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艺文志

对《吴越备史》所阙艺文志的辑考和搜补,分“经学”“史类”“表状”“儒家”“释氏”“杂家”“舆地”“小说”“总集”及“诗文集”等十类,凡吴越一代之艺文资料尽得于此。     

洛阳太学的经学研究与传播

研究了洛阳太学的发展沿革、东汉太学对古代主流文化的代表儒家经典的传播争发展,着重研究了经学在太学传播的对象、方式、内容及其作用.     

从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以经学为根本。所谓经学,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为诸经作训诂和阐发义理之学。历代确定和通行的儒经有十三种,即所谓十三经。它是六经经过一千余年的不断扩充发展到宋代而完成的,其间经学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认识这个发展过程,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儒家经学研究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影响

经学研究是影响汉语文学文本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汉大赋的写作,建立在经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唐代古文家的古文写作,受到当时以《春秋学》为代表的经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后世儒家学者《诗经》研究对汉语诗歌的发展的影响,远比《诗经》文本本身更大,文人诗歌中爱情诗的缺失,与经学家将《诗经》中大量爱情诗故意进行曲解,掩盖有关;古体诗、格律诗、词、曲等文体的价值,则是根据它们与《诗经》相似相近的程度进行判断的。宋代理学家喜谈性理、以白话说经的传统,与说理诗的大量出现以及白话小说的兴起之间,存在相互呼应的关系。经学研究对汉语文学文本形态发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文体的发明,＂传体＂这一在后世十分重要与活跃的文体,与＂经传＂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周予同经学研究的逻辑

以理性精神始,遵循“教”“学”分离、学中探术、以学言变的路径展开,以科学的史学形态终,是周予同经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把经学与儒教区分开来,以理性精神批判儒家的宗教性,确立经学的学术性质,是周予同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一环。学术性质的经学与政治统治术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通过研究经学的产生与更替、经典名目的变化等学术问题探索政治统治术略的变化,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二环。在把经学视为反映政治术略变化的基础上,对经学展开“超经学的研究”,用历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材料,总结经学演变规律,是其经学研究逻辑的第三环。周予同的经学研究逻辑,蕴含赋予经学史学形态从而延续经学文脉的价值指向,对当下的经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3—9世纪“春秋学”的整合与蜕变

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的六个世纪里,儒家经学在少去了汉代利禄政治的喧闹环境下平静而自在地发展,“春秋学”表现尤为典型,它经历了恢复与发展、分离与整合、创新与蜕变几个不同的阶段。特别是中唐时期啖助等人颠覆汉魏注疏之言,舍传求经,创“新春秋学派”,为唐宋儒家文化的复兴开启了思想大门。     

汉代伪书产生的背景及作伪的动机

汉代伪书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见证前朝兴亡的汉人,以史为鉴,毅然选择了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官方和民间多次大规模地搜访征集天下古书;古代经籍开始明显地呈现出较强的商品性;儒家经学处于一尊的地位;先后新发现一批古文经书,由此引发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末期以后,谶纬之学泛滥成灾。汉代文人作伪动机各不相同,大概可分六种。     

诸葛亮的为学之道

集君子人格与隐者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是从儒家经学模式到以道释儒的玄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观其大略"的学习方法和"淡泊"、"宁静"的学习理念不仅是儒家本色的充分展示,而且表明诸葛亮是稷下刑名之学的实践者,在学习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西汉建立,为达到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专制统治,首先要有一个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的政治集团。因此,以文、景帝两帝发其端,以武帝大力推崇,从而使汉代统治集团儒者化。至宣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则开始出现经学派别化。首先是齐鲁学派之辨,进而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统治集团儒者化,确立了儒家学者在政治统治当中的主角地位;而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则使经学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     

从金代百年发展看经学文化的作用

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选择了用华夏的正统文化——经学治国。金朝采用快速引进经学人才、建立经学教育体系、实施经学科举等方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使金代士人迅速崛起，形成了自己的经学素养，并把经学融入到了浩淼绵长的中原经学发展的洪流当中。     

从《困学纪闻》看王应麟的经学特点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以札记的形式对诸经进行阐发、议论、考证、整理,开辟了独特的治经之路.在经学上,他不拘于门户,汉宋兼采,百家兼综,经史并重,实为一代通儒.     

"先郑"经学的传承与著述考略

在“儒学”独尊及两汉经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郑氏家学由黄老之学转向经学。“先郑”———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即是东汉时期郑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通过对“先郑”经学的传承与著述的考究,初步认识二人经学的学术传承与著述辑考,以期贡献于两汉经学研究。     

庄述祖的经学思想

在清代经学史上,庄述祖是庄存与到刘逢禄之间的中间环节。庄述祖的经学思想既有以汉学为根株,又具有说经宗西汉的双重性格。对后来经学的发展来说,庄述祖的说经宗西汉更具有历史发展意义。他说经宗西汉、攻刘歆作伪、以《公羊》为主遍说群经、重视今古文经学的区分等,都给刘逢禄以直接的影响。     

《汉书·艺文志》“儒家”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列于《诸子略》十家之首,可见刘氏父子和班固对儒家的重视。文章就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孔子与六经之关系逐一梳理各家之言,择善而从,兼发己论。     

试论朱熹的鉴赏理论

朱熹在对“五经”的解读研究中总结出的以“虚静”为鉴赏前的心理状态，以摒弃“前见”、直面本为鉴赏应有的态度，以反复讽诵涵咏为鉴赏的基本方法，以“感发”和“兴起”为鉴赏的效果和目的的鉴赏理论，虽其对象是儒家经典，但亦与学作品的接受鉴赏相通，且颇为系统而有特色，对于研究中国学的接受、鉴赏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鸿都门学设立的原因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汉末两次党锢之祸加剧了经学的式微,士人普遍表现出一种疏离政权的倾向,朝廷以经学取士的方式无法正常进行,灵帝在此际设立鸿都门学即是对选举制度所作的一次改革。当时社会围绕鸿都门学的争论映照出不同的文学观念:汉灵帝及鸿都诸生皆以书法辞赋作为利禄之途,是功利主义文学观;以杨赐、阳球为代表的正直士大夫主张罢除鸿都门学,对文学持否定的态度,是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极端发展;蔡邕则从反对鸿都门学的角度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三者皆反映出文学独立于经学的事实,因此鸿都门学的设立在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     

“统系”之变与宋初儒学的复兴

经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乱道丧之后,宋初学人以重修道统谱系为契机.掀开了儒学复兴的序幕.他们将萄卿、扬雄、王通及韩愈四人尊为"圣贤"而补人"统系"的做法,既出于儒学自身创新求变的学术探索,也意味着部分学者以儒道精神关照现实、救治"时弊"的文化自觉;此举不仅拉近了儒教与现实社会的距离,更拓展了宋初儒学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佛老猖獗和"师教"缺失等客观因素,为重修"统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庆历新政"以后,随着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新"统系"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传统儒学向"宋学"的推移和发展,荀、杨、王、韩等人的"圣贤"地位也受到质疑,而宋初新建"统系"的影响遂宣告结束.新"统系"学术生命的获得与消失,既有政治文化传承与变革的复杂背景,又体现着传统儒学向"宋学"演进的内在轨迹.     

约法的历史回溯与法源界定

约法不同于律、令、科、比、格、式、敕等传统立法,学界对约法的正式法源地位仍有争议。我国传统与现代都有约法实践,"约法三章"是约法的起源,"约法十二条"是约法的继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约法的典型,现代立法亦更加强调民约性。约法系新旧时代更迭,新政权主导,官与民相约,规范重大事项,打击严重犯罪,确立百姓权利,以夺取或巩固政权为动因的特殊立法,具有主体民约性、形式非典性、内容侧重性、效力特殊性,发挥规制、保护、秩序作用,且各个历史时期的约法暗藏联系。     

论汉初经学对藩国文学的渗透

汉初经学以藩国为盛。为经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不但有藩王、藩臣,还有布衣之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汉初轻视儒生,不重视《诗》、《书》;另外,某些藩国所在区域历史上就有浓厚的治经氛围。经学以文学为载体,文学也记录了经学发展的情况。汉初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赋、文上。     

儒商范蠡

范蠡助越灭吴,而后弃官经商,其动因是出于对西施的信义,其行动原则是“因天之时,就地之利”而“依于仁”;这一些都是符合先秦儒家道德规范要求的,也是范蠡被后世目为“儒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