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体西用"之关系辨析

本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萌生、发展与完全定型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它不是某一个人物的独创，而是近代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群体思想的结晶。“中体西用”思想之所以归于张之洞名下，成为其代称，不是时人误会了梁启超的语意，而是对其不合时宜地重弹“中体西用”老调的讥刺。尽管“中体西用”思想曾经阻碍过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但它在特定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论"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思想由于其“中体”而备受争议，但其“西用”确对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整体，“中体”和“西用”是密不可分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二者相辅相成，没有“中体”也就很难有“西用”，没有“西用”，“中体”也就没有意义。抛开争议，中体西用思想的进步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研究综述

本文通过介绍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以期客观评价张之洞和他所经历的洋务运动 ,为张之洞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参考。     

谈司马迁道家思想的进步性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司马迁的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主导的地位,正如白寿彝同志所说;“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其主导思想则是道家思想”。不过,司马迁的道家思想并不等同于老庄思想,而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体现着他思想的进步性。司马迁道家思想的进步性是多方面的,本文就其思想实质、处事为人方面,作一探讨。     

传统义利观的近代衍化

承接着深厚伦理文化基础的义利观在近代的衍化 ,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的转折进程。它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先导 ,以中体西用为铺垫 ,终于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思潮中形成高潮。其中 ,梁启超基于西方自由权利思想而演化出来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义利观和严复依据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而提出了“义利合”及“开明自营”思想尤其具有启蒙意义。     

简析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理论模式。本文主要论述了“中体西用”理论的形成、缺陷以及当时它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从《劝学篇》和“癸卯学制”初探张之洞的历史教育思想

清末的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国历史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劝学篇》和“癸卯学制”集中体现了他“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思想。他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历史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史为体,世界史为用”;并就历史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要求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推行于实践。张之洞的历史教育思想对当今我国的历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进化？演化？（上）

地球生命的进化史整体上是一个由低等到高等的前进发展过程，这几乎是人所欺知的常识，无论在生物课本中还是在生物专业的论文里，都能行到“低等”、“高等”、“原始”、“进步”等体现生物演化具有进步性的词汇。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生命演化的历程并不存在进步性表现，“进步性”是人类主观的错误认识。     

“中体西用”与文化传播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及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它的提出和实践,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它是中西文化交流方式的一种尝试,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慈禧太后与“中体西用”

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慈接太后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其政治活动几达半个世纪，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时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将慈接太后视为顽固派的代表，对其政治活动大加挞伐，特别对她镇压戊戌维新运动，更是同声斥责，已成不刊之论。笔者认为，慈橹太后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虽有违背民心国情、阻滞社会发展的行径，然也有合乎时代潮流，有利社会进步的举措，不能一概而论。慈橹太后与“中体西用”的关系，即属于后者。但这一问题长期来均为论者所忽略，未能深究。“中体西用”思想曾经长期被视为洋各派的思想体…     

试论何心隐的政治理想及其思想基础

何心隐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平民改革家，他一生“以道济天下”，坚持反专制斗争，积极从事社会改革实践，他的“以学长代君主”、“以师友关系代封建宗法关系”、“以率养实现大同”等主张，体现了平民阶级的平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但它却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性。     

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张之洞的外交策略思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先后发生了中俄伊犁危机和中法战争,张之洞通过对该期间中外重大交涉事件的特别关注和实践,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策略理论和思想.其一是联日御俄,二是“守在四夷”,二者均属于“以小制大”型的以夷制夷.     

从康熙帝对待西学的态度看"中体西用"的早期实践

明末清初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国,引起了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对此,中国士大夫们或全面崇拜西学,或完全排斥西学。而康熙皇帝则采用了“中体西用”的方针,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早期实践者,他对西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对传教士位委官重用,但因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西学的吸收引进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     

历史的“中间物”——论康有为思想特色的二重性

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博爱思想、自由人性论以及大同理想,都是“历史的中间物”,具有二重性特征,既有反封建的进步性,又有传统文化的局限性。     

论李长之的现代文化建设构想

李长之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构想在现代文化出路的讨论中独树一帜。他通过重释“五四”,立足于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三种典型文化观的反思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建构的方向。他关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参照价值。     

王韬、严复文化观比较──兼与袁时伟先生商榷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严复、谭嗣同等对“中体西用”论的批评，包含着对这一文化结合模式的超越；“体用并举”的文化结合模式是比“中体西用”更理想的文化结合模式；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三个阶段递深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考虑到学习过程中的复杂性、多姿多彩性。     

“中体西用”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关系

“现代化”是清末以降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思想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而“中体西用”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之最早的反应模式。这两者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超越西方现代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困局 ,寻求一条“科技”与“道德”协调、“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健全的现代化道路 ,无疑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孜孜探索和努力构建     

宋代经济立法中的“民生”思想

通过对宋代经济立法及北宋经济变革的考量,从宋代经济立法中各种制度的“民生”规定,以及北宋主要变革家的经济法律思想中的“民生”思想两个方面,论述宋代经济立法中的“民生”思想,认为宋代立法中的民生思想,有其进步性,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我们今天则更应该以民生作为立法执法的基础,通过社会的综合调整,形成真正的民生观念。     

“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关系探析

"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晚清时期起着重要作用的指导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掀起了解放思想,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但"中体西用"思想,是传统封建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     

郑观应警政思想述评

郑观应的警政思想在中国近代警政史上产生过重要的、积极的影响。他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警察制度,提出了设立警察制度的具体举措和规范警察队伍管理的意见。他的主张成为维新派警政理论的直接来源,也为清末建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对警察职责的认识不够全面;由于受“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其警政思想有着托古改制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