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军事技术的影响: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技术发展自主论不考虑社会因素,社会建构论却又忽视了社会因素中的结构性力量。考察权力对技术的影响是试图突破两者局限的理论新视角,而军事技术的特殊性使得军事技术远比一般技术更容易受社会制度、国家权力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文章从概念上分析了"权力"与"国家干预"、"自由"的关系,论证了"国家干预"与"自由"何以可以作为权力影响军事技术的表现,以及为何要存在"国家干预"与"自由"两极。     

绿色社会技术的生成机理分析——兼与自然技术生成的比较

绿色社会技术是绿色政策共同体以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理念、环境友好为价值取向,针对一定的"问题情势",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边界"和社会规律通过人的活动的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因果转化中所存在的"可能性空间",通过"搜寻"、"设计"、"评估"、"抉择"、"合法化"等过程所建构的一种规制人的环境行为的规制系统。这一与自然技术生成的比较研究,对于揭示绿色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的作用机理、促进彼此良性互动、提高绿色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记忆的技术向度

展示为"质料"与"形式"内在统一的建构性"存储-提取"过程的人的社会记忆,在由"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与"精神关系"的历史互融构成的质料性层面、由"文本形式"和"器-物形式"及"仪式"共同构成的形式性层面、由"形式建构"与"权力建构"整合构成的建构性层面,归因向技术.对人的社会记忆的技术归因,不宜在"工具性"维度理解,因为它标志着社会记忆存在于技术的构造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记忆是技术的一种功能.     

技术哲学视阈中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缘起于生态运动和"替换技术论";它是延续工业技术及其文明、建构生态主体、关注"自然-社会"生态、现实性和未来性相统一的新文明;面向生态文明的技术批判应该扬弃技术决定论传统、秉承社会决定论旨趣、实现生态文明论转向;创建生态文明的技术建构要修正既存技术,建构生态技术体系,构建生态政治,保障生态技术运行,重建"生命共性"理念,为生态技术的建构和运行提供哲学基础;要开展转向生态文明的技术哲学研究.     

建构主义视角下通信技术标准演化中的利益嵌入、转译与联盟——以TS23.292标准的生成过程为例

本文从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出发,认为技术标准的演化中包含着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权力渗透关系,其生成过程本质上是异质性行动者之间建立复杂的利益嵌入、转译和联盟关系的过程。本文在深入分析TS23.292标准生成过程的基础上指出,新标准并不具有"自然之镜"的品质。通过利益嵌入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目标的"实践共同体",进而选择成功的利益转译策略来构建强壮、稳健的利益同盟网络,是TS23.292标准顺利建构为事实标准的主要途径。摒弃近代以来技术与社会分离的二元论哲学,从微观上追踪新标准形成过程中多元社会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形塑、同构共生关系,探索标准的建构过程的多元性、建构时空的多维性以及建构内容的多重性,既是认识信息社会新技术演化路径的重要方法,也是厘定新标准实质的内在要求。     

论技术主体的社会建构

技术主体是与作为客体的技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并以对方的存在为存在基础的一对哲学范畴.技术主体是在技术产生、发展、应用和完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角色.技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展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通过与人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地建构了技术,同时人也在根据由自身推动的技术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塑造和建构着人类自身,并被多种社会因子所建构.这种建构从本质上表现为历史性、社会性与过程性的统一.     

技术对自然生命的干预、改造与重塑——基于一种内在性视角

现代技术愈是发展,技术之"思"就愈要面向活生生的自然。自然是一种内在性原则,自然状态下的生命展现为"生成"、"本性"及"存在"三重递进的内涵。技术的出现打开了自然生命的生成领域,基于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工程技术进一步敞开自然生命的本性,而如今合成生物学的趋势则更是立足于存在重塑自然生命,技术由此展开对自然生命全面掠夺的进程。面对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蓬勃态势,我们必须存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深思,这是自然所给予的最为深刻的意义。     

技术阐释的身体维度——超越工程与人文两种研究传统的技术哲学理路

"发现身体"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和哲学转向标志。身体不再是笛卡尔灵与肉对立意义上的身体,而是物质与精神、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与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汇聚、整合的契合点。技术阐释的身体维度研究要实现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的转变,就要借鉴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存在、技术实践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技术思想中汲取更多思想养料和现实力量。     

技术时代的“身体生态”危机及其消解

在空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既指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的生态匹配以及对其所处环境的生态适应,也指身体内部环境的有机性和健全性;在时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指身体超越"自在"状态而进入"自为"状态。"身体生态"危机是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身体常常因技术的过度控制、改造和重塑而成为"驯服的身体",具体呈现为生产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和有毒的身体。消解"身体生态"危机,就客体角度而言,需要不断凸显技术的身体维度和身体意蕴,对于技术本身以及通过技术介入而控制和改造身体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就主体角度而言,需要建构基于全面性身体感觉和身体需要的"生态自我"。     

参差赋权:人工智能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参差赋权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赋权的基本形态,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党政部门、社会媒体与公众、技术生产部门三大主体赋权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均衡性特征。这种非均衡性的扩张和深化可能会导致社会遭受"技术利维坦"、"信息茧房"与"公民离散"、"技术鸿沟"相互叠加的社会风险。基于此,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参差赋权的特征来看,防止参差赋权风险有赖于技术生产部门的自觉调整、社会价值的道德规范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规制共同作用。     

论技术知识的生成与转化及其过程本质——基于技术创新史的视角

技术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技术原理、技术规则、技能的综合,技术原理构建、技术规则制定与技能熟化是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生成与转化的三个重要环节。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的过程本质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技术知识逻辑过程,即以技术目的为逻辑起点,技术原理构建、技术规则制定和技能熟化的过程;二是技术知识选择过程,是通过试错机制选择有效技术知识的过程;三是技术知识建构过程,是技术知识日臻完善并逐步适应用户个性化要求的过程。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的过程本质可以概括为遵循技术逻辑基础上的"选择-建构"过程:"选择-建构"的主体是处于社会文化之中的技术共同体以及社会成员;"选择-建构"的对象是由技术原理、技术规则和技能构成的行动纲领;"选择-建构"的标准包括技术逻辑和社会文化尺度两个方面。     

“黄金大米事件”中生命政治意向之流布

在当今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背景下,科学的研究与开发时常合二为一,这就使得科学研究,经济获利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黄金大米事件"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现象。它不仅涉及知情同意权是否被尊重,其中更负载了生命政治意向,包括:产品效能和危机的社会建构;黄金大米人体受试中人的工具化;技术介入过程中隐藏的帝国想象等。生物技术以其应用时显著的情境有涉性决定了技术本身不可能仅以其工具意义运转,它同时也可能是利益包裹下的生命政治实践的中介。这种新型的生物殖民主义值得发展中国家警惕。     

设计视域中的世界秩序

人类的实践过程就是对自然世界进行设计和改造的过程,就是以自然环境的“自然秩序”为基础建立“技术秩序”,进而在“技术秩序”的基础上构造人类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过程,呈现于从“自然秩序”的“混沌肉体”到“技术秩序”的“技性身体”,并依托“技性身体”重构“无序环境”为“有序世界”的“技性自然”,再以“技性自然”为手段建构有序生活,塑形人类社会为“技性社会”的过程。人类因设计而存在,且设计贯穿于“自然秩序”向“社会秩序”的转化全程,所以,可以通过设计改变秩序,进而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     

中国科学史的社会学重建——评析席文的科学史研究

席文的"文化整体"通过考察古代科学的资助雇佣模式,指出研究者具有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机,而自然和政治作为工具性资源存在着相互利用,即《黄帝内经》、《九章算术注》及气、阴阳、五行等思想利用政治修辞获得知识合法性,同时也构成了统治者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资源。席文将古代科学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的建构物,构成了SSK编史学的中国版本。这种"人类主义"在自然/社会的二元论框架下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其历史解释则根本上忽视了中国科学的生成特性,将天人合一、主客双泯的熔融贯通之态拆解。新近的"后人类主义"的历史生成论超越传统二分法,为中国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     

相由“心”生：整形场域身体意志的多阶表征及升维演化

“整形”（Plastic and aesthetic surgery）作为一种审美实践,缘结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进程之中。它是主体通过“自我观照”,对身体这一可感的客观实体作出设计、调整、建构等特殊的反映,使个体的意向表达与意志赋予在物质实体上得以呈现。现代整形技术已经实现“1.0-3.0”的迭代转向,身体意志的多阶表征相应显化为“标识”“展演”“映射”三种征象,而“在交互中升维”的演化逻辑体现于技术形态功能的进阶、意志生发机制的优替、自我审美知觉的变迁三个方面。整形技术与人文保持良性互动,亟待从“心”世界产生“新”思考,可以从适度权衡求美欲望与社会评价之间的道德取值、遁入超越“乌托邦”与“敌托邦”的技术之路等方面做出阐释并付诸努力。     

自然约束下的现代科技与社会关系模型探究

以往的STS研究多着眼于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从根本上揭示和解决能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的问题,只有把自然纳入到STS学科之中,让自然成为STS中的已构成成分,才能更好地审视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中的问题,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构模型的方式把自然纳入到STS的学科体系之中,分三个部分揭示了自然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约束作用,并提出把自然因素纳入到STS的体系之中,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的探索,意味着STS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适应时代要求的重构。     

实验科学:一种新的权力/知识分析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科学是怎样成功地取得对事件的技术控制的呢？很显然关注理论再现的正统解释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劳斯（Joseph Rouse）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它专注于科学的技巧、实践和技术，认为后者是现代权力关系展开和起作用的场所。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发生在实验室对微型世界的构造过程中，也常常表现为科学对实验室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政治影响。权力／知识形式贯穿自然科学之中。     

走向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的现实冲突主要有四种：认识论层面上是否信守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方法论层面上是否赋予非人类一种能动性；研究进路上是否对社会结构与权力进行批判；价值论层面上赋予本体论政治的目标导向不同。而这二者的理论契合主要有两点：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践进路，秉持对资本的严肃批判。针对ANT和传统政治生态学之间的现实冲突及内在契合，尝试建构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予以回应。通过罗宾斯、斯温格杜和沃特莫尔三人的各自案例分析，从自然、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共同体三个维度论证后人类主义政治生态学是可行的，这为ANT与传统政治生态学克服各自的理论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创见的解决方案。     

“整体子思维”——中国古代“尊道”“贵德”的生存方式与当代启示

基于长期对宇宙生命存在的体悟,中国古代已孕育出以尊道贵德为内涵的整体子思维方式,衍生了整体性的生存哲学。这种整体子思维既包含人们在宇宙中的尊道之理和贵德之质,又蕴藏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尊道与贵德合一的存在秩序。而且,人类的生命价值完善就在于以尊道贵德为内容的实践过程。它不但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还成为当代社会有序建构的可能理论来源。     

科学社会学“实践转向”中的“互构论”

在引入一般社会学中的社会生成论、以便同时打开科学与社会两个黑箱之时,科学实践社会学呈现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图景。鉴于此,科学实践社会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也就是它不再关注科学是否如实表征了社会,而是聚焦于科学与社会秩序共同生产、直至运作出恰切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社会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政治",将启发社会(科)学找回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将运作中的世界视作为一个纷繁复杂、不断重构的社会技术系统,最终从"社会-物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世界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