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的圣人观

张载的圣人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为儒家沟通天人关系和反对佛老思想的学术使命密切相关。张载的圣人观包括成圣工夫、圣人境界和圣人职能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体现在他的“变化气质”、“至诚得天”和“神道设教”诸思想当中。     

论先秦儒家的“圣王崇拜”与“圣人崇拜”及其历史影响

在古代典籍记载中,＂圣王＂与＂圣人＂并没有从逻辑概念上加以严格地区分。先秦儒家作为诸子中的显学,并在后世挟六经以压百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它的＂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思想对于古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作为先秦儒家三大儒的孔、孟、荀皆抱有根深蒂固的＂圣王崇拜＂之信仰,由于周敦颐、邵雍等人对孔子的极度推崇,产生了新的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道统信仰体系,真正取代圣王崇拜,成为儒家主流的信仰体系。＂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都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圣人未有不多能者”:朱子圣人观中的“能”

朱子有“圣人未有不多能者”的论断,认为圣人之“德”与“多能”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必然性。圣人之德是“生而知之”的,而其多能则有待于后天的学。从对象方面说,圣人生知的是义理,但此义理中包含着因圣不自圣而产生的“忧”,且圣人由此忧虑之不已,不独在义理上进进不已,亦必然不断发起对“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的学习。从能方面说,圣人之德是先天良能的充极,而圣人之多能则是后天的经验之能,二者之间通过圣人之“才”相勾连,圣人之才至大,良能通过此至大之才得以贯通到分殊存在的事物中去,此即有多能的产生。作为格物致知的典范,朱子所谓圣人之“多能”虽然并非全能,但也不是主要指技艺之能,而是指向更广大的礼乐世界。     

《淮南子》圣人观探赜

《淮南子》以先秦道家圣人思想为主体，兼收儒、法等家的圣人思想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圣人观。在《淮南子》中，圣人一般是指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等人，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和治世者，具有无为、因循、虚静、无欲和察微知几等品格。《淮南子》的圣人观彰显了《庄子》所标示的传统道家孜孜追求的“内圣外王”之至高理想。     

论圣人与《老子》体系建构

圣人在《老子》一书中,不但是智慧的化身、最理想的人格状态,也是以"道"为核心的体系的重要支点之一。圣人对"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互动过程所体现的动态意指予以体悟。圣人体道,不但彰显"道"之最高价值意义,更是"道"与万物之间动态关系的体现。这些都是圣人对老子哲学的体系构建所体现的功用。     

《淮南子》圣人观探赜

《淮南子》以先秦道家圣人思想为主体,兼收儒、法等家的圣人思想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圣人观。在《淮南子》中,圣人一般是指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等人,是体道者、载道者、践道者和治世者,具有无为、因循、虚静、无欲和察微知几等品格。《淮南子》的圣人观彰显了《庄子》所标示的传统道家孜孜追求的"内圣外王"之至高理想。     

孔孟荀的圣人观

中国是一个崇尚圣人的国度,圣人观念和思想从许多方面表现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圣人观念从原初的含义到它的引伸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本文仅就孔孟荀的圣人思想来考证原初圣人观念和思想的演化和形成。 在圣人观念的历史累积过程中,“圣人”的最初含义所表现的智慧因素被充分放大和强化,以致成为“圣人”的标准的首要前提,“圣人”被认为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多次谈论过孔子如何为“圣人”的问题,“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乃一介布衣,但却被弟子和后人尊为“圣人”,这不能不与他的多能、多智有关。 “多能”,即“是人”知识无所不备,能够通达任何真理—“道”,“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孟子·尽心下》）,“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主义者荀子,更是放大了“圣     

理学与心学“成圣论”的分歧及启示——以朱熹、陆王为中心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全知全能,凡人难以企及;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家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认为圣凡之异在于能否"发明本心"。对圣人不同维度的认识,导致了两派在成圣方法与成圣体验上的差异:程朱一系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识完备是道德修炼的重要途径,追求"克己"意志;而陆王一系则强调"发明本心""立乎其大""易简功夫""致良知"等,强调"求乐"体验。整体看来,他们"成圣论"的核心都是道德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有诸多启发。     

从先秦儒家之“性”看牟宗三关于宋明理学“三系说”

先秦儒家皆以生言性,讲天道下贯为性,人亦当尽性以回证天道,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故孔子言践仁以知性;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传》言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思想发展理路是一脉相承的。牟宗三正是依据宋明儒者是否沿先秦儒家此一理路进学而将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伊川朱子系,并将伊川朱子视为"继别为宗"。     

理学与心学“成圣论”的分歧及启示——以朱熹、陆王为中心

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全知全能,凡人难以企及；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家继承了孟子的圣人观,认为圣凡之异在于能否“发明本心”.对圣人不同维度的认识,导致了两派在成圣方法与成圣体验上的差异：程朱一系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识完备是道德修炼的重要途径,追求“克己”意志；而陆王一系则强调“发明本心”“立乎其大”“易简功夫”“致良知”等,强调“求乐”体验.整体看来,他们“成圣论”的核心都是道德教育,对当今教育依然有诸多启发.     

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展变化

自先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家之“道”就一直被后人言说着。南朝刘勰、唐代韩愈、清代章学诚都曾作有同名《原道》之文,追本求源,探寻儒家之“道”,体现出他们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从宏观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之道的内涵。     

宋代理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历汉代政治上的荣用，遭受佛道理论上的重击，儒学在魏晋、隋唐沉寂之后，终于在宋代走向辉煌，显回出强劲的生命力。宋懦无视秦汉以来诸儒的孜孜努力、勤勉耕耘，直承先秦仁学、实现仁（礼）到理的转化，构在儒家完满的本体论体系，并从本体论高度审视人性善恶，从而推进懦学至成熟形态--理学：1．末代理学始祖周敦颐一语"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o，扣住儒家实质，再予以生成论根基："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达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催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     

论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

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先秦圣人观发展而来,经过两汉及魏晋学术的熏陶涤荡,吸收融合佛道思想而成型。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圣人观从内涵、人性论基础和价值启示等个方面都凸显出儒为宗、融合佛道的特征。     

郭象的圣人无为观及其管理学启示

郭象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圣人无为观是其玄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圣性以境界为其基本内涵。圣人之无为表现为常态下的因顺万物，和变态下的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是一种管理谋略，郭象的圣人无为思想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管理学启示。     

论苏轼密州诗词中的“狂”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苏轼由杭州移知密州,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密州从政岁月,知密期间目前可见诗文共235篇。这些密州作品中多次出现"狂"字,用"狂"字之多、之密,为苏轼宦居各地之最。苏轼密州诗词之狂含义广泛,寓意深刻。或展现了对自身学识的自信,或留露出宦居京外的一种复杂心态,还有部分狂字或暗含对新法之不满。而苏文中的狂,并非狂妄,这种狂实际是对先秦至宋一种儒家积极思想的承袭,是一种摒弃当时世俗的观念,疏离当时社会的主流和庸俗,而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人生态度。     

千秋霸业任评说——论刘向《说苑》对齐桓公管仲功业的记载

在先秦，齐桓公与管仲建立的霸业，经过儒家的阐扬，序变为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模式。进入秦汉，随着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建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适应着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原则，桓、管霸业衍变成为一种政治伦理典范和政治道德寓言，这种转变典型地体现在刘向的《说苑》中。     

“此之谓××”与“此之谓”的句式比较

“此之谓(或是之谓)××”的句式,在古文中,虽然不是每一篇都出现;但是在某些名篇中,却可以大量见到。例如,在荀子的《天论》中出现的这种句式就有十几处之多。一般说来,“此之谓××”这种句式多见于论说文体中。而在记叙文体中,如果插进论说部分,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因此这种句式常用在复句的末尾,起了结句的作用,有总结的意味。试举以下两例: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偏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 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沿,其养曲适,其生不伤: 夫是之谓知天。(《荀子·天论》)     

先秦儒家孝道的理性悖论现象与当代启示

儒家崇奉理性，注重伦理，孝道是儒家伦理之中坚，亦具理性因素。先秦儒家的孝道理论内涵丰富，一方面主张事亲以礼，谏亲以道，要量力而为，突显行孝为修己、成人，体现出不同层面的理性意蕴；另一方面又扩大孝的适用范围，在理论与实践中导致孝道伦理的泛滥化、虚伪化、神秘化、偏执化，出现一定的非理性倾向。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形成早期儒家孝道中的理性悖论。目前，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流动人口增多，社会各界采取了不同的举措，既有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从先秦儒家孝道理论中汲取养分，发扬其理性精神，弘扬中华传统孝道美德，为当前孝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求心理合一以自得的儒家圣人之学——青年王阳明的作圣之功述评

以往哲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哲理的层次，而于其重工夫践履的特色则把握不够。本其工夫体验之所得以成说立教，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阳明心学亦不外是。阳明之心学确立于龙场悟道，而龙场之悟则直接源于其青年时期的作圣之功。他早年以儒家圣人为志向，以究心性命为旨趣，经反复体验探求，终于悟到心与理一、自得的“心学”宗旨及其工夫途径。了解了青年阳明的这一作圣工夫历程，对领会其龙场所悟之道及其整个心学理论之归趣均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