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查汝强同志的“答辩”——兼论有机细胞和细胞学说的科学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了查汝强同志题为“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榷》的答辩”的文章(以下简称查文)。文章就十六个方面的自然科学问题进行了“答辩”,据说是纠正了刘兵等五同志“在知识方面的某些缺陷和观点方面的某些错误”,并“显示出”了作者“对科学史的辩证分析能力”。为了能够从这一讨论中真正受到教益,笔者愿在这里就其中的第十二个问题(即所谓“关于十九世纪细胞的发展”问题)的“答辩”,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作者和广大读者。     

爱因斯坦—坡尔关于量子力学诠释之争

在20世纪物理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许多争论，其中争论时间最长。涉及问题最多、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诠释之争。现在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和分析这场争论，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及其哲学实质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爱因斯坦一玻尔的公开争论始于1927年10月第五次索耳维（SolVay）会议，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量子力学内部的自洽性”，其间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都被玻尔—一回应了。从此，爱因斯坦承认量子力学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但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理论，而不是完备的理论，并于1935年3月与波多尔斯…     

知识转向: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哲学的分裂风险与应对思路

基于经济史视角的机器换人“常识”深藏着技术哲学新的分裂风险。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哲学需要继承现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纲领的精神，在机器换人“常识”的经济史理解基础上打开“技术黑箱”,引入《资本论》的技术史视角批判和反思机器换人“常识”,进而找到新的认识论和推理逻辑问题，即“机器如何接受并重现人类能力的知识”——技术知识论。借鉴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思路，技术史与经济史如同技术哲学的“内史和外史”,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分裂的，没有经济史的技术哲学是瘦弱的。     

关于“宇观”概念的讨论

本刊编辑部收到罗庆文同志的《宇观过程的本质——与戴文赛同志商榷》一稿,对戴文赛同志的两篇文章《宇观的物质过程》(原载《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宇观过程的特征》[原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第8卷第1期(1964年)]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三封读者来信及答复

编辑同志: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77页左栏(第8行),“著名数学家吴载渊”中的“载”字,系“在”字之误。我于1923年在大同学院学习,吴老还任课,他著的《代数学》是教本。都用“吴在渊”而不是“吴载渊”。合肥工业大学潘企之编辑同志: 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现在担任技术员工作。从中学时起我对科学哲学便有着浓烈的兴趣,对     

关於对量子力学的解释

关于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同时在唯物主义旗帜下的科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彻底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都有重大的意义。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上,苏联以现任联合核子研究所所长布洛欣采夫为首的一个学派的见解,我国过去作过较多的介绍。布洛欣采夫著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量子力学原理”一书早已译成中文,并被普遍採用作为我国大学的课本。布洛欣采夫、切尔茨基、奥米里扬诺夫斯基等的阐明这一学派的观点的几篇重要论文,曾经集中译载在“科学通报”一九五二年八月号中,后来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二)物理学之部”一书之中。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学派,那以福克院士为首的学派,这个学派不同意布洛欣采夫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个学派的观点,过去我国很少介绍。本刊本期发表了不久以前福克系统阐明自已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的重要文章,还发表了一九五二年时福克批评布洛欣采夫的一篇文章,以及布洛欣采夫的回答。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福克学派的观点及其同布洛欣采夫学派的争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对量子力学的解释上,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国物理学家德·布洛依为首的一个标榜唯物主义的学派的出现。德·布洛依的重要论文:“量子力学是非决定论的吗?”已译载在“哲学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同一杂志还在同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德·布洛依的“波动力学注译”的译文。此外,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的观点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哲学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发表了他早年的著名论文:“对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是完备的吗?”的译文,“学习译丛”在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发表了他的“量子力学与现实”一文的译文,这是爱因斯坦晚年的著作。最后,当然还要提到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学的解释。本刊希望,我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们更多地关心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组织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本刊今年的中心工作之一。欢迎大家向本刊投寄这方面的稿件。为了便利大家讨论,本刊将继续发表在这个问题上各学派的代表性文章,作为研究、讨论及批判的资料。欢迎大家投寄这方面的稿件,帮助本刊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时间之属性－与汪天文同志商榷

本文通过对《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汪天文同志的《时间之属性》一文中“哲学思辨和逻辑论证”的深入思考，得出的结论与该文不同。笔者认为有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分，两者是统一的，同时又是相对的，不可逆的，单向的。     

《“苏埃玛”——一个机械人的故事》一文宣扬了什么观点?

编辑同志: 我读过贵刊1963年第1期上所载陆叁同志《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一文后,联想起以前看过的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苏埃玛”——一个机械人的故事》(安·德涅普罗夫著,《科学画报》1963年1—3期曾节译刊载),使我认识到这篇小说缺乏应有的科学根据,宣扬了一系列极其错误的观点,在读者中起了不良的影响。这篇科学幻想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个科学家用电子元件、电动机等制造     

对“‘有限而无边’是否就‘不可超越’?”一文的质疑

1986年,笔者曾与其他四位同志一起,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一文,指出了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的十六条科学性错误。此文的目的即在于严肃学风,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立足于更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当然,它并未穷尽查文中的所有自然科学错误。此后,查汝强同志随即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了“对刘兵等五同志《商槿》的答辩”,就这十六个问题一一为自己辩护。随着争论的展开,查汝强同志后来甚至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有关文章中说,“我自己丝毫没有缺乏自然科学根据的感觉。”针对查汝强     

精神病理现象与人的综合理解——卡尔·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中的哲学与精神病学观点

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初版问世已逾100多年,但仍被视为精神病学的基本文献和里程碑著作。这部划时代文献不是执着于精神病科领域的无数现象和症状,而是从现象学视角严密记述、定义和分类这些现象,为准确评价、理解精神症状所必需的广阔领域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方法论。近入新世纪以来,令人鼓舞的是,国际学界已超越哲学与精神病学的之间的个别交流,从方法论视角进行全面对话,试图构筑哲学与精神病学的新的统一。就此而言,作为哲学与精神病学理念的共同源泉,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导向意义。     

北京学术界座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这种挑战是社会科学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十分重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去丰富和发展社会科学。九月上旬,《读书》编辑部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举办了“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座谈会,座谈会由《读书》杂志包遵信同志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三十几位同志。     

论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

关于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遵循“逻辑简单性”原则,是爱因斯坦有关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思想。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爱因斯坦这一思想的认识与评价存在着许多混乱与分歧,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究竟应如何理解“逻辑简单性”原则?它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有何意义?爱因斯坦的“逻辑简单性”原则与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些学术界尚未搞清而存在疑惑的问题作出初步的分析与评论。     

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

关于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中外学者比较公认的看法是“理性论的实在论”(Rationalistic Realism),按照传统的哲学概念,也可以称之为“理性论的唯物论”。对于这一观点,我没有什么异议。在本文,我要论证的是:经验约定论(Empirio-conventionalism)也是爱因斯坦主导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领域和某种程度上,它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甚至和“理性论的实在论”一样强烈;而且,像理性论的实在论一样,经验约定论在爱因斯坦的早期思想中就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常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有必要在此加以强调。下面,我将依次展开自己的观点。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近年来 ,于光远先生提出了“四种消费品”理论 ,主要观点曾先后发表在《北京日报》、《中外名家论坛》、《自然辩证法研究》(2 0 0 3年第 11期 )上 ,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思想引起了学界同仁的兴趣与关注。2 0 0 4年 4月 2 8日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个《于光远 :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一书座谈会 ,与会者都发表了各自的观后感。现通过笔谈形式发表出来 ,以飨读者     

光荣与梦想——《自然辩证法通讯》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二）：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学术水准——从《自然辩证法通讯》个案看

1991年,我曾经应台北《中国论坛》之邀,撰写专文“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发表在该刊第23期,1992年9月,第12—20页）。后来在收入我的论文集《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时,这篇文章被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更名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内地科学哲学”。在该文中,我从专业刊物、翻译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科学哲学十余年间（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再生（与五四的传统和余韵对接）、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尽管拙作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毕竟也能察觉到已逝岁月的一些蛛丝马迹。     

量子物理学与粒子的基本性问题

本文发表于苏联《哲学问题》1962年第9期,作者是М.Э.奥米里扬诺夫斯基.本文的中心论题是:基本粒子相互转化的物理现象导致了对物质的"结构"、"基本性"、"复杂性"等概念的新理解.现将作者的看法摘译如下:在探讨基本粒子理论时,     

苏联哲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能否成为独立的哲学科学的讨论(续)

(译者说明)本刊1964年第三期曾经刊载过《苏联哲学界关于自然辩证法能否成为独立的哲学科学的讨论》的综合报道,本文是关于同一问题的继续报道,摘译自苏联《哲学问题》1964年第9期上《关于自然辩证法问题的讨论》一文。本文所提供的材料,反映了苏联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的一些动向,仅供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参考。     

反对关于“紅移”現象的唯心主义揑造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1958年第4期发表了普·费特真珂的“反对关于‘红移’現象的唯心主义捏造”的文章,作者谈到爱因斯坦和勒梅特尔的宇宙模型。这兩人都認为宇宙空间是有限的。勒梅特尔根据“红移”現象即银河以外星云光谱的光譜线都有向红端移动的現象,認为根据多普勒效应,宇宙     

使用宏观概念来描述微观客体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兼答关洪同志

关洪同志在本刊1990年第5期上发表《只能用宏观概念来描述微观客体吗》一文,对我发表在同刊同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微观测量与量子力学的人类学特征》提出了商榷。我认为,这是就量子力学中使用经典概念的必要性和局限性这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开展了一轮新的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也是预料之中的。本文仅限于对关洪同志文章中提到的若干问题,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一系列不应有的误解作必要的澄清。     

讯息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CAJCED2006)”6331种统计刊源120余万篇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及“中国期刊网”中心网站2005年全文下载记录的统计,并经综合评价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度文献计量指标报告如下:总被引频次1083,名列居哲学类核心刊物之首,影响因子0·547,位居哲学类核心刊物第二。在历年各项数据综合排名稳居同类刊物第二、三名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的新的排序,是自创刊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报告这一讯息的同时,我们真诚地感谢全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特别是广大作者和读者多年来对杂志的支持和贡献。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