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伦理分析路径研究

新兴技术伦理分析面临了科林格里奇困境及“价值动态”问题，如何应对这一困境?前瞻性技术伦理分析路径通过对技术预期成果的道德情景想象进行伦理分析，不过此路径无法排除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技术社会实验分析路径聚焦于技术发展过程规范，尽管突破了技术不确定性的局限，但是缺乏对新兴技术的复杂性感知。技术伦理伴随路径基于技术复杂性，从技术内部出发研究技术道德变革的过程，却被批评缺乏社会层面的考察。最近，技术人类学领域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伦理分析路径，为新兴技术伦理分析提供了新的进路。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机体哲学视域中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成因与治理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伦理风险，突出表现为“人工进化”与“自然退化”相伴出现，“个人增强”与“社会冲突”相互诱发，“智能提升”与“心态失衡”并行发展，由此带来对人类生命健康、社会公正以及人格同一性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从机体哲学角度看，造成这些伦理风险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人们习惯用非机体的手段处理各类机体之间的关系，使得人工机体的存在形态、演化规律和管理模式借助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发展不断渗透到生命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之中，造成各类机体原有关系变得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持续。消除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风险需要借助机体哲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调整好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通过伦理治理引导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善用”。     

技术治理与制度道德

技术治理失灵问题的回应需要关注行政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关系,技术和治理的伦理体现为社会道德和制度秩序,两者的关系表现为公共价值,以此构成技术治理合理性的基本条件,同时指导技术治理寻求秩序与道德的共同体——制度道德。制度道德为技术治理提供合理性来源和行为原则,也提供了技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嵌入"和社会治理"再治理"两种方式。由此,技术治理的内在困境得以解释,责任伦理得以澄清,发展路径得以明确。     

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内在路径解析

人工智能的不确定性为人类对其进行治理提供了可能。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体现为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人类对其发展的管理与责任承担。根据具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伦理对人工智能的嵌入先后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以人工智能专家为主导,通过"预测-评估-设计"模型实现人工智能的道德化设计;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以评估委员会为主导,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调适,以政府部门为主导,通过制度调适、舆论调适和教育调适三种路径,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价值系统的顺利融合;在使用阶段,以使用者为主导,通过对他者、对世界、对技术以及对自身的责任的主动承担,来确认自身作为伦理型道德能动体的地位,并为人工智能伦理潜能的实现提供支撑。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及程序性出路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广泛且持续的讨论。该技术的主体性本质、不确定性问题、后代利益问题和道德滑坡预设等方面,彰显出伦理问题的特殊性。为保障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安全可控,伦理问题特殊性所引发的争议,需要有效的方式达成共识。本文试图运用程序性范式,以后代利益问题为例,形成能获得各争议方同意的伦理共识。程序性范式基于允许原则、允许下的行善原则,通过道德共同体的伦理表达和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同意,形成一般道德框架,为人类基因编辑中的伦理争议提供有效解决途径。     

神经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治理:负责任创新的视角

由于受到创新主体和研究客体等因素的制约,神经技术,尤其是新兴神经技术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负责任创新视角下的预期治理是应对神经技术伦理风险的一种有效路径。该路径倡导多主体参与、多学科合作的技术发展理念,构建高度透明、持续互动、民主治理的管理机制,将神经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深度融合,突显"责任与创新"的统一,保证神经技术在伦理的约束和规范下健康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范式探新——杜威技术伦理的方法论及其价值

杜威生活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面对传统伦理学无法解决的技术伦理难题,杜威提出了融合道德理论中三种不同的要素,在自然满足与道义之善、技术的功能性与意义性的共存中探寻技术伦理的可能性。这种将技术伦理之术与德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了传统的将技术的手段善与目的善、功能性与意义性相分离的二元格局,有助于当代人对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及对技术产品的道德交换与伦理享用。     

新兴技术认同融合中的渗透现象及其实证研究

近年，新兴技术迅速发展，它与社会、技术主体的互动关系引起了学界的深度反思。对技术主体认同融合的过程研究，有利于在新兴技术社会融合中防范道德风险。介于认知渗透在认同融合中的核心作用，本文以技术为视角，以聚合型认同融合为切入点，在技术及其对应的刻板印象中，基于内隐联系测试方法，将认同融合与渗透现象相结合，探究技术主体在内群、群际影响下，认同融合的变化和渗透过程。认为认同融合可分为三种类型：整合型认同融合、凝聚型认同融合和聚合型认同融合。     

基因编辑技术治理的三维伦理考量:问题、困境与求解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体的广泛应用会带来多维伦理治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在技术风险、人性道德、社会秩序和治理实践等层面形成四大基本伦理问题，由此造成四大伦理困境：基因编辑技术的不确定性带来安全伦理困境；改变个体道德基础导致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困境；系列伦理失序问题带来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多元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性引起伦理治理混乱困境。求解基因编辑技术伦理治理的四重伦理问题和困境，可尝试采取四大伦理策略予以破局：一是用负责任创新的审慎态度对待基因编辑技术，破解技术安全伦理困境；二是做好人性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创新准备，破解生命体存在的正当性伦理困境；三是追求制度正义，破解社会公正伦理困境；四是寻求多元共识的伦理治理原则，破解区域自治与全球共治的伦理治理混乱困境。     

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改变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启示

人类社会从技艺、技术的进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在不停地更新着社会对于生态系统的认知,也在塑造着新型的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文明与现实的不适应情况时有发生。本文拟从技术-生态系统的演化变异、技术-生命观的变化、社会食物伦理的演进三个方面来阐述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的改变,以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期使人们重视技术介入下的生态关系的改变、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以及理性看待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劝导技术道德化实践探索

劝导技术被认为是技术道德化实践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其自身与伦理问题的内在关联性、技术社会作用的复杂化、以及人的自主性问题等原因使得劝导技术陷入了技术道德化的困境。制定伦理原则与指导方针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以借鉴相关的蕴含伦理内涵的信息技术设计方法与开展符合自身技术特点的伦理设计研究两个途径探索合理的劝导技术道德设计方法才是更有效的。     

信任在生命伦理学中的价值及构建策略

信任是生命科学发展的要求,是建立医患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具有伦理道德属性。医方的可信任性降低或者缺乏会对医疗过程产生影响,甚至造成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问题。构建医患信任关系的核心是值得信任,而值得信任包括医方值得信任以及医疗整体环境值得信任,这就需要医方在专业能力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信任文化、信用机制以及生命伦理委员会等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建设,以培育值得信任并乐于信任的医学整体。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

在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张力域,技术伦理“匡正技术”的效应的极其有限性的原因,可理解向技术“事实”的不确定性、技术伦理的滞后性、技术伦理理论间的冲突性、“物的依赖”社会的技术的利润本性等,以及其间的非线性整合。期望技术伦理成为技术的“伦理剃刀”仅仅是一种奢望,对技术“匡正”效应的极其有限性是技术伦理的“宿命”。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使得新兴技术应用带来了出人意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新兴技术治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议题。新兴技术治理一般基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但该模式不具有新兴技术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无法决定广泛社会主体的偏好和价值,更难以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问题。治理背景下,研究提出新兴技术价值前置型治理的新路径,并利用治理网络重新分配治理主体的权力、利用政策网络阐述多元主体协商和互动的博弈过程、利用公众参与实践获取多元主体充分和对称的信息,为应对新兴技术不确定性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路径和工具。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伦理反思

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是现代社会帮助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安全保障全面化、人机交互学习化和技术产品模块化的趋势。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能够修复残疾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残疾人与社会的关系、优化残疾人与自身的关系。在残疾人智能辅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中存在尊重伦理、身体伦理、公正伦理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需要在残疾人智能辅具研发中发展人性化技术、合理把握技术使用限度、建构公正技术体制和恰当评估技术责任分配等。     

政府在新兴技术商业化中应发挥的作用

本文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新兴技术的商业化，需要应对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补充性资产缺乏以及“后来者劣势”等几大挑战，不仅需要企业改变传统的管理思路，还需要政府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制度建设、改善技术基础设施、促进投融资体系建设以及实施政府采购等，来降低技术发展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新兴技术商业化的成功率。     

价值敏感性设计透视：背景、现状、问题与未来

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产生肇始于信息技术系统及其伦理问题的爆发，试图通过技术设计实现人工物系统中“价值偏差”最小化，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一种典型的工程创新实践进路。其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使关于技术与人类价值关系的哲学理解与经验性、微观的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对日益增多的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实践方法回应。面对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研究中，不仅要完善实践方法，更要超越自身的“工具性”角色，对新兴技术重构之下的人机关系，现代西方技术的发展路径及技术转型等实施根本性反思，以真正促进技术与人类伦理价值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