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在新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明显地面临两大理论课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诗歌精神重建”以对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为中心；“诗体重建”以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为美学使命，在探索完成两大课题中，现代诗学应当继承中国诗学重人文精神的传统，又恰当地吸取西方近现代诗重科学分析的精神。     

沈从文与新月派

沈从文作为一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重要作家，却与以诗歌见长的“新月派”有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新月派”对他步入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大量发表于“新月派”创办的杂志上；另一方面，他又对所谓的“新月派绅士”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在他的都市题材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讽刺。     

“历史整体性”与中西诗学的汇通——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理论研究

“历史整体性”是由学者、现代诗人叶维廉提出的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角度,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回归事物历史情境的过程中,以跨文化视野达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汇通状态。在具体结合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传播、现代诗与古典诗歌的汇通,中国现代诗的语言和“自我”等三个主要方面的前提下,大致勾勒出叶维廉现代诗理论研究的总体轮廓,能够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启示与途径。     

一株西望的向日葵——余光中的诗歌及其创作心理初探

余光中是台湾当代诗坛的杰出代表.本文总结了余光中的诗歌创作分期及各阶段的风格特色,并力求从余光中的创作心理深处,分析他的诗歌代表作如何在主题、题材、节奏等方面遵循“中国化的现代诗”的诗歌主张,坚定的确立具有民族风范的现代诗歌艺术.     

比较:中西方诗歌文化

本文从西方诗歌文化与中国诗歌文化交错运动的视野 ,分析文化全球化语境的建构对中国诗学文化的影响与现代诗创作的转型。作为中国诗歌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语境把中国现代诗学及其写作带入了一个新的时空维度 ;这个新的维度对于诗歌文化比较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承受反抗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虚无 ;并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个体自我认同和诗歌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动机和主题     

悲凉的柔情 苦涩的芳香——评哈代的“埃玛组诗”

被国外学者称为“现代诗之父”的哈代,善于以自身的经历、体验、感受来建构自己的诗歌王国,具有浓郁的自传性色彩。他在诗的领域里,展现了比他小说更为深挚动人、细腻缠绵、清纯苦涩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的进程。翻阅一下《哈代诗歌全集》,就会发现,在他前几部诗集中,具有自传成分的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以说,他的爱情生活,与他的文学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变幻多端,并且两者紧紧交织。露易莎、艾格妮丝、玛丽、特里芬     

论郑敏前期的现代主义诗作(上)

郑敏的现代主义诗创作，彻底明确了象征主义与后期象征主义的分野，这种分野是从形式上的“气体诗态”向“固体诗态”转化，从内容上的沉迷于“小我”的哀伤到“对现实的大面积介入”的转换而完成的。当然，这种分野的明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郑敏一个人来完成的，在郑敏以前，现代诗的转型便已悄悄开始，冯至、穆旦、杜运燮、袁可嘉等其他现代诗人更是从创作和理论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郑敏广泛吸取了前辈们的经验，再加上西南联大神话般的文化氛围与郑敏独特的心智、知识结构，使她成为了４０年代现代诗的“集大成者”，使她的诗歌转型最为彻底。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带着他的人生体验,真诚地宣叙着他的理想。他的体验来源于个人、民族、人类的生存危机的压迫和这种危机对人的“生命”的毁灭。本文通过分析与综合等方法,探讨了沈从文小说中生命意识的具体表现和深刻内涵。本文分别从“生命之美”和“生命之忧”两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的生存体验在小说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前者是他记忆深处的东西,也是他在“危机”的压迫下的历史回归,展现出“湘西”的“本真”的生存状态,为“拯救危机”找到了重构的资源。后者却从现实出发,揭示了下层人民、都市人的“安宁”即“沉沦”的“非本真”的生存状态。     

反袁时期的诗歌

1912年到1916年6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反袁时期。无数革命党人以诗歌为武器，揭露袁世凯的反革命本质及他的皇帝梦，并且对筹安会六君子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反袁时期的诗歌，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转换时期最重要的一页。     

“小我”与“大我”统一论－－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一

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小我”与“大我”论实质是诗歌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论，主流派观点认为，“小我”是诗歌伤口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以“小我”写“大我”要力求“小我”与“大我”的有机统一，在“小我”和“大我”之间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偏废，它对现代诗歌创作与理论建设有重要价值。     

一生的眷恋：张兆和的情爱世界

张兆和和沈从文的爱情故事是民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面对沈从文的苦苦追求,张兆和最终应允。相守则红袖伴读,伴出令人击节的经典《边城》;相别则鸿雁传书,传成温馨悦人的《湘待散记》。抗日战火,避难云南乡卡相焘以沫;解放前夕,沈从文自杀未遂,张兆和最终唤醒沈从文。文革中不离不弃,夕阳中偕老余生。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水世界——浅析《边城》中的审美特征

水在沈从文的生命与创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沈从文作品《边城》中湘西水世界的景美、人善、情真几个方面揭示沈从文的人生观和人生理想。     

试析沈从文与卡夫卡作品的后现代特征

后现代理论的两大重要特征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均存在于沈从文与卡夫卡的作品之中,但两者作品又各有侧重．具有不同的表现。     

论沈从文文化身份及其建构性

沈从文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生命体验，虽进入现代都市却感到格格不入，处于“在而不属于”的状态，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同时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激变和社会地位的变动，使得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化归属与文化本质特征始终处于一种追寻和确认的过程之中，陷入文化身份的矛盾与焦虑，文化身份体现出明显的建构性特征。     

论沈从文小说对人性的探究

表现人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中心。他在小说中讴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表达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对边民扭曲变形人性的忧患以及对都市现代“文明人”人性沦丧的批判。作者有意让这几种人性形成对比，以“乡下人”的眼光来歌颂人性的美好，批判人性丑恶。     

自然人性·乡土诗性·和谐神性--解读沈从文的文学追求

沈从文坚守着自己"乡下人"的身份,从乡村中国的视角和价值判断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及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紧密关联的三个方面:带有"五四"启蒙传统的对民族品性的思考与重塑;"乡下人"视角下"城"与"乡"对立所导致的对世俗的躲避和对自然人性的讴歌;基于对"人"更高意义上的关怀,他还对现代文明的弊病做了深刻的思考,庄严地呼唤和谐"神性"的建构.     

沈从文情爱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心理及出路找寻

针对沈从文情爱小说创作中的矛盾心理进行评析,指出矛盾的根源在于自然道德与宗法道德两种相悖的道德评判尺度产生的碰撞。进而认为沈从文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是构筑了幻想中的彼岸世界,以美与善的标准来写湘西边地人生应然的样子,通过建筑文学乌托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五个《题记》看"乡下人"沈从文的现代性意义

沈从文在接受凌宇访问时说,理解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五个题记:《〈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湘西〉题记》。通过这五篇文章,我们可以窥视到作家的其人其思:他并不是一个对社会置身事外的作家,他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独特感受通过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别样的方式使他远离当时的主流文坛,但沈从文的现代性意义也通过他在五个《题记》中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忧患和悲剧意识获得充分的体现。     

万人如海一身藏--沈立新其人其诗管窥

沈立新被评论家称之为“诗书双全”。在他的艺林求索的路上,有三个人对他的影响至大,沈立新引以为恩师:一为教他写诗的著名诗人田间,一为教他习字的著名书法家熊尧昌,一为教他习文的著名作家俞林。沈立新写诗,不是以诗为业、成为诗人,而是强化自己的艺术修养。他的诗是一种抒发文人情怀的雅士诗歌。他的“记游诗”,写得尤为成功,“题赠奉和诗”,也写得较有特色。     

乡愁过滤后的生活原生态——论乡愁与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之艺术魅力的关系

作为都市异乡人的沈从文所体验到的浓郁乡愁,是其创作湘西系列小说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心理动因。在经过了乡愁的过滤后,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既保留了湘西前现代社会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的原生态,平凡而苍凉,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净化、诗化了,使之成为了时间无法伤害的美。这种艺术之美不仅能够抚慰技术时代人类的心灵,更可引导人类踏上回归精神家园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