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斯言不虚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下,《春秋》《左传》相继问世,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历四、五百年,到汉武帝时,海内一统,汉帝国繁荣昌盛,一代大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出了史家绝唱的《史记》,使中国史学一下子走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这就给以后的史家提出了难题;此后的中国史学会怎样发展?能否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文本、阅读理论比较谈

孟子针对春秋以来断章取义的诗风,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文学释义中的权威性方法论。本文分析了孟子这一命题的本义及其利弊,并与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出现的文本理论与阅读理论相比较,旨在探讨它们的异同与优劣,以及看待这两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态度。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老子》文学成就探析

老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是中国哲理诗创作的先驱。一部《老子》,是哲理与诗歌的结合体。如果把《老子》整个算作“哲理诗”,那么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其它任何哲理诗作象它那样具有独创性,具有丰富深邃的内涵、广大深远的影响。《老子》又被看作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体,人们或称之为诗,或称之为文,或说它文中有诗,或说它诗中有文。是诗、是文、是“散文诗”还是“诗散文”,从大处着眼,重要的不在于这称谓上的区别,而在于它们所共同揭示的《老子》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特异性。《老子》的体裁是春秋末年伟大哲人所独创的,所以我们不应以其后世的某些标准硬套它、苛求它,而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作的开端和中国哲理诗的一种最早的、特殊的样式。 《老子》的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析、把握它。     

略论中国传统史学

中国的古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史部约占四分之一,足见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何等重要地位。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史学堪称发达。论其古远,早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已见编年记事的端倪,春秋战国之世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观

内藤湖南作为近代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史学有着较为独特的认知。其著作《中国史学史》不仅对中国史学著作进行梳理和解析，而且也传达出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探索。文章基于此探讨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认知。首先在《中国史学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概观和剖析内藤的观点，其次对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的治学特色和独到的学术观点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内藤在探讨中国史学大势时是以“宋代近世说”为前提，并且是为其整个东洋史学说服务的。     

赞“《春秋》笔法”而非论诗──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意辨

梅尧臣作《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古代文学批评界通常认为诗中称赞欧阳修诗歌能继承《春秋》褒贬精神，表达了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思想。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梅尧臣是在诗中称赞欧阳修能以“《春秋》笔法”撰写《新五代史》。误解的原因应是未考虑此诗的写作背景。     

论潘新和《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的学术贡献

现代写作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潘新和的《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填补了我国写作学科“史”的空白。这一拓荒性的史学著作充满智性的光辉，主要体现于结账式的述史框架，论从史出的客观公允的评判与现代性、科学性的理论视域。     

《中国古代史》教学探讨

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恰当合理地引入当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考古发掘发现的新成果，是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好方法，而史料的正确运用更使课堂气氛活跃，能使学生产生庄严而深厚的历史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中应始终贯穿“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引导学生用历史眼光看待现实和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

学术界一致认为,魏源治经好求圣人的微言大义,其著《诗古微》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所蕴含的《春秋》微言大义,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魏源《诗古微》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主要体现在发掘《诗经》四始的微言大义;调整十五国《国风》的次第,从而阐扬《春秋》尊王大义;发掘《诗经》当中的“夷夏之辨”思想。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麒麟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春秋》、《孟子》等儒家典籍中就有关于麒麟的记载,这表明我们祖先对麒麟的认识最迟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就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一说;而《春秋·公羊传》中也提到:鲁哀公十四年,在     

略论《诗经》中的几个问题

一 诗的数量问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有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而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周颂全部和大雅的大部分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的全部则是周室东迁以后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以前只称为《诗》或《诗三百》,汉代始尊为《诗经》。     

"经""史"之别:王闿运对《春秋》的基本态度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着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努力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左传》史论与孔子史学

孔子整理《春秋》所继承的是古代史学中的“记言”传统。重在阐释古史的微言大义一面,由他的弟子所传承的《公羊》,《谷梁》二传,继承了孔子重在阐释的风格。在丘明的身份是“鲁太史”,“鲁君子”,所继承的古代史学中的“记事”传统,由他所传承的《左传》仍是从“记事”一面为《春秋》补充史料,但是在《左传》中,却又包含有较之《公羊》,《谷梁》更多的孔子史论,这些史论基本上体出了《论语》所说“子以四教,却又包含有较之《公羊》,《谷梁》更多的孔子史论,这些史论基本上体现了《论语》所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特点。     

我国传统史学特征浅论

我国的传统史学从春秋时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开始形成,经过西汉司马迁作《史记》、东汉班固作《汉书》奠定基础,到盛唐刘知几的《史通》作了小结;再经过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南宋郑樵作《通志》而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作了概括。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下面几方面来说明:一、史籍丰富,历史著作体裁多样,史学研究“非理论化”我国历代史学家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科是相当丰富的,其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史籍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涉及     

齐一性检验：《春秋》“一人说”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孔子作《春秋》”(“一人说”)的“史学假说”,按“世号分期法”和“等距分期法”调查了各个“时代”的“正品率”“次品率”,经“齐一性检验”,发现诸“时代”具有同样的文献特征,由此得出了《春秋》系出白一人之手的结论,维护了孔子对《春秋》的署名权。     

略论《史记》对地方志的影响

中国的高尔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说明《史记》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对后世文人撰写国史有很大影响,而且对后世文人编纂地方志亦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Within the Tension of “Meaning” and “Thing”:A Study of the Opinions of Zhuang Chunyu and Kong Guangsen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故训汇纂》同字相训研究

同字相训材料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文献典籍中,《说文》、《诗毛传》、《周易》、《孟子》、《释名》等中均有其例。前人主要从声训角度加以研究,认为训释字与被训字字形相同的背后,存在语音、语义等方面的联系,二者存在同源滋生关系。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本文以《故训汇纂》中的“同字相训”为材料,从词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理清训释字与被训字之间的各种关系,追踪其演变的轨迹,从而管窥语言的发展规律。     

僰道西南媚景长——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

中国史学自《春秋》起,即含有民族偏见:“尊王攘夷”“异内外”“夷夏大防”的所谓“春秋大义”,歧视除中原华夏族(汉)之外的“四夷”。对西南地区,中原人士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不毛之地,无用之民。”(《西南夷传》)视中国版图内之西南夷地区为外域。谬种流传,已根深蒂固。明代安宁杨一清云“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条处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