今。综上所述,最迟在公元1世纪,我国中医药学学科体系构架已经完成。从术语学角度来说,反映中医药学概念的术语体系此时业已形成,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从总体来说,中医药名词术语体系建立之初,已独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随着医疗活动的不断开展,新学说的提出,新药物的发现,要求医生对新出现的事物或概念定出一个合理的名词或术语;外来医药传入,要求按照我国汉语及医学特点进行名词术语的翻译,以利学术交流和医药知识的传播。一方面是出现新的名词术语,另一方面是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对一些原有的医药知识重新认识,亦要求对旧的医药名词术语进行修订、规范。所以,在我国两千年来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直进行着,未曾间断过。二由于药物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因此历代医家甚或政府都十分重视药物学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其中药名的规范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综合魏晋以来名医之见,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补充、整理,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该书新增前胡、百部、牵牛子等药物365种,在提出药物正名之后,列举多个异名,如苦参列了8个异名,而《神农本草经》一书中只列一个异名。在当时我国南北长期分裂,造成一药多名等混乱现象,陶氏将正名与异名同时列出,这对于统一药名是有意义的。唐朝统一中国,成为强大的封建王朝。鉴于陶弘景个人及所处时代的局限,唐政府批准医学家苏敬的建议,编修一部国家药典,名《新修本草》。该书在《本草经集注》730种药物的基础上,新增药品100多种,如蒲公英、蓖麻子等,其中还有民间已广泛应用的外来药,如密陀僧、麒麟竭、阿魏、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薄荷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味外来药叫“底野迦”,据日本中山久四郎考证,系希腊语“Thteriak”的音译[1],即鸦片。该书为了药物的鉴别,还配绘了药图,可见当时医家对药物的定义已不再停留单用文字的表述上,而且还用图象来配合说明。北宋百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官修本草(中药著作)的高潮时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就编修了三次。先后编写《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以及以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编修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和南宋《绍兴本草》。这些官修本草都不同程度地新增或修订了药名。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驰名中外的中药学巨著。经作者(李时珍)考证,发现前人书中有不少名实不符、类别不当者,如“有当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证类本草》)并入一条”;“有当并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开宝本草》)分为两种”;“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冠氏衍义》之舛谬。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陶氏别录》之差”[2]。作者(李时珍)遂于“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王世贞序),设集解、辨疑、正误、发明等项,对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方面详加论述,无者增之,误者正之。《本草纲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药名而言,书中将1 892种药物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原则,归为16部60类,依次排列,构成当时最为先进的中药名词体系。该书问世后,很快就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先后被全译或节译成日本、朝鲜、拉丁、英、法、德等文字,在中外科技史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药名书写的规范统一对于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早就刊载清代顾铭照写的一篇题为“书方宜人共识说”的医话。文章说他“尝见一医方开小草,世人不知为远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细小者。凡此之类——如写玉竹为萎蕤,乳香为熏陆,天麻为独摇草,人乳为蟠桃酒,鸽粪为左蟠桃,灶心土为伏龙肝者——不胜枚举。”他认为尽管“方书原有古名”,但药名已经成为生僻名时,就不得使用,“若图立异矜奇,致人眼生不解,危急之际,保无误事？”于是提出“取用宜乎通俗”,要求医生处方所写药名必须使用通用名,这符合术语学里的通俗性原则,很有现实意义的。三历史上,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虽不如中药药名统一那样显而易见,但亦从未止歇过。一般来说,历代医学名著,尤其是被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列为必读的医著,如唐太医署把《素问》、《黄帝针经》、《甲乙经》、《脉经》等作为医学生的教材;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的医书,如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特别是清代的《医宗金鉴》,不仅被清太医院定为医学教科书,而且在问世后一直为中医界所推崇,作为医生的入门书,由于这些书的权威性,使得它们在对中医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对中医名词术语起到规范化的作用。近代以来,欧风东渐,西医传入,致使中国医学界发生很大变化。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有一些人将西医与中医对立起来,后来竟提出要取缔中医,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平息民愤,于1931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将统一病名列入工作计划。1933年下发《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给各地分馆,因遭反对,没有实施。[3]究其原因有四：一是由少数人提出,缺乏学术民主;二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不是学术界的共识;三是限期3个月后一律使用审定的统一病名,时间太短;四是武断地认为中医不科学,统一以西医病名为标准。最后一条是导致这次病名审定夭折的致命伤。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历史告诉人们,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统一非常重要,历代医家甚至政府对这项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予以重视,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资料。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可资借鉴的珍贵文献。只有用现代术语学的方法对这些历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发掘,才能使当今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有所创新。*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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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耳鼻喉科中文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作为中医临床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中的一环,遵循中医临床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特点.文章介绍了中医耳鼻喉科中文名词术语的选词、定名工作和注释的规范表述方法等,以期为中医临床各科术语规范与审定方法的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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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以下简称名委会),是经自治区政府批准成立的常设机构。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自治区语委作为主管蒙古语文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指导全面工作。名委会由自治区语委、报刊杂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大专院校、汉蒙翻译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除下设办公室、终审组外还设有物理、化学、地理、体育、历史、畜牧业机械、兽医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出版、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学、党政公文等专业名词小组。名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审定、统一社会所需的蒙古语名词术语;积极推广普及名委会所审定通过的新术语;检查督促全区使用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名委会是1956年在原审定统一蒙古语名词术语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经过四次调整,现在已是第五届了。名委会成立近四十年来,审定统一了大量的名词术语。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审定统一了近二十万名词术语。共办常用名词术语及专业名词术语公报22期。协同有关出版社,已经正式出版法律、语言学、文学、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体育、政治经济学等十个学科的《汉蒙对照名词术语丛书》。企事业机关单位名称、金融、财政、邮电、解剖学等《汉蒙对照名词术语丛书》也即将出版。审定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经历了坎坷曲折的路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审定过程中形成一条比较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定蒙古语名词术语的一般原则。当然这个原则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和完善过程,因此要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一、要坚持有利于平等和团结的原则。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语言平等,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内部的团结。避免民族歧视和民族不和睦的现象出现。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内蒙古自治区是多民族共同居住,蒙古族大散居小聚居,蒙古族进行区域自治,汉族占多数的民族地区。语言环境十分复杂,无论从实际需要考虑,还是从《宪法》赋予的权力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考虑,都必须用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必须保证蒙古语文同汉语文有同等的政治地位,也必须保证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并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也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所以,蒙古语文工作历来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特别是审定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是民族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鉴于上述情况,审定蒙古语名词术语时必须避免伤害包括蒙汉各民族人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必须尊重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习惯性,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语言。一切从平等和团结的大前提出发认识和思考问题,进行审定和统一蒙古语名词术语。二、要坚持科学性和群众性相结合的原则。注意专业名词的准确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学科间通用名词的统一性,有利于蒙古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有利于学习和掌握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同时注意常用名词术语的群众性和习惯性,有利于群众接受,有利于广泛使用。这是根本的一条原则。科学性和群众性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概念,两者确实有相结合的一面。科学性的东西往往容易被群众接受,反过来广大群众愿意接受和使用的东西往往也比较接近准确,因此在科学性和群众性之间也可以找到结合点或连接点。但并不是说每个名词术语都具有两重性,而是从宏观上看,从总体角度观察,审定名词术语必须要坚持科学性和群众性二者的结合。此二者各有各的侧重领域。我们讲科学性主要针对审定专业名词术语的准确性、系统性、统一性、单一性而言。准确性,指的是尽量准确表达名词的原意,或越接近越好;系统性,指的是对同一专业学科的名词术语,作为一个体系来考虑,认真研究它并考虑每个名词术语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把每个名词术语变成这个专业整个名词术语体系中的一分子;统一性,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专业名词术语中涉及到同一名词的一致性和相互借用性;单一性,指的是一个概念只用一个名词表达,定名必须单一,不能确定两个以上的名称。这样强调专业名词术语的科学性,必然促进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而我们讲审定名词术语的群众性主要是强调群众对常用名词术语的承受能力和群众的使用习惯。就是照顾群众的意志、照顾群众的习惯,照顾现实。有些个别名词术语就是不够准确,但已被群众广泛接受使用,那么我们首先考虑群众的意志,一般不予改变。由于科学性和群众性各有各的侧重领域,所以二者的相结合,正是相互补充,包含或覆盖了整个审定名词术语工作领域。我们称这条原则是一条根本原则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还必须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讲科学性不是绝对的,它有很大的相对性和模糊性。实际上对每个名词的定名要求做到尽善尽美的科学性,是很难做到的。在几个较好的方案中,经过相互比较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案,已经是很不错了。特别是对一些名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采取模糊语言学的方法,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色彩的处理更适宜一些。我们讲群众性也不是当群众的尾巴,放任自流,而是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加以升华,因此讲群众性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反对将科学性和群众性加以绝对化并使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我们主张将科学性和群众性相对化,并使二者相互补充。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二者的并举,才能有实用性,才能在群众中有基础,才有生命力。三、要坚持积极而慎重的原则。在定名时要反复讨论,博彩众长,依据充足,决不能草率从事。对定名不准确的名词术语,根据多数群众意见进行重新审定。这是总结审定名词术语工作近四十年的历史而提出来的重要原则。四十年来蒙古语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它经历了蜿蜒曲折的路程。曾经遭到“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的严重干扰。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跌过跟斗,摔过跤,教训是深刻的。但这并不是说审定名词术语本身具有“左”和右的问题,而是在客观上把名词术语审定工作人为地牵强附会地扯到政治斗争的旋涡当中,把正常的名词术语工作问题当成严肃的政治问题,随意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使人望而却步。其实审定名词术语工作本身是方法问题、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有语言文字的民族都有名词术语的审定问题。因此,不能把名词术语审定工作当中的借词多少,从何借词,创制多少,如何创制当成政治问题,进行无限上纲。比如审定方法上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是全盘借词,要么是完全封闭的现象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决不能随意地同政治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扯在一起。不能把主张汉语借词当成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不能把主张完全封闭当成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也不能主张外语借词当成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表现。这种把审定名词术语工作与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简单地联系起来的做法,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民族语言文字的大同,特别是名词术语的大同,这是大的趋势。只是在每种语言发展的具体进程中速度的快与慢,方法的得当与不得当方面存在差别。正确的名词术语的审定方法应该是根据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内部规律、学习使用的情况、语言文字本身的完善程度、对外来名词术语的接受能力及语言环境等因素,在全面研究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确定。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克服急于求成,又要克服消极怠工。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提出了积极而慎重的原则。积极,指的是态度要积极,在宏观上要积极主动;慎重,指的是在具体行动步伐上慎重稳妥,尊重客观规律,保持适度,不走极端,不搞冒然行事。四、要坚持通俗、简练、易懂的原则。审定的名词术语既要符合蒙古语名词术语构词法规律,具有蒙古语名词术语的一般特点,又要便于掌握和使用。这是各民族语言处理名词术语的又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审定名词术语的目的是使用,让更多的人接受,因此审定名词术语时必须充分考虑客观效果。在不违背蒙古语构词法规律的前提下,越通俗越简练越好。当然对专业名词术语和常用名词术语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这里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审定与翻译是不同的概念,此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我们是审定名词术语,而不是翻译名词术语,但同时我们审定的名词术语在其它语言文字都有对应名词术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审定的名词术语也具有翻译的性质,只是具有了蒙古语的特点,而这种翻译不是字面上的直译,而是选择最佳的对应名词,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翻译而是审定。因为在我们审定的名词中除意译外还有音译,借用、转用、使用缩略语等各种不同方法,翻译只是审定方法的一种。过去有些名词术语审定得过分冗长,主要原因是审定者的观念中过分强调翻译意识而造成的,因此这些翻译出来的名词术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有的使用过程中被自然淘汰,有的干脆被群众简缩使用。因此,我们认为审定名词术语时不要求全完美,不要过分强调完全表达原意或完全到位,只要基本表达原意即可定名。当然对专业名词术语和常用名词术语的审定要求应有所不同,对前者要求得严些,相比之下后者要放宽一些。这样审定的名词术语基本能够做到通俗、简练、易懂。另外,还有一个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审定名词术语实际上是对一客观事物定名,因此,必须强调规定性,虽然对有些名词术语审定得不够准确,但我们一经规定,就必须按规定执行,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贻误工作。个别确实审定不准确或审定错的名词术语在使用实践中会逐渐被淘汰,必要时也可以个别处理,但是对已经审定的名词术语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宜变更,更不能推倒重来。五、要坚持分类处理原则。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一般应以蒙古语基本词汇为基础创制,适当使用汉语词和其它兄弟民族语名词;自然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要积极借用国际通用的名词术语;群众中常用的定型的名词术语,一般遵循约定俗成原则;国名、地名、人名一般坚持名从主人原则。这是根据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近四十年的经验及工作成就,认真分析考察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情况及发展趋势、所处社会语言环境而提出的重要原则。蒙古语名词的分类处理,这是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的重要的经验总结,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做法,已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蒙古语名词术语的大致分类,无非是社会科学名词,自然科学名词,常用名词术语,国名、地名、人名等几大类。而这些名词术语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使用范围,因此,不能搞一个标准,不能搞一刀切,根据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使用范围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有些方面强调国际性,有些方面强调民族性,有些方面则强调习惯性。但是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就是同一类名词的处理也不能清一色地用一个模式来套,宜创则创,宜借则借。这里的唯一一条标准就是只要那一种办法对民族的智力开发有好处,对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好处,对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好处,我们就采用。现在有的同志担心借词过多将搞乱蒙古语词汇,影响语言文字按内在的规律发展,影响群众的学习使用。实际上这是不必要的。只要把接受进来的词汇,用蒙古语构词法进行处理,完全可以吸收消化。随着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术语不断出现,对此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有不断吸收和消化新术语的问题,这里除了从老词汇中挖掘一些词汇赋予新义,再根据可能和需要创制一些新词外,更多的是采取借词、转写、音译等办法接受新词。这也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民族尽快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快经济文化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一个民族的语言词汇越多,语言表达能力就越强,越准确。用借词、转写、音译过来的名词都是一些新术语,因此也是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工具,对这种工具的作用发挥得越好我们语言文字的功能就越大。再则,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各种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是自然的,蒙古语和汉语的情况更是如此。从来没有纯而又纯的语言,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是以本民族语言为主的大“杂货店”。据初步统计在蒙古语中来自汉、藏、维、哈、印地、阿拉伯、波斯、突厥、通古斯、俄、英等的外来语近六千条之多。各种语言之间的共同词汇也不少,如蒙古语同维语,蒙古语同哈语之间的共同词汇成份达20%左右,有的语言之间共同词汇部分多达80%左右。有些名词术语在几种语言中有相同的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各种语言之间具有共同的词汇,相互借词是一种正常现象,是一个活的语言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语言相互之间的共同词汇,特别是共同名词愈来愈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哪个语言吃掉哪个语言的问题,更不存在民族的同化问题,相反,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自然过程。目前蒙古语言的特殊环境,不允许搞自我封闭。蒙古语言作为活的语言要发展,就必须开放,特别是在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中不能搞封闭,只有这样蒙古语才能真正变成社会语言、生产语言、科技语言。六、要坚持“挖、创、借”的原则。挖掘是指采用蒙古语中固有的可赋新义的词汇及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和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的词汇;创制是指采用蒙古语词根上加后缀或减少音节或对偶词或外语词蒙古语音化的方法;借用是指直接采取用汉语词及其他民族语词、外国语词和国际通用的名词术语。这是蒙古语名词术语审定工作中一贯采用的方法原则。在遵循前五条原则的基础上具体采取的方法。挖掘、创制、借用三者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各有各的用处,互相不能代替,更不能互相排斥,否则会产生极不好的实际效果。在具体处理各名词术语时均保持适度,不能一味地挖掘和创制,也不能一味地借用,要以蒙古语词汇总体上能吸收、消化的程度为限。我们过去审定名词术语的过程中曾出现过过分强调借用和过分强调创制的两种偏向,当然这是工作方法问题,但是我们不及时纠正这些偏向,必然会影响我们审定名词术语的社会效果,影响名词术语的统一使用。这三者不仅在整个名词术语的审定中要做到有机的结合,而且在单个的名词术语的处理上也应做到三者相结合。比如,在借用基础上进行创制,把借词蒙古语音化,加后缀的办法进行处理,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选了很多借创结合的词汇,另外还有挖掘的基础上创制等等。当然此三者也有各自的侧重领域,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术语采取借用的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名词术语采取创制的多。但是在总体上我们不能偏废任何一种方法。审定名词术语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正在广泛地研究和探讨之中,国内外学者有很多好的见解,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在汉语名词术语审定工作中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吸取。蒙古语名词术语理论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已经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很多致力于蒙古语名词术语理论研究的工作者从各自的侧面潜心研究,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较深的造诣。我在主持制定蒙古语名词术语一般原则的过程中,认真翻阅了各种理论文章,认真回顾和思考过去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认真分析和研究当前蒙古语名词术语工作的现状及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探索,目的是浅释蒙古语名词术语审定的理论原则,与蒙古语文工作者共同学习、相互交流和开展学术探讨,以便加深理解,为蒙古语名词术语审定工作的规范化做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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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单位是翻译学科中的基础问题。不同学者从语篇、语段、小句和词等层次均有深入论述。而术语的翻译单位,尤其是中医术语的翻译单位较少有人分析。与一般科技术语不同,中医术语具有模糊性、歧义性和笼统性的特点。大多数译者在中医术语翻译研究实践中常将整个自然术语词语默认为翻译单位。魏迺杰将单字作为中医术语翻译的基本单位,杨明山则主张在单字的组合规律上探讨中医术语翻译问题。在梳理相关概念和分析中医术语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现状和术语实例分析,文章提出中医术语翻译应以基于语义的最小搭配结构为翻译单位,并建议未来开展中医术语翻译单位的实证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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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最富特色的一门学科 ,至迟在 2 40 0年前中医药名词术语就已形成了自已独特的体系。随着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不断产生新概念 ,出现新名词、新术语。为了满足学术交流的需要和适应学科的发展 ,历代医家或政府 ,总是不同程度、不停地进行着名词术语规范化工作。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建立在有关的概念体系之上的。名词术语则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一般认为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 ,《内经》问世是它的标志。之所以称《内经》为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是因为在这部著作中 ,关于人体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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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人类在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同时产生和发展了各种科技名词术语,作为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科技史上谱写过光辉篇章。中国科技名词术语,以汉语为主导,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在语言形式和结构上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简明扼要,蓄意深切。我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如已被译为英、德、法、俄、日等文字的《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包含大量科技名词术语。从元、明以后,开始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创译了大批科技名词术语,为传播科学知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之一。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关心和重视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我国早在1909年就成立了科技名词编订馆,后又于1919年中国科学社成立了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成立了译名统一委员会。1932年成立了国立编译馆,在当时教育部主持下先后拟订和审查了各学科的名词草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委员会分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艺术科学和时事名词五大组,聘任了各专业著名科学家、专家,审定和出版了一批科学名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重要工作陷于停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不断涌现,相应地出现了大批新的科技名词术语。统一科技名词术语。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和行业之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科技情报的传递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推广使用,对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4月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定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组织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并予以公布。根据国务院授权,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科研、教学、生产、以及新闻出版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标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委派了正、副主任,担任领导工作。在中国科协各专业学会密切配合下,逐步建立了各专业审定分委员会,并已建立起一支由各学科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近千人的审定队伍,负责审定本学科的名词术语。我国的名词审定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名词术语审定工作是对科学概念进行汉语订名,同时附以相应的英文名称,既有我国语言特色,又方便国内外科技交流。通过实践,初步摸索了具有我国特点的科技名词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名词术语的学科分类、相关概念等问题,并开始探讨当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期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语言规律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体系。统一我国的科技名词术语,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它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性工作,又是一项涉及亿万人使用的实际问题。审定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处理好科学性、系统性和通俗性之间的关系;主科与副科间的关系;学科间交叉名词术语的协调一致;专家集中审定与广泛听取意见等问题。汉语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除我国外,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使用汉语,或使用与汉语关系密切的语言。做好我国的科技名词术语统一工作,为今后对外科技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使我炎黄子孙,在世界科技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重要的贡献。统一我国科技名词术语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需要不断地发展、补充和完善。我们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的科学态度作好审定工作,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提供各界使用。我们特别希望得到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等各方面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共同为早日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而努力。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钱三强1987年8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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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Bob Flaws的《难经》英译本,归纳分析其中通假字的英译方法,探讨影响中医古籍文化特色词的翻译策略及译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以期为今后的中医古籍英译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