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充中实”与“无意为文”

学界对北宋文论中文道关系的理解向来只从体用角度来论，突出文章的功能论和文学审美价值、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冲突。实际上，文与道之间除了体用关系外，还有两个方面应注意，即先后关系和内外关系，这两个方面所涉及到的是作家的修养论和创作方法论，反映了北宋学者对作家修养和创作方法的一种思考。要全面阐释北宋文论中的文道关系，这两个方面实不应被忽视。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文论＂他国化＂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严重西化甚至＂失语＂的危机时刻,如何利用＂他国化＂的规律,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借鉴王国维、钱钟书等前辈以中融西、激发文论新质的宝贵经验,当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清晰地认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根据需要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文化过滤和创造性误读;以我为主对西方文论加以创造性地吸收。     

吴宓与梁实秋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吴宓和梁实秋作为同门师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吴宓重视＂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梁实秋则倡导＂知识贵族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吴宓的文学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学观,而梁实秋的文学观则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学观。以二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的共同努力。     

得失的惯性——《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评介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纵观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得失史＂,也是一部＂资政史＂。后人编写前人的历史归宿在于＂前车之鉴＂,批判和继承,调整有关政治制度,趋利避害,更好地利于统治。     

论老子哲学的整体架构及性质

把老子哲学简略地分为道与人两个层面的做法无法准确把握老子思想,必须加上道与人之间的两个重要环节＂天地＂和＂万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老子哲学整体结构的完整认识。老子哲学整体架构确定了人与物和道的基本关系,勾勒出人认识道的基本途径,其目的是使政治符合＂道＂,或者说以＂天道＂矫正＂人道＂,以使天下＂自正＂。     

熔铸整合 扬弃创新──欧阳修文论思想简伦

欧阳修尊古而不泥古，从其所处时代出发，熔铸整合，扬弃创新，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道关系上，力主“道以充文”，重道却并不轻文。他以为文与道相互依存，“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可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他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评断文学的价值，非常关注现实，尖锐抨击“弃百事，不关于心”脱离现实自我封闭的谬说。充分揭示了“穷而后上”的丰富内涵，指出文学个人风格的重要，强调作家对客观现实感悟之“心得”。以强烈的理论创造的勇气，首创文学批评新品种诗话体，对碑传文系统的理论阐述及其实践成为后人师法的楷模。     

新历史主义的文本政治学

受到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文论凸显了文学文本与物质实践、文化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创造出独特的＂文本政治学＂的文论形态。对文学文本特殊性的取消并将之政治化,使得新历史主义文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功能的看法带上了极其功利的色彩。     

文学与道德关系的理论渊源探究

在中西文论史上,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争论古已有之,争论焦点在于文学是否为道德服务,＂为文艺而文艺＂、＂为道德而文艺＂两种观点旗鼓相当。本文从中西方文论史上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     

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的《师说》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对教师角色的传统定位,然而,韩愈在《师说》中所说的＂道＂并非指的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专业知识＂,而是指对孔孟学说及其伦理精神的热爱、认同、实践和无止境的追求。所说的＂传道＂并非指的是现代教学论意义上的＂传递知识＂,而是指传承一种自尧舜以来生生不息的实践儒家之道（即仁义）的精神、意志和旨趣。所说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并非是指＂知识所在的地方,就是教师所在的地方＂,而是指＂凡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都是值得学习的教师＂,反之就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教师。     

浅谈如何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教育的实质和宗旨是教人,而非教术。＂文因道存,道以文显＂,道德是一个人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韩愈在为师的过程中把＂传道＂放在首位,其次才强调＂授业、解惑＂。语文素质教育的核心也应该是语文人格教育。     

好古而不遗今——从杜甫对六朝诗歌的评价看其“中和”思想

＂中庸＂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对＂奉儒守官＂、＂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有着深刻的影响。文章以杜甫对六朝诗歌的评价为中心,通过与陈子昂、李白以及元结文学主张的比较,侧重分析杜甫诗歌理论中所体现的＂中和＂思想。杜甫主张＂历代各清规＂,＂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以他所坚守的儒家标准,使其文学主张取得了＂好古而不遗今,务华而不去实＂的＂中和＂效果,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杜甫的＂中和＂思想。     

陶艺创作应注重从文学意境中汲取养分

自古以来,文学与绘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是这样一对艺术创作上的密不可分的＂孪生姐妹＂。本文以＂陶艺创作应注重文学意境中汲取养分＂为题,着重从＂感悟意境、把握意境、发掘意境＂的艺术角度出发,引导陶艺创作者注重文学素养的提高,进而探寻陶艺创作的有效途径和发展方向。     

文道关系之源、流、变

文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文道的概念是唐以下的道统论渗入文质关系的。语文教学的文道关系指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关系。这种关系应是“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统一”。     

袁守定《谈文》文论思想浅探

文论史上虽无袁守定之名,但其《雩上诗说》及《佔毕丛谈》中的《谈文》、《谈诗》、《时文蠡测》等篇都涉及到不少文学批评方面的内容,体现出一定的理论特色。特别是《谈文》中的诸多见解值得我们细细研读,诸如关于文章价值、文道关系、文辞创新、文章笔法、文艺创作过程、文艺创作"灵感"等等。总的来说,其文论精神还是建立于"文本于道"的基础之上,没有超出儒家传统的文论思想。尽管如此,上述诸种论断对丰富古代文学理论,指导今人研究还是颇具意义的。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篇第一册注释商榷三则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注释总的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该书下篇第一册对＂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待圣人之出而投環于道＂等句所作的注释就是这样。     

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主题是＂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并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神话历史＂、＂遗产与历史＂、＂族群与历史＂和＂证据法＂展开热烈讨论,这一议题继续凸显人类学转向后的学术范式革新,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设。     

批评与启蒙——鲁迅是如何看待国民性的

鲁迅不仅对＂国民性＂进行了理性的揭露和批判,而且还采用了文学的手法,通过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把＂国民性＂形象具体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并给予有力地批判,鲁迅从各个方面暴露了＂国民之陋劣＂,目的只有一个是为了改革国民性,只有勇于改革积极＂改打这病根＂,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振兴。     

日本20世纪30、40年代战争文学与民族主义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发动侵略扩张战争,日本文学卷入民族主义的漩涡。在＂日本浪漫派＂理论、＂国民文学＂论和＂近代超克＂说等民族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了一系列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文学活动,出现了＂大陆开拓文学＂、＂满洲文学＂、＂兵队文学＂、＂笔部队文学＂和＂皇民文学＂等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文学。15年战争中的日本文学,全方位地服务于侵略＂国策＂,日本文坛几乎整体沉沦。     

从“被教”到“我学”——浅谈新课改下高中数学教学方法

高中数学教学在新课改形势下要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在教学方法上,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其次要让课堂成为学生的课堂,成为体验型课堂;另外教师的＂教＂一定要适应学生的＂学＂,要对学生实施分层教学。＂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边教学边反思,从而实现从＂被教＂到＂我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