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两个重要子系统。采用2009—2018年呼和浩特市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极差法、熵值法计算城镇化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10年中快速增长,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从时序看,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滞后型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交错发展,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从演化趋势看,呼和浩特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过程历经失调期、过渡期和协调期三个阶段,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土地城镇化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呼和浩特市应注重各区域间发展的协调性,促进产业调整,在提高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构建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对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6年,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且存在显著的耦合互动发展关系;乌兰察布市新型城镇化滞后的年份较多,但在2014年之后,旅游产业开始出现滞后;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小幅度的上升趋势,呈现向协调发展趋近之态势.从静态角度来看,2者耦合协调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要素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性;从动态角度来看,各因素对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空间城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乡村旅游通过集聚效应、结构效应、投资效应、生态效应等动力共同作用,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全方位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型城镇化通过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拉动,带动乡村旅游在规模、品质、效益等方面的发展.基于此,构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模型,对2010—2016年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互动性、协调性强,在年际变化上,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波动上升;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存在显著梯度差异,其中苏南地区两系统互动性最强,其次是苏中地区,最后是苏北地区,三大区域历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其中苏南地区最高,属高度耦合,苏中、苏北地区属中度耦合;江苏省大部分城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已经进入高度耦合、良性发展阶段,并且耦合协调等级逐步提高,根据各市变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优势互动型、持续增长型、波动增长型、滞后发展型四类;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政府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要促进江苏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就要推动二者深度耦合,各地均衡发展,并且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耦合模式.     

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例

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制,构建区域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聚类分析法对2010—2017年14个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及空间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各地级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变化特征基本稳定,大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桂林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初级协调,南宁市从濒临失调上升至勉强协调,柳州市、北海市、百色市、河池市从轻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梧州市、防城港市、贵港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钦州市、玉林市、贺州市和崇左市从中度失调上升至濒临失调,来宾市从严重失调上升至轻度失调.可见,经济基础滞后和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滞后都将成为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提高广西各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还需较长的发展周期.     

南昌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分析

构建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南昌市2009-2018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测度与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南昌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从总体上来看均处于上升趋势;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上处在中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向中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型的过渡阶段。其中,在2009-2011年处于失调阶段,在2012-2016年位于过渡阶段,在2017-2018年则处在协调阶段。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总体上处于生态环境滞后型。     

昌吉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文章以新疆昌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P-S-R"模型、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分析法评价2002-2015年昌吉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阶段及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水平变化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对昌吉市城镇化综合水平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响应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整体波动上升的演变趋势,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差距呈现变小的趋势,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期内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其变化范围是0.4419-0.8316。(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阶段性特征。2002年属于非协调阶段,其类型为衰退类-轻度失调城镇化滞后型;2003-2011年为转型期阶段,其类型分别为发展类-初级协调城镇化滞后型和中级协调发展类城镇化滞后型;2012-2015年属于协调阶段,其类型为发展类-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向生态环境滞后型。     

丝绸之路遗产旅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2007—2016年陕西省各市遗产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遗产旅游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及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局部波动的状态,不同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有所差异;各市遗产旅游综合发展不佳;各市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西安市属于中度失调状态,咸阳市从严重失调上升为中度失调状态,其余各市均属于严重失调状态;新型城镇化和遗产旅游整体发展严重不匹配,大多数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超过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对遗产旅游综合发展较低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级别遗产景区数量不够,丝绸之路沿线遗产景区趋同化严重,没有发挥好遗产景区的联动性.     

乡村生态旅游地价值共创对游后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 ——基于记忆的中介模型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5-2019年甘肃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甘肃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评分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水平不断提高且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演变为勉强协调,两系统之间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且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今后还应多方面探索加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实现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响应度和耦合机制研究 ——以吉林抚松为例

以抚松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响应度模型对抚松县2010—2019十年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情况以及响应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抚松县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大系统间的耦合度较高，具有较强的依存关系。2012年为其耦合协调度由失调转为协调的转折点。乡村振兴对于乡村旅游的响应指数均为正向变化，响应度变化先升后降，乡村振兴的进程跟不上全域旅游的发展速率。抚松县需进一步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提升乡村振兴水平，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域,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产业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升;耦合协调度值由0.386 4上升到0.943 7,实现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2003年的轻度失调到2006年的勉强协调再到2016年的优质协调的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两系统协调发展,需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下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政府部门主导的多部门相互合作与监测,以产带城,提高旅游城镇化的支撑力.     

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快速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日益突出,新疆经济相对滞后且生态环境较脆弱,研究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可为其长远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疆2010—2019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以探索该区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程度的现状.结果表明:2010—2019年,新疆城镇化综合发展水...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以四川省作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四川省及各地市2003—2014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各地市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协调发展度同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阶段式增长,2014年总体上达到高度协调发展水平;各地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类型,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了高速增长型、波动起伏型等4种类型,土地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了高快高、高慢低等6种类型;在空间视角下四川省各地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地市协调发展度平均水平由2003年的0.36增长至2014年的0.58,并且所有城市在2014年都已达到中等磨合协调发展及其以上水平;不同区域间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区域同质化"带动作用显著且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较大;2007年为四川省各地市协调发展速度的分界点.     

贵州省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贵州省2010—2017年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经历了严重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及良好协调5个阶段,当前乡村经济综合评价值大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较低,且上升幅度小于乡村经济。2011年以来贵州省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处于生态环境滞后型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乡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优化策略。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及区域差异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两个重要方面,健康的城镇化需要两者相互协调.利用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9~2014年江苏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及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协调度演变的原因,最后提出提升江苏省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建议.     

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2012—2016年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16年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乌兰察布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等级较低,虽有上升趋势但却不明显;从耦合类型来看,旅游产业严重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属于旅游滞后型.乌兰察布市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从创新发展文化旅游产品,优化文化旅游产业系统结构,提升文化旅游的科技内涵,加强市场营销与区域合作以及加强文化旅游人才保障等方面入手,通过有机耦合,实现2大产业系统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安徽省的数据

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的相互作用,揭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安徽省为例,实证分析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和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现代服务业相比,实现由滞后向超越转变;2005²014年两者耦合度变化幅度较小,仍处于发展初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实现由失调向协调转变,但是总体水平较低。     

吐鲁番市城镇化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吐鲁番市为靶区,以2006-2015年吐鲁番市城镇化与旅游业的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城镇化与旅游业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基于协调耦合协调模型对2006-2015年吐鲁番市城镇化与旅游业的耦合关系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 2006-2015年,吐鲁番市城镇化与旅游业的综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2)借鉴耦合模型,吐鲁番市城镇化与旅游业的耦合度在近十年一直处于拮抗阶段;(3)两大系统协调类型由中度失调转向濒临失调,协调程度为不协调.滞碍关系表征为:2006年旅游业滞后,2007年城镇化滞后,2008-2009年旅游业滞后,2010-2011年城镇化滞后,2012年后旅游业持续滞后.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演变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自然与人文要素的耦合关系,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10—2019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特征。构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2020—2029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 2010—2019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评价得分始终低于生态环境发展综合评价得分,但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由伊始的处于不协调类别中的中度失调阶段,逐步转变为协调发展类别中的高度协调阶段; 2) 2020—2029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数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数逐年上升,二者耦合协调关系逐渐达到同步高度协调。     

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机制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并选取大同市为案例地,依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及阶段划分标准,将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划分为3个阶段:探索失调阶段、过渡发展阶段、创新上升阶段;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探索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大同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旅游产业滞后类型占多数;大同市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2011年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向协调阶段的转变;从静态角度看,大同市旅游业发展水平、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76 4、0.983 4、0.789 2、0.987 5、0.968 3;从动态角度看,大同市各因素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旅游业发展水平。     

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弱势型"年份仍占居多数;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但整体水平偏低,中度失调和勉强协调占主导类型,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