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的美德伦理路径:基于道德强化学习

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设计思路中常被考虑的道德理论主要包括义务论、功利主义和美德伦理,然而义务论的抽象原则和功利主义的伦理计算都忽视了道德情境的复杂性,最终表现出缺乏“情境敏感性”。相反,美德伦理注重经验知识的学习过程,以一种开放、动态的理论特质来适应复杂道德情境,而强化学习同样注重动态学习过程。因此,美德伦理与强化学习具有理论相洽性,二者的结合使人工智能体道德强化学习成为可能,并且这也是立足于现实复杂道德情境之最佳的人工智能体道德设计方案。     

《新青年》科学反灵论的逻辑构成

科学反灵论是《新青年》的核心议题之一,现有研究框架并没有超越科学启蒙语境,大部分理论叙事具有科学"辉格史"~①色彩。这种科学中心论的研究进路严重遮蔽了科学与灵学的论辩逻辑,忽视了二者辩理的文化生成性功能,使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缺失了一种传承意识和反思性的观照镜像。为此,我们跳出科学启蒙视域,从文化哲学视域重新审视《新青年》科学反灵论的逻辑构成,揭示出二者论辩蕴含着新文化中国生成的思想结构张力,为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一种修正视域。     

结构化论辩系统分析

论辩行为体现了人类在认知情境中处理不一致信息的能力,逻辑学致力于为这一能力建立可计算的推理模型。论辩框架理论作为当前论辩研究的主流工具,并不能满足理解论辩和刻画论辩的所有要求,在现实应用上有所限制。论辩的结构化研究试图为抽象理论与现实论辩提供桥梁式解决方案,是论辩研究中的新兴热点。文章介绍了当前论辩结构化研究中三个典型系统,从语言表达、论辩语义、系统性质和哲学立场四个方面对比分析这些系统,并对结构化论辩系统的设计特性做出评述,为现有系统的进一步研究或新系统的设计提供基础。     

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自由意志的视角

道德生物增强(MB)设想通过生理改造提高接受者的道德认知能力,获得特定的道德目的。从生物保守主义出发,对该思潮的一个主要批评是MB会削弱人类的"作恶的自由",但"作恶的自由"相比于"可供取舍的选择可能性(AP)"而言说服力更差,这让MB的批评者一度陷入被动。但即便面对来自使用AP的反驳,MB的支持者依然可以通过坚守相容论的立场而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将试图从丹尼特的意识表征进化理论入手,提出一种新的道德生物保守主义视角,指出MB的支持者会陷入"MB无用论"同"废除人类直接意识控制的道德意义"的悖论之中。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的限度

人工智能道德增强是从属于"人类道德增强"思潮的一个子话题——希望通过"人工道德建议者(AMA)""客观"的道德表征能力与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协助人类提高道德认知水平。但由于AMA毕竟无法达到"理想观察者(IO)"的标准,其必然会陷入专家主义的窠臼。此外,诉诸构建"道德机器"的研究者们在通过学习算法构架自动道德分类与决策机器的时候也预设了某种IO视角。通过瓜里尼的道德案例分类器(MCC)的实验研究,我们发现无预分类的假设函数无法拟合,这意味着与IO契合的普遍主义AMA无法建成。鉴于此,我们建议另外一个不同的"道德增强"方案——一种"作为他者的AMA",并寄希望于通用人工智能成为其实现基础。     

大数据环境对民众伦理意识的淡化与冲击

伦理意识形成于人际交往过程中。大数据环境下,由于人际网络广度的拓展、人际身份的虚实交错等,逐步淡化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就在大数据这种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下,"道义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社会道德评判策略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下;大数据环境基于此造成了一个道德规范容易放松道德约束的行为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可行吗?

近几年,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成为西方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通过药物、基因选择等生物医学技术,增强或削弱人的情感使之具有更好的道德动机,从而提高人的道德行为。尽管科学家运用生物医学技术在调节道德情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道德情感难以量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性、道德多元化以及道德增强本身带来的伦理问题都将给道德增强带来严峻的挑战。所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可能取代传统的道德培养模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传统道德培养的优势,重视认知和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情感的表层调节。     

人类增强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挑战

"人类增强"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大伦理争议的社会问题,这种按照人类的欲望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改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将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挑战。其道德和伦理蕴涵必然会影响到今后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整体道德伦理规范。因此对于"增强"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与挑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思考与商讨,从而全方位地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既能达到促进增强技术积极面的发展又能合理预期其潜在的风险性,预防或减少负面影响。     

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及其身体现象学解决进路

分析技术哲学进路由于难以充分描述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关系,成为在本体论上、继而延伸到伦理学领域的"难问题"。之所以是难以消解的,其原因在于两种"经验转向"的相互割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进路为消解这一"难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解决思路。一方面,梅洛-庞蒂对身体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使身体的"结构-功能"获得了稳定的一致性,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可看作是身体"结构-功能"的延伸;另一方面,技术物所"具有"的道德恰恰是由身体意向性所赋予的,对技术物道德地位的讨论因而不能脱离具体的身体知觉情境。身体现象学进路不仅有助于厘清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弥合两种"经验转向"。     

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自主的技术”与“建构的技术”——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比较

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都将技术看作一个系统,但由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范式的"分立",两人的技术系统观尽管存在着相似性与互补性,在研究起点和研究进路上却各具特色。可以将休斯"技术系统方法"的历史分析框架视为埃吕尔自主论的技术系统观的一种反动,只是休斯矫枉过正,从理论的一极走向了另一极。正是以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为中介,技术哲学在寻求经验基础的过程中,向跳脱经典技术哲学决定论的渊薮迈出了坚实步伐。     

情感的生物医学干预与道德增强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意在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解决各种与道德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生物医学认知干预增强和情感干预增强。情感干预是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最主要的方法。发展生物医学道德增强,需要对情感干预的作用以及合理性进行深入研究。当前生物医学情感干预受到的三种主要的质疑是:情感增强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增强方法,情感所激发的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以及反道德情感的减弱是否侵犯自主性。情感干预是一种有效的道德增强方式;完全由情感所激发的道德行为因为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维护人的同一性,所以具有道德价值;反道德情感的削弱或消除不会直接降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并不会侵犯人的自主性。通过生物医学方法对情感进行干预是一种有效的、合乎伦理的道德增强方式。     

技术调解下道德主体的重构探究

技术调解理论对人与技术互动机制的探讨不仅揭示出了技术之于人的境遇性存在,也对传统技术伦理的二元框架及人的绝对主体性产生了冲击。对此,沿着关系论进路,道德主体的界定标准可概括为自主程度及伦理意向性,人与技术物的道德角色也可据此分为三类:面向平凡技术物的操作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工智能体的功能型道德能动体、面向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型道德能动体。对中国伦理语境而言,道德主体界定的关系论进路与天人合一观具有内在一致性,而对道德主体的重构也构成了我国传统技术伦理思想的现代语境。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动物的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从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曲解谈起

在动物权利视域,人们对动物是否拥有道德权利持有不同立场,但他们似乎都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存有一定程度的曲解与误读。重新认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厘清自然选择与"弱肉强食"、物种差异与物种歧视、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的逻辑关系,对深入探讨动物权利问题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本文不主张动物拥有实质性的道德权利,但认为动物权利论是人类对动物道德本分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表达,是人类生命自我扬弃与进化的一种表现。     

经验的概念化:麦克道尔走出所与论与融贯论循环的运思

作为知识论形态出现的所与论与融贯论陷入了经验内容是否是概念性的,以及经验与信念之间是否具有理性关系的争论中,成为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为了走出这种摆荡,麦克道尔在《心灵与世界》中对"经验"概念做了重新阐释,指出经验本身已经具有概念性内容,属于自发性的能力已经在经验中发挥作用,并由此解决了经验知识的证成问题。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对于解决当前心灵哲学以及知识论中的焦点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先秦名辩学中的归纳论辩试析——胡适的先秦名辩学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胡适对先秦名辩学的研究表明,中国逻辑学界所说的"中国逻辑"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归纳论辩理论,它包括"辟""侔""援""推"和"擢"。以往的研究把"推"和"擢"混同,即认为西方逻辑的枚举(放大性)归纳法与中国名辩学中的类比归纳法是同一种归纳方法。胡适的研究提示我们,"推"是西方逻辑中的枚举归纳法,而"擢"既不同于西方逻辑中的枚举归纳法,也不同于西方逻辑中的类比方法,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类比归纳法",通常称之为"推类"。其特点是:第一,先秦后期墨家的名辩学主要是一种关涉政治伦理的归纳论辩理论。第二,这种论辩理论是依赖语境的,是一种语用论辩理论;是实质论辩而不是形式论辩。第三,这种论辩理论是基于因果关系而不是属种关系,它不是必然推出的演绎理论,而是一种非演绎的或然性归纳论辩。     

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生命中心论的人与自然的平衡

面对人与自然的各自"利益"的冲突,环境伦理学必须给出兼具道德性与可行性的实践原则,亦即回答道德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诸环境伦理学中,作为道义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最为"彻底的"伦理学。这种"彻底性"也凸显了生命中心论的道德主体之可能性的困惑。对生命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保罗·泰勒的实践优先级体系的分析肯定了这种"彻底的"环境伦理学之道德主体的可能性。对具体实践原则的进一步剖析展示了泰勒思想的内部张力、与生态中心论的异同,以及可优化的方面。以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为背景,这种对环境伦理学的实践可能的阐明,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根本分歧——功利论、权利论与道义论的“道德考量性”辨析

环境伦理学的"悲剧"在于不同学派对于环境管理实践的互不妥协的争端。但是,解决争端的关键不在于实践原则的折衷,而在于作为伦理学之实践基础的"道德考量性"的协调。以此,本文考察了环境伦理学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功利论、以汤姆·里根为代表的权利论与以保罗·泰勒为代表的道义论对于"道德考量性"的各自表述。进而,本文剖析了这些表述之间可能的兼容性与这种兼容性的涵义。结论指出,各家的"道德考量性"都具有个体自身的"善"与"目的"的维度,并体现为个体的"利益"。这一共同的形上原点为不同学派间的深入对话与互相理解赋予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