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齐曼自然主义视域的科学知识观

从自然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齐曼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宏大而"真实的"图景.在对科学的自然主义描述中,主要立足于社会学维度,齐曼消解了社会建构论和朴素科学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出了科学知识是"建构"与"发现"的真实融合的辩证观点,对于深化我们对科学知识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科学知识合法化的新解释--社会认识论的视野

文章通过对科学知识合法化问题的引出，论述了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得到认同的三种社会认识论解决方案，并重点论述了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思路。文章指出富勒尔的政治定位的社会认识论既是描述性的，同时又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它对于理解科学知识民主化、科学的运行以及科学的大众参与，均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视角的转换:从实验到实验室——兼论卡琳·诺尔-塞蒂娜的实践观

从传统的科学哲学自然霸权到SSK建构理论,发生了本体论的转换和认识论的飞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SSK的代表人物卡琳·诺尔-塞蒂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提出知识的建构模型,扩展了考察对象,拓宽了认知层次,把认知视角从实验转向了实验室,突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增加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因素.在本文中,从自然对象、科学家和表征三个角度论证了科学知识建构过程的可塑性问题.强调了实验室的重要作用,加深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创新了知识认知模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探析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有利于提升科技决策的正当性,强化科技政策的公共性,防范科技发展的风险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仍然存在制度保障缺乏、组织化程度低、参与能力薄弱和参与途径较少等问题。推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要多维并举,一是转变决策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科技决策模式;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律法规;三是依托社会组织,促进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组织化;四是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能力;五是借鉴国外经验,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途径。     

视角的转换：从实验到实验室——兼论卡琳·诺尔-塞蒂娜的实践观

从传统的科学哲学自然霸权到SSK建构理论,发生了本体论的转换和认识论的飞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SSK的代表人物卡琳·诺尔－塞蒂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提出知识的建构模型,扩展了考察对象,拓宽了认知层次,把认知视角从实验转向了实验室,突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增加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因素。在本文中,从自然对象、科学家和表征三个角度论证了科学知识建构过程的可塑性问题。强调了实验室的重要作用,加深了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创新了知识认知模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知识民主化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于20世纪末,回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大科学发展中社会因素的彰显以及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共决策。知识民主化对公共决策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公众参与知识生产,利用公众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优化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知识的预设性偏见和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上,通过采取一定的知识民主化程序,对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和公众的价值判断进行有效调和,以服务于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需要。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哲学意蕴评析

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基于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批判而提出的,认为应当对称地看待自然和社会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功能,并通过法国社会的巴斯德化等经验研究把科学知识看作异质型行动者网络借助转译机制进行建构的结果或产物。这一理论在哲学意义上显然消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二分法,走向了一种科学实践研究的整体论进路,为人们揭示知识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

本文首先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建构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架构下,沿着知识论的两个基本追问——何谓知识?知识何以可能?即知识基于什么样的活动得以产生的追问,来分析已往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研究在流行的知识论框架下存在的问题与缺失。从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看,科学知识作为描述性知识,其目标与意图就是在于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存在方式;技术知识作为行动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知识,其目的在于解决实践过程中"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而工程知识作为造物行动中的情境化知识,其目的在于人工物在现实中的成功建造。三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科学主义与高技术时代的社会危机治理

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专家精英决策体制是激化高技术时代社会冲突、引发治理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前沿进展和科学社会学的观察研究正在从多个层面挑战这种主流的科学文化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首先通过技术评估的策略来化解当代社会的治理危机。随着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和治理难度的升级,其相应的模式逐步从经典式技术评估走向参与式技术评估、论辩式技术评估和建构性技术评估,总体取向是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的空间和深度,逐步消解科学主义及其主导下的技术精英决策体制的负面影响。欧美各国的社会治理经验值得正处在自主创新调整期的中国社会思考和借鉴。     

对一项下马工程决策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与反思

哈依煤气工程从论证到运行,始终是一项倍受争议的工程。工程决策和建设周期之长、不可预见的自然和经济因素使得该工程项目从合理变为不合理;在充满争议的情境下工程强行上马,并在没有经济效益(甚至是负收益)的情况下,工程运行了12年最终被置换为天然气而下马。通过对这项工程的决策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认为:对大型工程项目中途下马缺乏必要的反思本身是中国工程建设中需要反思的问题;在中国大型工程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存在非工程考量的作用过大、决策过程存在民主化缺失、专家论证的结果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等问题;政治权力的压力导致工程的非理性的决策。     

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兼评《诚实的代理人》

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在当代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科学家在决策中的角色选择既与决策的具体情境相关,也与科学家自身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密不可分。小罗杰.皮尔克(Roger A.Pielke,Jr.)在《诚实的代理人》中将参与政治和政策过程的科学家分为了4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的仲裁者、观点的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并主张诚实的代理人将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更可靠和更有效的选择。本文进一步对形成这种区分的理论根据展开批判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与决策的诚实的代理人得以存在且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从公众科学素养看科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教育

在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中,学生及待升学群体的科学素养最高,但是从中学开始,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差距开始加剧,尤其是在大学阶段,这种差距更大。而且从高中或中专开始,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其科学素养的增长幅度却是在明显下降。文章通过中美两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比较,从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部分原因。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在科学全球化与境中,中国的科学教育尤其需要一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并融合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有机合成,综合创新,在继承中超越的创新文化来开启国人探索自然、热爱科学的心智。     

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

20世纪的科学家在美国的核武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作为代表参加政治谈判。美国的核科学家们通过这一过程被纳入到政治范畴。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专门知识占据优势地位。这些科学家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反过来,政治决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冷战后,美国科学家参与到核电发展之中,经济因素与核安全文化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司的运行与技术操作,进而影响到核电科学家的职业行为。科学家表现出追求功利以及社会责任与道德认识多元化等倾向。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多元性日趋明显。     

中国原子弹研制中的风险问题初探

本文探讨了从风险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原子弹工程的意义和优势,对中国原子弹工程中的风险构成要素(技术风险、军事风险和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围绕如何应对技术风险的问题,总结出三点成功经验,即权衡风险要素、强化资源配置和加强民主决策。     

新手抉择专家意见的依据是什么?

在科学实践和生活世界中，面对一个问题，当两个专家给出不一致或相；中突的专家意见时，外行或新手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获得辩护地相信一个专家意见而不是另一个专家意见?     

The Care of Our Hybrid Selves: Ethics in Times of Technical Mediation

What can the art of living after Foucault contribute to ethics in relation to the medi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by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ical mediation and ethics, firstly the theme of technical mediation is elaborated in line with Foucault’s notion of ethical problematization. Every view of what technology does to us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es an ethical concern about technology.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ion of technical mediation tends towards the acknowledgement of ongoing hybridization, not ultimately good or bad but ambivalent, which means for us the challenge of taking care of ourselves as hybrid beings. Secondly, the work of Foucault provides elements for imagining this care for our hybrid selves, notably his notions of freedom as a practice and of the care of the self. A conclusions about technical mediation and ethics is that whereas the approaches of the delegation of morality to technology by Latour and mediated morality by Verbeek see technical mediation of behavior and moral outlook as an answer in ethics, this should rather be considered the problem that ethics is about.     

论工程师的责任意识及实践转向——以广州地铁质量验收事件为例

工程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工程师在从事的工程领域运用其所掌握的很强的工程学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负责任地恪守职业操行,以忠诚的伦理信念严格执行工程规范、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注重工序质量控制,非合格材料禁止使用,不合格工序严禁转序,杜绝将危险的、不安全的和有严重缺陷的建筑物、构筑物、设备、程序以及产品移交给客户、公众和社会。本文从学理上探讨了工程的责任与伦理、工程师责任意识的教育和实践转向等有关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