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多名重要作家去世，其次是使盛行一时的酬赠之作几乎绝迹，最后是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再探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成因

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与它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是分不开的。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集团,主要活动在以邺下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因此,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与作家群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建安时代,"战乱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北方平原特有的自然环境,助推了慷慨悲凉风格的形成,同时与其地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文学的繁盛不无关系。     

论汉末荆州文学

汉献帝初平年间至建安十三年，一批北方流寓文人活跃于刘表治下的荆州。在富蔗安定、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和流徒思乡、才志不展的生活经历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形成了一种离思感伤的悲情基调和有别于中原文学的流连衰思的艺术风格，为建安文学作出重要贡献。     

迷惘浮云咏悲歌人生苦短吟绝唱——试析"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的生命意识

从《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论证了生命意识是二者的共同主题,并从不同角度揭示二者生命忧患意识的诱因及生命意识的走向,探讨了二者在生命意识方面的密切联系,从而揭示汉末中、下层文人、寒族生命意识之由趋于觉醒到文学自觉的发展变化。     

从宋元叙事文学看科举兴废下的文人生态

文学创造的主体是具体的社会人,但时代文化的诸因素使这个时代的作者及文学创作具有共性。晚唐"牛李党争"的较量和宋代科举制度改革,使举业的重要性和科举入仕者的地位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和提升,这对后世社会政治、社会心理等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也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千余年的重要的社会现实。在宋元时代,以科举为主要内容或者涉及科举考试、文人士子的作品越来越多,渐成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并折射出其时文人的社会心态、生活际遇和人格追求。创作主体地位、处境和心态的变化,影响了宋元文学的创作。     

建安动荡的政局与诗歌主题的嬗变

建安时代是一个割据动荡的时代,同时,建安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动乱的政局对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局势直接影响到诗歌主题的变化,使建安诗歌主题较汉代诗歌主题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苍茫的人生——论建安的文学主题

对于建安文学的主题概括,当代论者一般都归结为两个方面,即反映汉末动乱现实和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这种看法虽然从表层上看与建安创作的实践相吻合,但实际上却没有反映出建安作家的内在心理,从而把握建安文学的本质。缺点在于,造成作家与作品的分离,主体与主题的分离,个人与时代的分离,它不仅不能解释抒情文学在建安时期空前繁荣的原因,     

论汉末荆州文学

汉献帝初平年间至建安十三年，一批北方流离文人活跃于刘表治下的荆州。在富庶安定、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和流徙思乡、才志不展的生活经历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形成了一种离思感伤的悲情基调和有别于中原文学的流连哀思的艺术风格，为建安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水游赏与山水文学意识

建安文人山水园林之游与园林山水赏会,刺激了建安文人山水审美意识的滋生与发展。建安文人已经进入了初期山水诗创作的进程。同时,进一步关注山水景物,描写山水景物,积累了艺术描写的经验,也表现了建安文人的山水审美意识。     

对云南甲马版画疏放风格的探析

随着历史上云南地区的军屯与民屯的出现和发展,云南甲马版画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影响云南甲马版画风格的主要是建安版画与早期的金陵版画。云南甲马版画所呈现出的疏放风格,一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受到当地少数民族原始风俗的影响;二是继续传承了建安版画与早期金陵版画的疏放之风。云南甲马版画的疏放风格,是中国古代版画疏放风格的继续,对研究中国古代版画的艺术风格具有重要意义。     

六朝文人的群体自觉与文学社团

在士大夫阶层群体自觉的历程上，第一次给文学艺术带来一代新风的是曹魏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沿着建安文人开辟的文学自觉道路，两晋南朝相继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人社团和文学流派。相对而言，其政治热情和社会参与意识明显不如建安、正始时期强烈，但煽扬一代诗风、呼唤新的文学观念，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第一次从纯艺术的角度考察文艺的自身规律，使中古文坛异彩纷呈，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综合研究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创作实践，可以得出结论；（1）知识阶层的精神风貌及其变化，往往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发展演变的为直接的动因，（2）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能否提出具有开创性，时代性的文学主张，进行较为成功的文学批语，取决于团体成员之间能否相互吸收，相互尊重，完全发挥艺术个性；（3）官方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权威能否在文学领域发挥良好的作用，取决于它能否越超政治关系，与文人阶层建立起情感基础，以艺术上的“知音”团结他们，充分照顾他们的精神个性。     

“建安风骨”不能涵盖曹丕诗风

建安时代事实上存在着两种重要的各自独立的文学风格，即“建安风骨”与曹丕诗风。两种风格的作品在情感内涵、基本格调、语言特征和时代特色上迥然相异。从继承前人成就和影响后世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在文学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之地位。     

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再认识

十七年文学在精神上是延安文学的延续，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保留了延安文学的特点。同时，十七年文学也受到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特点使得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从历时的角度来比较，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五四”文学，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性被解构，而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也失妥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集体想像的结果，值得反恐。     

建安咏物赋的艺术倾向

建安咏物赋从题材上可分为描写植物、描写珍奇器物、描写动物三类。作品侧重表现物象的美质,反映了建安文人的精神内质和人格理想,反映了作家特定的生活遭际和内在情感。在艺术经验上,情绪化、意象化的倾向,使建安咏物赋显示了突出的特色。     

"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发展轨迹及其时代局限

1949年到1966年间的文学，习称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全面审视“十七年”中文学发展，可看出数量众多的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去选取和反映生活，且以工农兵为主角的小说。“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成就也主要体现在小说领域中。沿着“十七年”现实主义小说两条纵向发展轨迹，可知社会生活题材以及冷静客观地反映人性、人情、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几次明显的创作浪潮。但由于当时的历史限制，它们都可谓坎坷行进，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次断章。     

王粲诗赋略论

“建安风骨”是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的作家群在创作中共同体现出来的悲凉慷慨的文学风格。它—直为以后的许多文人津津乐道。在这一作家群中,建安七子是难得的生力军,而王粲在建安七子中,因为诗赋的成就,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他生活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中,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詠,下笔成篇”的良好天赋和卓绝才华,在文学上,成绩斐然。《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粲诗文十一卷,可惜在动     

论建安诗歌中的“悲风”意象

建安诗歌中运用风这个外物景象较多，而且都着上了诗人强烈的悲凉慷慨之情，由此构成“悲风’’意象。建安诗歌的“悲风”意象具有抒情的多样性和形象性特征。这一意象的形成与建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悲风”意象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处，也是建安风骨的体现。     

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政治信仰对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有着文学信仰的文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创作风格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彻底屈服于政治信仰,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体制。     

建安诗歌中的飞鸟意象

为研究建安诗人的内心世界,对建安诗歌中的飞鸟意象进行分析,建安诗人攫取鸟这一意象寄寓了三种思想情感:象征其政治理想;即目写景以表达对自由的热爱和渴望;流露出作者的孤寂情怀。通过飞鸟寓意的三种思想情感角度,有利于深入了解建安士人的心态和精神风貌。     

以武周时期为例简论政治与文学之关系

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其紧密,一方面,外部的政治环境对文人的心态和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统治者对文学的爱好和鼓励,采取的激励文学创作和提高文学地位的政策都有助于促进文学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而政治斗争中对文人的诛杀和打压则会扭曲文人的心态并使文学发展畸形。另一方面,文人对现实生活具有能动的反映,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不屈的意志,能够不畏强权,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