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哲学思想新论

本文论述了叶适道的哲学思想和他人道之伦和事物之情的人生理论。     

叶适与朱熹

叶适与朱熹周梦江清代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关于朱熹道学与陆九渊心学以及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三者之间的关系，朱、陆的论争如鹅湖之会等，是人所熟知的，而叶适与朱熹之...     

试论永嘉“元丰”九先生

北宋仁宗年间王开祖在永嘉讲学,是浙学的草昧时期。与之同时者,温州有林石、丁昌期两位学者,合称“皇祜三先生”。此后到南宋前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崛起,中间起着承先启后作用的,则有“元丰”九先生。这九位先生大都是洛学和关学     

南宋浙东学者的文道思想述论——以吕祖谦、叶适为中心

南宋乾、淳之际的浙东学者大多兼擅经史文章,他们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与朱熹等理学家相比显得平实,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也较为通达,对南宋以来的重道轻文思想具有纠偏意义。吕祖谦认为文道二者并行不悖,意图统合程学之＂道＂和苏学之＂文＂,但其思想显得博杂而欠通贯;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则仰溯三代文道合一的精神,强调为文要有关治道,流露出浓厚的崇古和事功色彩,实与欧阳修、王安石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遥相承接。但是吕祖谦的伦理本位和叶适的事功本位思想,对＂文＂也造成了一定的疏离和损害：吕祖谦随着对道的领悟趋于深入,后期逐渐疏远了文章华藻。陈傅良、叶适宣扬以＂治＂为道的政治哲学,则表现出向＂泛文学＂的复归,虽然表面上提升了文的价值,但却使文学落入儒家功利思想的桎梏。     

叶适门人考略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是我国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的讲学授徒,约可分为三个时期: 最早讲学时期,是他十六岁在乐清白石村塾任教,时在乾道元年(1165)。以后他到金华、义乌一带游学,复于淳熙三年(1176)回乐清雁山寺院授徒。这中间他还继陈傳良之后,在温州州城(永嘉)的近郊南湖茶院寺学塾执教。明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南湖塾,陈傅良设教后,蔡幼学、叶适、陈埴继之”。陈傅良掌教南湖学塾,在隆兴元年至乾道三年,由此推知叶适的任教期当在乾道三年(1167)以后和淳熙三年以前。淳熙四年,叶适参加浙东路转运司考试(即漕试)中式,第二年高中榜眼。     

叶适"复礼"说的哲学依据与现实意义

叶适的复礼说建立在经验人性论的哲学基础之上,这与当时的儒学主流思潮性命之学适成鲜明的对比。性命学者在形而上倡导成圣之学,目的是为了从终极意义上解决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叶适的复礼说,其目的是为了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提升人生的经验能力,塑造完美人格,因而更贴近现实人生,亦更具实践意义。     

对《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一文的商榷

叶适是我国南宋中期杰出的思想家,历代学者对之评价甚高。建国后,侯外庐、吕振羽两先生亦很推崇,可是近年包遵信同志却认为他们的评价不妥,其所著《叶适哲学思想的问题》(下简称《评价》)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三期,文内固不乏新见,但颇多曲解之处,因而贬低了叶适的哲学思想价值及其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评价》虽发表于1978年,但对近几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应该对叶适哲学思想进行再评价,以还其本来面目。笔者不揣浅陋,对《评价》一文的看法提出商榷。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日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     

叶适年谱(一)

编例一、本谱以记载叶适的家世、生平及著述为主。并略记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永嘉学派主要学者事迹．以见其背景。二、叶适的家世生平，着重依据《叶适集》有关丈章，《嘉靖温州府志》卷五叶宣《叶文定公墓志》、《瓯海永强英桥叶氏宗谱》之《叶文定公墓碑记》、《瓯海轶闻》、《宋史本传》、及温州、永嘉、瑞安府县志等。凡各书所载略同者，仅取其详明之一二种；如有歧异或不完全处，则参稽考订，择是而从。三、叶适著述今留存者有《叶适集》三册（旧称《水心文集》和《水心别集》的合编）．《习学记言序目》上下两册，均为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贾谊对中国古代士阶层的突破

汉初贾谊以其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进取心,以一种锐进的姿态展开了中国士阶层的突破。从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士"发展到汉初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士",贾谊使士从个人利益的维护者变为真正的"社会的良心";在处理"道"与"势"二者的关系上,贾谊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寻找平衡点的过程,为后世士人提供了借鉴,并由此引发后世士人对自身去向的思考。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论苏轼对佛禅思想的扬弃

苏轼以一种异常洒脱的姿态出入儒佛,造就了文化史上苏轼的独特身影,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经典模式。苏轼批判性地理解佛禅文化,亦深受佛禅文化之影响。岭海时期,苏轼扬弃了道家和佛禅道路,通过著述来阐发儒家的经史大义。     

徐昂《楚辞音》体例考

开楚辞学音义一派的当属《楚辞音》,徐邈、诸葛氏、孟奥、释道骞①和"佚名"分别撰《楚辞音》一卷,前四种皆亡,唯释道骞所撰被认为是保留至今的敦煌残卷。民国时期的徐昂治楚辞音,沿用《楚辞音》之名,但内容大不同,该文以释道骞的残卷及后来的楚辞音义著作为比较对象,分析徐昂的著述体例,探讨其价值。     

试论四灵诗歌的艺术渊源及特色

后人评论四灵的诗歌创作,多聚焦于他们师宗姚合、贾岛,此论虽道出了四灵诗歌的主要艺术渊源,但并不全面。除了师宗姚、贾之外,唐代的大历诗人、晚唐诗人及宋初的晚唐体诗人、南宋的杨万里、叶适等人都是四灵学习的对象。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学习,他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风。     

富平方言所见近代汉语词汇选释

富平县位于陕西省中部,现属渭南市管辖,其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对常见于富平方言的近代汉语词汇如＂夜来＂、＂恓惶＂、＂投到＂、＂厮赶＂、＂年时＂、＂过活＂等进行音义考释,并结合其他白话作品或方言说明其对于汉语历史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     

《清学案小识》：一部饱受争议的晚清学术史

清道光年间,唐鉴编撰《清学案小识》,总结了自清初至道光中期200余年的学术盛衰。是书旨在排斥非理学学派,巩固程朱理学正学地位,因而它自刊行以至于今,饱受世人的争议。《学案》一书固有诸多“不可”,深陷门户,但是它也自有价值所在。它不仅为后人研究清代理学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它确立起清代理学的道统,直接推动了晚清理学的“复兴”。     

庄子言意道关系新辩--兼论庄子文以明道思想

庄子言意道关系历来多被歧释为“言不尽意”，如果以庄子大道哲学为俯视点，深入庄子傲世却又无奈自慰的心态，挖掘出潜藏于其特定语式中欲吐而未明的“忘意得道”思想，借助对庄子“忘”哲学内涵的正确阐述，则能揭开庄子言意道本质关系实乃言能尽意、忘意得道的本质，对提出庄子文以明道思想也有新的理解。     

论"《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说之不成立——就教于石昌渝先生

石昌渝近年来发表系列考据文章论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一些学者撰文提出质疑和反证。本文从终结这场论争的立场出发,在对石氏立论证据土兵、银子、子母炮及腰刀逐一证伪的基础上,从学术思维和文学史脉的双重背景上,论证即使以学术假说视之,石氏是说亦不能成立,进而提出了“《水浒传》成书于元代中叶”这一虽未经证实、但却有较大合理性的学术假说。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