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玄风和理想人格的追求

正始玄学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到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皆是基于复杂的社会现实环境,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何王"贵无论"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现实的超越;而嵇阮的玄学理论则是对名教的否定和对正常人性的肯定,主张从政治和现实环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样获得自由和超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始玄学是对思想人格的追求。     

略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这是由魏晋玄学家用生命来践行的一个颇有争议的时代辨题，本文重点探讨名教与自然作为哲学范畴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脉络，意图理清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的行为态度转变路径以及此玄学命题意义。笔者认为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实为失败之举，只注玄远，不顾当下，实己脱离人之自我本然，一味地在自然之外追求自然实属画蛇添足。     

明内圣外王之道——郭象政治哲学发微

郭象玄学的主要目的是想把阮籍、嵇康和裴各执一偏的自然与名教重新统合起来,构建一套适合时代要求的政治哲学。郭象的政治哲学以其对人性的思考为运思起点,而从圣凡关系、君民关系和群己关系这三个维度展开,并始终贯穿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条主线。虽然郭象统合名教与自然的努力并不成功,但足以证明魏晋玄学并非脱离现实的学问。     

浅谈嵇康的独立人格追求

魏晋时代，儒家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名士开始思考生命个体的意义。嵇康意识到个人主体的价值，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对礼教加以否定。与此同时，嵇康构想出一种于名教中得逍遥的理想人格，即“至人”，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尽管他的理想人格在失道的魏晋时代难以实现，但他对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依然对后代封建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现代人以启示。     

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向——论玄学与生命的终极关怀

魏晋名士们所倡导的玄学，以其博大精深、玄妙幽眇，成为了中华民族智慧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不仅最集中地反映了以冥想与思辨为论述方式的新式哲学之特征，也可以说它以极有价值的变迁，昭示出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向与生命的终极关怀。     

杨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

杨泉是魏晋时期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认真研究天文、地理、工艺、农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写下了《物理论》等重要著作,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从庶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门阀士族的御用思想武器——玄学进行激烈的批判。杨泉反对玄学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研究杨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对于了解今天自然科学战线上的现实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魏晋风流”下的两晋妇女——以《晋书·列女传》为主要例证

在以自然主义为核心观念的玄学的影响下,魏晋人形成了迥异于两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形成了所谓"魏晋风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两晋妇女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她们重视个体意志的表达,看重才识和技艺,而相对忽视传统的所谓"妇道",这使魏晋女性的表现在中国妇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弼注经文风略论

正始学者对两汉章句之体进行革易,出现了《论语集解》等新的注经文体。在正始学风影响下,王弼打破两汉经学的繁琐破碎,其注经文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王弼注经文的特色为：圆融会通、灵活多变;长于思辨、致有理统;辞藻高丽、清通简要。王弼注经文风对魏晋注经文体、南北朝义疏体及魏晋名士清谈都有所影响。     

王弼其人其学

王弼是魏晋玄学阵营中卓然超群的人物，是中国哲学史上超一流的哲学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著述颇丰。从王弼的思想体系建构过程看，他找到了一条综合儒道关系的途径和方法，突破了汉代的学术传统，构筑了一个自具系统的经典解释方法论体系。他通过重新解释《老子》和《周易》，从本体论的高层次解决了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完成了融合儒道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本体论哲学并使之发挥应有作用的艰巨任务。     

论高校哲学课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高校哲学教育为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提供宏大的政治视野，深沉的时代情怀；在反思现实、探求规律的层面上，为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论信念增强理论功底，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非儒入道的玄学先声——仲长统思想研究

作为后汉三贤之一的仲长统,是魏晋玄学可以追溯较近的渊源之一。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而劝世治平的损益对策体现了深具儒家情怀的弘毅之士形象。《昌言》旗帜鲜明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吸收了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仕途舛蹇的仲长统最终遁入道家境界,其对儒道思想的取舍把握与魏晋玄学存在互动的关联,尽管存在诸多自我矛盾,但是在整合基本思想资源催生玄学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汉魏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道合一

自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信仰日显危机,道统权威岌岌可危,虽儒道二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二者极大的互补性却促成了双方由对立渐趋合一,呈现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儒道合一高潮,其结果是玄学的产生。关于玄学的形成,一般都从儒、道、佛三合一的角度进行论述,在此则从儒道各自特有的互含性的必然结果——士人玄学的产生这一角度来尝试论述。     

魏晋玄学与河洛文化:一个文化史的视角

诞生于三代的河洛文化,其本质上是以首都为载体的中心文化,可包括三代以降直至唐宋的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如周礼、儒学、玄学等。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河洛文化的有序性及正统性与儒学不谋而合,而魏晋时期的玄学则提供了一种对这种正统、有序文化的反思与修正,从而促生了儒学自身的改变。两晋之后的儒学,经历了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河洛文化系统的更新与再循环,保证了这一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从向秀变节看“名教”与“自然”之争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话题。嵇康之死是向秀的学术立场由“自然”转向“名教”的直接原因，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才是向秀改变学术立场的根本原因。向秀变节是政治干预学术的经典案例和影响儒学发展历程的一件大事。     

浅析魏晋名士的内心世界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名士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以名士的＂魏晋风流＂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极其痛苦的,由此,构成名士们内心所隐藏的深刻的一面。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呈多元化发展,从哲学而言,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有无之争、言意之辨、形神之鉴等命题对文艺思想和创作颇有影响.汉代的礼文化被“通达“、“任自然“所代替,情诗渐多,玄学之盛直接导致玄言诗的产生,山水赏会使以陶、谢、宗、王为代表的山水诗画达到相当高度.道教对游仙诗和志怪小说的影响,佛教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魔术、绘画、雕塑、音乐的影响,则可以看到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胡汉文化分别在南北地区融合、发展,又生出了诸多差异,形成了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造就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天下当朝正许昌”——兼论许昌历史发展特点与地位

许昌,古许国所在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许县,隶属颍川郡,隋唐至明清称许州,今为省辖许昌市,其行政管辖范围大致和许州时代相同。许昌地理环境优越,良田沃野,山川秀美,是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处于九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之间,很长时期内,地接京畿,政治上、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末魏晋时期,“天下当朝正许昌”,是曹魏和西晋王朝的政治与军事要地。隋唐北宋时期,地处汴、洛之间,锁钥中原,各种文化交汇于此,使得许昌往往能开风气之先,名人辈出。纵观数千年的许昌发展史,既遭受过不堪回首的灾难,又取得过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可以说,元、明以前的许昌,实乃历代王朝政治之枢纽,文化之熔炉,人文之渊薮。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妇女的社会地位

汉代妇女的地位较低,有种种套在她们头上的枷锁。而魏晋时期,由于玄学风气的影响,对妇女的束缚有所松动。妇女们可以和男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婚姻家庭中,她们可以和丈夫有平等的话语权;在政治上,有妇女干政、参政的现象;在经济上,她们又拥有自己的财产。所以,这个时期的妇女的社会地位比汉代要高。     

河洛文化与河洛画派

河洛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华文明的肇始，书画作为文化载体，便在河洛间出现。辉煌于西汉魏晋、兴盛于隋唐北宋的河洛画派，拥有众多的名家和神品，这对于现代河洛艺术的创新具有无比的借鉴价值     

胆铜思想及其生产技术考--以韶关宋代岑水铜场为例

胆铜生产思想一般认为源于汉代，其实自春秋战国时代就萌芽了。以后逐渐认识到胆矾得铁可化为铜。魏晋南北朝已知用胆土煎铜，北宋把胆铜思想化为现实，解决当时“钱荒”问题，创造了用自然胆水浸铜，用胆土制造胆水淋铜、用胆土直接煎铜等多种方法大规模生产胆铜的工艺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