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言志”与“缘情”——论中国美学的儒道互补关系

中国美学很早就发现艺术创作内在的情与理的不可分割的审美统一关系,艺术虽然包含理性概念,但其中的情感内容又远非理性概念所能穷尽。儒家传统的“言志”说和道家传统的“缘情”说,分别代表中国美学对艺术内部思想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的两条不同的美学路线。儒家美学的“言志”说主张“理”是艺术内在的情与理相统一的基础,文学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应该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并受其自觉的节制与指引,由此而发展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道结合”的传统。而道家美学的“缘情”说,认为“情”是艺术内部的情与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言志明道”与“缘情尚文”——摭谈秦汉隋唐文章理论的双轨发展

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在唐代以前就初具规模。“言志明道”说明了社会生活乃至阶级属性对文章功能的干预作用;“缘情尚文”则显示了文章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纵观整个古代文论,“言志”与“缘情”、“明道”与“尚文”始终处于对峙发展之中.本文试以秦汉隋唐文论的状况分析为基础,找出文章理论双轨发展的规律。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

王船山诗学的主情观，在论述诗歌言情要婉转曲折、情与景的结合要关注内在统一，以及要以情为“兴观群怨”的纽带等方面．有其独到理解的阐释和别开生面的新意。它是对“诗缘情”说的拓展和深化。     

论陆机的"诗缘情"理论

先秦、两汉时期,“诗言志”理论占主导地位。西晋的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理论,打破了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美学意义和崭新的审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皎然的诗"境"说

皎然的诗“境”说对中国意境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诗“境”说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情与景、情与理的融合。而深层结构是在表层结构的基础之上，力求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诗经汉学抒情本体论辨析——以孔颖达“情志”观为中心

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郭绍虞先生认为孔颖达已经将“诗言志”中的“志”同“诗缘情”中的“情”统一起来。其实，诗经汉学将情感体验纳入了特殊规范。孔颖达所谓的“情志”被更严格地限制在政教规范之中。孔颖达通过对“感物说”的引进、改造，对“诗人”身份的特殊处理来实现这一理论意图。他用“感物说”解释“情志”的产生，又将“物”限定为政教善恶，从而使感物而生的“情志”被彻底束缚在“政教”这一核心之上。他将诗人与诗歌所描述的情感事件的主人公区别开来，为每首诗都是诗人“有感于政教善恶”而表达“美剌”之志的阐释提供了理论形式，并且进一步要求诗歌所表达之“情志”必须超越个体的经验，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政治道德合理性，从而将抒情诗歌的情感本体彻底意识形态化。     

中国古代诗歌兴手法的心理分析

“兴”是我国诗歌中一种重要的创作表现手法，在创作的实际操作中，它常表现为“触物起情”、“以情拟物”两种模式。按照客观事物与主观情志的关系，本又将其分为相似联想、对比联想、接近联想、相关联想四种类型。充分理解这些特性，从而更好地去把握“兴”。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言志与缘情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典文艺本质的双重规定.金庸武侠小说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武侠刻画人生.以人性人情融合凸显作品生命意识,处处折射出中国古典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哲理思想,从而使他的武侠小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与底蕴.     

关于诗的话语

何之为诗?常有读者来信向我发问。以我之见,诗是抒情言志的纯金。诗之灵魂在于一个“清”字,诗之内涵在于一个“志”字。诗之所以为诗,其语言应该是筛过、滤过、淘边、铸过的闪闪发光的金子。诗中有我,我中有情,情中有志,这才算得上一首好诗。     

从《文赋》看陆机赋"体物"特色

对文学的审美离不开形式与内容,在审美过程中不能忽略任何一方面,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把中国文论的重心由“言志”转向“缘情”,且对赋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效果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认识。本文试从《文赋》中题材选取和语言艺术两方面来分析陆机赋在“体物”上的特色。     

曹丕:“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先导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曹丕的创作实践及其文论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曹丕是"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先导。     

“诗缘情”的现代解读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举起“诗缘情”大纛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此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晰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     

徐玉诺诗中的“她”意象

徐玉诺“月亮女神”型的诗歌散发着“爱”和“美”的梦幻、浪漫气息，游离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写实风格之外。诗人称自已有一颗“遇见悲哀便美化了的心”，但与王统照、谢冰心对“爱”和“美”的玄想相比，他笔下的“爱”与“美”浸透着更多的苦涩意味。诗文中的“她”意象则是诗人将悲哀愁苦之情美化、浪漫化的载体。     

谈语文教学中学生情感的培养

我国的文学创作历来讲究一个“情”字。“情者文之经”、“为情造文”等等都表明“情”是“文”的命脉，“文”是“情”的载体。所以说，中学语文教材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情”之物，或直抒胸臆；或借物抒情；或情景交融……品读好文章，总能让人如痴如醉。     

“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

如何既要发展工业又能避免工业污染?有人说要靠东方思想，准确地说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其理由是那里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使我产生了疑问，何谓“天人合一”，天人真能合一吗?这种古代思想对现代工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发挥多大作用?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