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张爱玲是中国历史上"海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她的小说却不同于一般海派的写作风格,往往在情爱纠缠之中,流露出对现实人生的殷切关怀。不管是早期《传奇》对世纪末小人物苦难庸俗的平凡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是中后期对政治的谨慎回应,张爱玲的作品中都弥漫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氛围。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母题解析

海派市民小说以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徐和无名氏的创作成就为最高。四位作家皆对情爱世界和都市生活一往情深 ,并使二者水乳交融 ,相得益彰。痴情与背叛 ,希望与绝望 ,漂泊与寻找 ,生存和死亡 ,现实与梦想 ,沉沦与救赎是海派市民小说反复书写的文学母题。这些母题不仅为海派市民小说增添了深刻的内在意蕴 ,而且成为当代海派市民小说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

张爱玲与海派文学的关系 ,并不表现为其左翼的批判的都市文化传统 ;在繁华与腐朽同在的现代性传统上 ,张爱玲的小说也远不及穆时英、刘呐鸥那样强烈。但张爱玲却开拓了另外一条道路 ,即从《海上花列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都市市民文学的传统     

《红楼梦》与张爱玲小说叙事语言风格比较

《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将高雅的书面语和通俗的口语运用到小说叙事中,表现出通俗本色、浅近形象和雅俗相谐、亦雅亦俗的语言风格,但无形之中二者又呈现出＂中国化＂与＂中西合璧＂的叙事语言风格之差异,彰显出张爱玲对《红楼梦》叙事语言继承中的创新。     

从海派文化的消费传统看周立波热

自2008年底开始,周立波凭借自己独创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和《我为财狂》在上海迅速蹿红,成为2009年上海演出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他本人也成了2009年中国娱乐休闲文化的热点人物。从海派文化的消费传统看,周立波是在用＂海派清口＂这种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入创新意识的表演形式,通过怀旧的言说方式勾起观众的大上海主义情结,赢得观众的认同,然后再用一种娱乐的方式与社会热点、当前时政进行对接,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口味,从而扩大了其在娱乐文化市场的影响。     

论张爱玲散文对市民意识的引领与超越

作为海派文学的代表，张爱玲的散文表现出鲜明的市民意识，以致长久以来很多读者产生误解，认为其作品更多只是表现对物质与感官满足愉悦的津津乐道与追求。其实，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以强烈的现代都市文化意识，反抗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态，以凡俗的市民生活哲学，化解文学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标准，以思考追问生命本体的文人意识，超越拜物恶俗的小市民趣味与时代政治。其创作并不是对读者的简单迎合与俯就，而更多是对市民意识的一种引领与超越。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在中国文学史上 ,海派文学的定名大约是在 2 0世纪的 30年代。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 ,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 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 ,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自《海上花列传》以来 ,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 :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 ,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 ;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 ,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 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到 4 0年代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 ,海派小说的各种传统终于在都市民间的空间里综合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审美范畴     

转型时期作家对人性的揭示——谈劳伦斯与张爱玲的前期创作

劳伦斯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都是写畸形的家庭和畸形的爱,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民族文化的不同,他们用不同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对人性进行了揭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现实主义崛起并迅速发展壮大,乃成其民族文学之高潮;20世纪初至30年代,诸多文艺思潮和批判现实主义进一步丰富了美国文学,遂再成其文学之高峰;逮至二战后,美国文学沿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成其主流,但现实主义却一直如影随形,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迎来了现实主义之轮回与回归,即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它反映了＂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在当代美国小说创作中的新发展,揭示了当下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论东南亚华文诗坛的＂写实与现代之争＂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起,东南亚华文诗坛爆发了现代诗运动.现代诗的出现,直接向统治东南亚华文诗坛达40年之久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发起挑战,由此导致了＂写实与现代之争＂（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发生.然而,东南亚华文诗坛发生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最终在向传统回归的途中完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探讨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异数",她笔下主要描写了在封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交织下普通男女的情爱生活。张爱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以丑为美的审美风格刻画了许多行为诡异、心理变态的人物形象,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深处最真实的一面。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男女主人公的际遇反映了张爱玲丑的审美艺术及其创作心理。     

张爱玲的间接诉情文本解读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     

浅论张抗抗小说创作的几个特色

张抗抗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小说有其独特的风格。她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无性别区分的理性思考,渗透着作者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启发了众多读者对＂人＂的深层次思考,尤其是引起了女性读者对自我的理性认识,也对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远行与回归——由《雁过藻溪》看张翎晚近的写作姿态

张翎的《雁过藻溪》有着丰富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者有着一枝灵动的妙笔，善于以“远行”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其次，小说经常讲述时空交错的故事，体现出娴熟的叙事功夫；最后，小说在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方面显示出对汉语文学写作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昭示出作者“精神还乡”的写作姿态。     

张洁的女性救赎之路

对女性生命体验和女性个体独立意识的书写,一直贯穿于张洁30年来的小说创作。张洁的“女性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中国女性自身生存体验来寻求女性个体的独立、男性的完美和两性的和谐,走出了一条张洁式的痛苦而执着的女性救赎之路。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她的小说中,作家主要通过“精神(杀式)父”和“女性关怀”来凸现她的女性意识。但是,张爱玲在其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是狭隘的,她的“精神(杀式)父”是片面的,并且她的“女性关怀”是非终极的,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作家的女性意识呈现出了其内在匮乏的形态。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

张爱玲是中国现当代一位优秀的作家，在1943到1945年内的上海沦陷期，她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惊艳的巅峰。1952年她出走香港、美国之后，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好多中短篇小说，但艺术水平都达不到她早年的高度。近期出版的她的遗作——长篇小说《小团圆》，就艺术质量而言很一般，但它给了我们一个阅读和深入理解张爱玲其人其作的路径，让我们看到了她内心深藏一生的隐痛。     

繁华落尽谁如旧——张爱玲《金锁记》服饰描写再解读

张爱玲在他的创作中,总是把对人物衣饰的描写放在重要的地位来展示。在张爱玲的成名作〈金锁记》中,服饰意象在展示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一生的命运变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