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解析

“思无邪”本出自《诗·鲁颂·?》篇,而《论语·为政》第二则中记载孔子论诗的一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到底指的是什么,历来说法甚多,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一、“思无邪”并非《鲁颂·?》篇的本事本义,而是孔子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二、“思无邪”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三、“思无邪”体现了孔子的一种达观的人生境界。     

《论语》中"思无邪"新解

《论语·为政》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于“思无邪”的解释颇有争议,因而影响了对孔子引用这句话意图的解释。文中从语言的角度考证,认为这是读《诗经》的原则,并不是对《诗经》内容的概括。     

孔子的诗教观及其批评范式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文学批评观念,主要见诸于《论语》中,更多的体现为对《诗三百》的评价;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既体现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以诗教化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诗教"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     

《论语》中的“礼”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时境,坚持依礼而行,以礼救世,《论语》中就具体的记述了孔子对“礼”的一些观点。在对《论语》中“礼”的集注的基础上采用整体结构分析的符号方法与具体文化语境分析的方法,按照《论语》中对“礼”的源起、发展这一流动过程来进行分类,在集注的基础上对“礼”加以解读,以期望接近孔子的原意。按照《论语》中对这一流程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礼之因革;二是礼之本;三是礼一乐一仁;四是礼之规定;五是礼之实践。     

《论语·学而》首章绎说

现行分为20篇的《论语》,是西汉未年“精习《论语》的张禹(前?-前5)根据《鲁论》、《齐论》合校而成的本子。汉成帝封张禹为安昌侯,因而又称《张侯论》。 班固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汉书·艺文志·六艺     

关于朱熹反《毛诗序》问题的探讨

今人认为朱熹《诗集传》废《毛诗序》不用，直接从文学角度求之于《诗经》。而《诗集传》对诸诗的题解。有近三分之二沿袭《毛诗序》，故“废《毛诗序》不用”的说法不能成立。朱熹反《毛诗序》的言论主要集中在“淫诗”和《诗经》尤其是“小雅”诸篇的写作时代两点上。“淫诗”说为朱熹承袭《论语》及《礼记·乐记》之说而来。但朱熹的推论犯了逻辑方面的错误，其“淫诗”说缺乏可靠的依据。《诗序》作者离开《诗经》写作时代下限不远、其所说时世较为可信。朱熹反《毛诗序》的主要目的，一是认为《毛诗序》为汉儒或村野妄人所作；二是认为《毛诗序》有害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其反《毛诗序》的根本目的，是想借解《诗》来为其理学思想服务。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诗经》“正《大雅》”的创作年代、作者及其思想艺术

《诗经·大、小雅》总的来说,它是一部反映周王朝兴衰的历史。 “正《大雅》”是指《大雅》《文王之什》和《生民之什》中从《生民》至《卷阿》八篇,共为十八篇。它应属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东汉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则非文王之诗矣。《大明》、《有声》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为文武时所作乎?盖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后之诗,但此什(指《文王之什》)皆为追述文武之德。……”总之他们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诗·小雅·鹿鸣》三篇阐义

《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周代诗乐相宣,这三篇诗是一组。郑玄注:“《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宴请道(?)政之乐歌。”“《四牡》君劳使臣之来乐歌”,“采其勤苦王事,念将父母怀归”。“《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乐歌”,“采其更是劳苦,自以为不及,欲谘谋于贤知,而以自光明也”。这三篇诗,《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之言:“《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     

诗言外交

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人们常说“诗言志”,殊不知诗还可言外交。外交本是一门讲究含蓄的艺术,以诗来言外交,其含蓄,其深邃,其哲理,或许比常规的外交方式更胜一筹。我国春秋时,使节必须会《诗》,所谓“达乎诗而使”。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当时,熟悉《诗》是使节一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和战争诗。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评介

历代研究《论语》的著作为数众多,这些《论语》学著作,共同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论语》学史。通过整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语》学著作,可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使人们洞察学术的发展轨迹,也可以“为其他学术开一条便利的途径。”但是,直到今天,国内还没有一部相当规模的《论语》学史的研究力作出现。唐明贵先生的《〈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下文简称《论语学》)适时而作,弥补了这一学术上的缺憾。但是正如赵伯雄先生在其《春秋学史·序》(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叹言:“就当时学界一般的研究状…     

关于“孔子删诗”问题的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把西周王官采集的诗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这问题历来有不同看法,争论至今巳二千多年。 孔安国附和过司马迁的说法,孔颖达则表怀疑。 朱熹、王柏、吴师道、湛若水等认为孔子不会删这么多,而欧阳修认为应有这么多。     

《论语》选读(二)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选自《卫灵公》篇) 讲解:一言,就是一个字,子贡问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的行为准则,孔子就说了一个“恕”字。具体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为什么不     

论《九章》篇次

《九章》是屈原一组诗篇的总题,朱熹说是“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之言”(《楚辞集注·〈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证之各篇所写的地点和内容,此言得之。这就纠正了王逸“屈原放于江南之野”,“复作《九章》”(《楚辞章句·〈九章〉序》。下引文不注者同)之说。惜朱熹虽正确知其“非必一时之言”,却未予进一步探求其言之先后,仍本王逸《楚辞章句》所列的《九章》篇次,作:     

《诗经》对中国语言文化隐喻品性形成的影响

《论语·季氏》载孔子谓伯鱼:“不学《诗》,无以言。”这句当时看似普通之极的话头却谶语式地预言了《诗经》与未来中国语言文化关系的发展前景。两千多年过去,当我们今天把中国语言文化隐喻品性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的时候,我们惊异地发现,春秋以前的古老典籍虽然并非仅有一部《诗三百》,但是作为语言文本,《诗经》以外的其他任何典籍都未能像《诗经》那样对中国语言文化隐喻品性的形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描述和说明这一     

《小雅·黄鸟》臆断

《诗经·小雅·黄鸟》(以下简称《黄鸟》)是一篇众说纷纭的诗。但对诗中的“黄鸟”,当代《诗经》研究者的意见却比较一致,即认为是指剥削者。高亨先生说《黄鸟》的“作者是个佃农”,黄鸟指地主,“此诗与《魏风·硕鼠》有相似的地方”(《诗经今注》)。余冠英     

“不忠”亦可为“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仁”,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有109处(见杨伯峻《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其中,达到“仁”的一条重要的道德标准是“忠”。《论语·里仁篇》记载的一段孔子与曾子、曾子与门人的对话,说出了“忠”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可见“忠”是“夫子之道”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忠”的念义,主要是指下对上,尤其是指臣对君的一种全心全意竭尽最大努力的态度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也指对一般朋友尽心尽力的态度,如“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篇)尽“忠”的最高境界无过于献身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但是对孔子说的“杀身成仁”的理解,却被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     

《毛诗序》和《诗集传》对诗旨理解的不同

作为《诗经》宋学的集大成之作,朱熹的《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突破《毛诗序》"美刺言《诗》"对诗旨的牵强附会,主张"以诗言《诗》",试图从文本出发探求诗的本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诗的本来面目。朱熹虽对序是否合乎诗旨产生怀疑,主张不依序说诗,但在具体释诗过程中存在并未完全废序的现象,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从《诗总闻》看王质的“人情观”

宋人以己意解诗,多创新说,为驳正《毛传》《郑笺》等的看法,举起了“以情解诗”的武器,从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创造性地运用人情说诗的方法后,苏辙也以“人情”说为论诗的着眼点,此后的宋代学者在解诗中将这种方法一以贯之,南宋初年的王质也毫不例外。在用情解诗的过程中,他以人之普情作为解诗的关键,在《诗》三百所描写的广阔社会风貌中,构建了一个自我认知下的人情世界,敷陈开来,其所追求的人情理想境界也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