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再考辩的必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意识形态"概念在我国文论语境中的意义迁延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的二重性--简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和超审美意识形态性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审美意识形态"辩——兼论中国当代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本质问题

近年来,对“审美意识形态”能否用来表述文学本质这一问题,学界争议很大。根据逻辑学上对本质的界定原则,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文学是不是意识形态?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种差是不是审美?审美和意识形态能不能连缀在一起来述说文学的本质?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均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经过分析论证,研究者提出,在今日中国,“审美意识形态”无论从逻辑层面上还是从历史层面上,都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命题,可以用来界定文学的本质属性并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坚持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可以在确立和维护文学自身独立地位的同时,又将文学活动和人类解放这一总目标联系起来,从而使文学研究获得更加坚实的根据和更加广阔的视界。     

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与融汇——“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基本关系是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2014年4月11日-13日在曲靖师范学院召开的“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研讨会上,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认为西方文论为中国当代文论提供了重要资源,在中西文学理论交流、融汇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不断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应更多关注中国文学现实,植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土壤,汲取更多的本土文学元素,努力追求并实现理论创新.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与理路

西南边疆当代文学主要是指中国西南地区以云南、广西、贵州为主的边疆省份的当代文学。这是一个被主流学界忽视的文学范畴。研究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发现其存在与发展的权利与潜力,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更多民族化的、原创性的文学支撑材料。西南边疆当代文学的研究要紧扣西南边疆文学独特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性问题两个方面进行,做到西南边疆当代文学概念的理论厘定与文学形态梳理相结合,当代文学现象的横向共时比较和纵向历史回溯相结合。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总目录(总第120—125期)

●文艺学研究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董学文(1.001)由“意识形态”问题所展示的文学理论姿态…………………………………张永刚(1.005)“意识形态”概念在我国文论语境中的意义迁延…………………………………马建辉(1.008)从“生产论”视角看“审美意识形态”说………     

从文学理论到文学理论学——《文学理论学导论》解读

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积多年文论研究之功而筚路蓝缕，完成了一部研究文学理论的学理基础的原创性著作《文学理论学导论》，该书在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方面的学术价值体现在：首先，以理论的自觉率先切入“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研究的研究”领域，为建设“文学理论学”探寻了有价值的逻辑原点；其次，以清醒的理论反思意识，把脉“理论失语症”的病根，也是该著的一大贡献；再次，以洞明的识见预设一个“文学理论学”的创意体系，是这部新著留给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又一个亮点。     

库恩的"范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用以阐述科学发展的概念,具有强烈的科学哲学色彩.姚斯用之研究西方文论,形成明晰的新视界.从范式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所谓文学理论范式,是文学理论体系中较为稳定的特色化形态,体现为一种理论思维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理论成果.由此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变动与芜杂之中,只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范式存在,即社会-历史批评.它决定着20世纪中国文论历程,影响着当前文学理论建构.在促成新的文学理论范式的努力中,必须注重形成切近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观念与综合融汇的方法.如果仅跟随西方文论,则必将陷入更为芜杂与无主的文学理论状态.     

"审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角

在中国文论的话语中有没有“审丑”的问题?什么是“丑”?“丑”与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抑或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研究中颇为新奇，又令人困惑的课题。中国古代前贤对此虽有一些零星的论述，但不成片段。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话语的视角出发，对此作些新的阐释和探究：有利于推进本土化、民族化的文论建设。     

从生成语境看“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理限度

“审美意识形态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后，便逐步成为阐释文学本质特性的主流话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这一理论被再一次强调，甚至被一些学者推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对该理论的质疑遂成为文艺学界论争的一个焦点。然而，由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阐释与接受的多元特征，使得论争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而以非对即错的否定性判断方式展开的质疑论争，似乎也很难获得一个圆满的答案。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新时期"审美文论"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

以审美特征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观点的审美文论,是新时期国内学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审美文论的确立与逐步深化,使文学研究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工具论”转向“审美论”,由“他律论”转向“自律论”。文学重新回归自身。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笔谈（七篇）——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是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不仅涉及对基本概念的理解，而且涉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自从唯物史观学说传人中国以来，文学理论界多次重大的理论论争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和展开的。时至今日，该不该用某种“意识形态”的全称来界定文学的本质，仍是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话题。     

"文论失语症"与后殖民主义

“文论失语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在借且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立的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中国的文论长期处于表达，沟通，解读的“失语”的提高，其所遵循的依据是西方化的逻辑，它与来自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逼近历史的真实——评马建辉著《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青年学者马建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回到文学理论研究的小语境中,从文学理论的“概念与范畴”、“历史与真实”、“反思与推进”角度,找回现代文学理论话语存在的真实细节与微观历史呈现方式,对当前中国文论史研究是一个明显的创新与推进。     

一部“接着讲”的优秀的文学理论新教材

以群主编的《文学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等文学理论教材都是“照着讲”的教材，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照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功利性；“接着讲”的文学理论教材强调文学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学理性和审美性。两者之间的基本的概念范畴和主要的文学理论观念有根本的区别。     

文学理论形态考察

从形态角度对文学理论进行考察 ,是理论体系中最形象、最具体的一个部类。文学理论的结构成分有理论主体、理论客体、理论文本三种 ,结构的变量引起了形态的变化———理论客体的功能与作用不同 ,文论形态有“工具型”、“方法型”、“思想型”、“知识型” ;理论主体观照客体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 ,文论形态有“作品中心型”、“作家中心型”、“读者中心型”、“社会中心型” ;理论文本中的理论观念与主体采用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不同 ,文论形态有“观念演绎型”、“经验总结型”、“横向移植型”。文学理论形态研究可以从结构论、动力论、异同论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