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纯老学思想中的常变观

李道纯提出了“真常之道”的概念.其“真常之道”思想是受王弼“贵无”思想影响而来的.李道纯认为,老子对“道”的阐发,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通变.他对于“复”的理解也有两种,即《周易》“一阳来复”的“复”和《老子》“归根复命”之“复”.“复命”体现的是“知常”的向度,“观复”体现的则是“通变”的向度.李道纯认为“知常”与“通变”应是循环无端的,故不可执于一端.李道纯又把“观复”之“复”与“化”联系在一起,共同作为道之用.与以往的解老著作相比,李道纯更强调由静转动意义上的“复”.     

文化“大传统”之述与见——田家沟“玉蛇耳坠”出土意义再探

从词源学看,“传统”核心意义是“由昔而今世代传承”且具有范型意义的“伟大传统”,它使代际之间、历史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几大基本“传统”范式中,言、形与物是“时间距离遥远”的传统,与“文”相对,恰好是“great”和“little”相对应而被人忽视的不隐含价值判断的中性意义所在,和人类文明史整体视野对大小传统反转改造的立论基础.出土珥蛇、珥殃与文献、口传神话信仰遥想呼应,见证了大小传统互补互证.传统本质上是“过去”延传至今的述与见,是令人探寻历史奥秘的一种视角.     

论二程“天理体贴”的思想旨归

二程的“天理体贴”是儒学思想范式转换的肇端.“天理体贴”是传统思想中“理”概念的逻辑发展继承和衍进,也是对佛学“理”的化用和借鉴,在此基础上使“天理”成为儒学辟佛的理论工具.“天理体贴”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儒学功夫修养的进路.     

论王国维之“古雅”

不同于中国传统古典文论的概念,王国维的“古雅”以西方美学范畴为基础.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区别了“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其“古雅”概念主要是指“第二形式”,是对美的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双重形式,也就是“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古雅”和“优美”、“崇高”的互补性.对“古雅”的判断是经验的、后天的,个人和时代的不同也同样制约着对“古雅”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同时又需要一种“修养力”.     

对语文学科教育的新见解——浅评李维鼎先生的语文观

本文对李维鼎先生的语文教育观进行了评介,重点评介了两个观点,一是“言”与“意”的转化问题,二是“生活”概念问题.作者指出,李先生认为的“言”与“意”的互转乃是语文活动、语文教学的基本功力,是对语文活动和语文教学的简练明快的阐释和归纳,是一种崭新的语文观.作者还指出,李先生提出的“生活”在“意”与“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他语文教育观中的另一关键.     

“八一精神”的继承与实践——以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例

南昌起义孕育的“八一精神”,其内涵是丰富的,而“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是“八一精神”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其核心和精髓之所在.南昌起义培育滋养了一大批革命者,李文林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承继着“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精神,创建了为毛泽东所赞誉的“李文林式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     

哲理·哲心·哲行——兼论中理、中欲、中行的含义和关联

明哲理,修哲心,践哲行,这是人自身修养、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实质上讲,这就是要认知“中理”,心守“中欲”,实践“中行”.“中理”,就是摈弃了左、右两极谬误的中真之理;“中欲”,就是摆脱了禁欲和纵欲两极的正当适度的中正、中平心欲;“中行”,就是无过无不及,无狷无狂的“中正”践行.如何做到“中行”？在知行“中理”和践守“中欲”的基础上,一要适应“中时”,二要致达“中和”,三要秉持“中性情”,四要依守“中规则”,五要依守“中规范”.“中行”不应只是个人的行为要求,而应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全社会的行为和实践要求.     

一项业务“一个公司运作”模式——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毛光烈谈智慧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智慧城市”有两个主题词:“智慧”和“城市”.“智慧”是建筑在网络信息技术之上的;“城市”则包括“业务”和“内容”.“内容为王”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基本要求.所谓“一个公司运作”,是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每一个试点项目都要实行公司化运作,组建一个专业运维公司,负责试点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专业公司和网络传输商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才能把试点项目做好.     

“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之比较研究

“伤痕文学”和“解冻文学”都是转折时期特有的文学思潮.它们的出现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对前一时期文学的挑战和否定,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伤痕文学”的兴起,标志着革命现实主义从恢复进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解冻文学”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旧公式的突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艺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著书言道”.在情感论上,“著书泄愤”突破了孔子以来“诗可以怨”的理论;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司马迁通过著书的实践,扩大和丰富了荀子文以言道说的内容.这两方面内容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发愤皆书说”观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成了指导历代进步文人以文艺创作进行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理论武器.     

柳宗元思想中的道家成分(上)

本文从柳宗元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着重在两个方面阐述作家道家思想的表现:(一)对道家“元气”说的继承和发挥.认为“元气”是万物的本原,意识到“元气”产生万物是通过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论述了“元气”的无限性及其表现(?)态.(二)对道家“天道自然论”的继承和发挥.由“天道自然”走向无神论,由“天道自然”主张“无为而治”.     

“生态大我”与中国传统审美范畴“意境”“中和”关系研究

生态文化的建设应从对各种中心主义的争论中转向对人自身的反思中来.深层生态学提出的“生态大我”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生态大我”的本质是自我认同模式的变革.中国传统审美范畴“意境”与“中和”很好地体现了“生态大我”的认同模式和精神诉求,丰富了“生态大我”内涵,从而启发生态文化的构建.     

关于P-凸和强P-凸的性质与等价条件

“P-凸”和“强P-凸”是由L.HOrmander在20世纪60年代在处理偏微分方程的解的存在性等问题时提出的概念.文章讨论了“P-凸”和“强P-凸”的一些性质,并且给出了一些相关的等价条件.     

赫拉克利特哲学不是二元论——与徐开来同志商榷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的本原物就是“火”.由于人们对“火”这个本原物的理解不同,因而便产生了对赫拉克利特哲学性质的争论.徐开来同志通过“火”与生命、“火”与“灵魂”这两个论据出发,得出赫拉克利特的“火”是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混杂体,所以他的哲学是“二元论”.而笔者则认为,“火”不是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结合;“火”与“灵魂”的替换使用没有改变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性质,因此赫拉克利特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二元论,而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浅析子思的中庸思想

子思在《中庸＆#183;第一章》中系统阐述了其中庸思想.结合先秦文献里“中庸”的基本字义、先秦学术普遍重视内业、《老子》对“中”的哲学意义之发掘和《中庸＆#183;第一章》文本来看,子思的中庸思想是儒家的内业之学.子思首先为“中庸”建立了人心性本有功能是无限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戒慎、恐惧和慎独的方法以修养心性,开发人性本具的创造性,赋予“中”、“和”以儒家式的含义,认为“中”是社会充满生机的根本,“和”是“中”由内到外展现的基本规则,只有“中”以“和”的方式表达出来、展现出来,才能促进社会的幸福与和谐.     

拓进与变奏:从回忆到写实(“伤痕”至“新写实”小说)——新时期小说发展论稿之一

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到“新写实”的发展实现了从“回忆”向“写实”的转化,这是颇具文学史价值的.文学与权力话语逐渐分离,文学与人学日趋接近.其中,“现实”问题有了更真切的把握与传达.这种写实化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新的历史时期读者选择的结果.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最终以共存互补的方式将新时期文学推向九十年代.     

漫谈现代中等数学“教”与“学”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是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新型学习方式.论证了高中数学教学从“关注教”向“关注学”转变的教学相长策略:“以学设教、以学施教、以学评教”.即“以学定教,教学相长”.在这种新型学习方式下,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导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助学者”.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能促进高中生形成自主学习能力,为高中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达到“关注人”的最终目标.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文学批评观

在近百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评中,大致有三种结论趋势值得商讨：一是“悲观主义”论,二是“为文学而文学”论,三是“境界”与“意境”等同论.当代无数学者试图对王国维的“境界”与“意境”加以辨析,但最终回到“等同”论的园囿.这些论点或者关注其“哲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哲学范畴,或者关注“诗学血缘”而把“境界”说视为审美范畴.而文献表明,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他的文学批评观,包括三个基本层次：“人生境界”、“诗人境界”和“文学境界”.以“人生境界”为核心,以“诗人境界”为枢机,以“文学境界”为导航,疗救国民灵魂,这正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旨意所在,也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体现了“美育救国”的积极主张.     

秦九韶在数学上的贡献(一)

介绍了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其书,以及秦九韶其人.论述了秦九韶的数学观既重视数学作为操作“工具”的“外在应用”,又重视数学作为逻辑“思维”的“内在完备”,既重视数学“通神明,顺性命”的“文化性”,又重视数学“经世务,类万物”的“应用性”.他是站在“数学建模”的高度,来研究各类数学问题的.他的数学观是“广义数学观”.     

从“只X”的语法化看副词与连词的关系

“只X”粘合成词的可能性看似很大但是实际数量并不多,这主要是“X”语义的抽象性与单音节特点使然.在满足“X”要求的前提下,临界频率高促使“只X”语义虚化,句法结构重新分析.语法化之后的“只X”具有连词、副词以及副词和连词兼类等不同词性.“只X”的语法化分析为探索连词和副词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