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创作观的文化意蕴探析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是司马迁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文学观,文学观是主体,哲学观和历史观是两翼,它们是翱翔在文学自由王国的精灵.“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观使《史记》具有形而上的超越品质;“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使《史记》具有深厚的历史感;“成一家之言”的文学观则赋予《史记》艺术性、审美性,三者异质同构,共同建构起《史记》文化意蕴的高楼大厦,使《史记》光芒四射、魅力无穷.     

两汉诗学考——以“前三史”为例

《诗经》在汉代的经学地位早已被学界公认,但是对于其在汉代的文学地位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从《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部史传中搜集大量例证,旨在归纳汉人的诗学观点——言志说、讽喻说、发愤说,从而探讨《诗经》文学精神在两汉时期的影响。     

简析《史记》的悲剧风格及艺术表现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充满悱恻的史诗，充满了浓郁的悲剧风格。《史记》悲剧风格的形成与司马迁的悲剧性格是分不开的。同时，司马迁也受屈原的悲剧精神影响，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史记》的悲剧风格表现在对悲剧人物、悲剧英雄的关注。     

论《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性特点

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史记》的历史叙事,分析了《史记》历史叙事的文学品格,概括了《史记》历史叙事五个方面的文学性特点:故事性、虚饰性、抒情性、多层面性、通俗性。认为叙事是记述性作品写作必不可少的手法,但不同的作品其叙事又有着不同的品格,历史著作是历史品格的叙事,文学作品是文学品格的叙事。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史记》中的文献学

《史记》一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作品,也是一部保留了大量上古原始珍贵文献的图书。司马迁写作《史记》对当时的文献书目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做了大量的文献学工作。研究《史记》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固然重要,但研究《史记》的文献学价值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     

刺客成因初探——以《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为例

从社会学及文学的角度,以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为中心,从环境以及气质、变态贵族精神、原始复仇意识、英雄崇拜心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侠义刺客的形成原因。     

哭泣的爱神与文学的叹息——论新时期文学中情爱表现的悲剧化倾向

一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情爱的表现虽然也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景观,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却是缺少悲剧精神的。它在文学对情爱故事的处理上集中表现为以大团圆为结局的结构模式。这种倾向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上日益增强。在唐代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莺莺传》、《霍小玉传》等悲剧精神较强的作品,在宋代话本中也可以看到《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找不到美好结局的故事,元代戏曲中不乏悲剧题材,但除个     

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把《史记》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地评价了《史记》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上的地位。这已成了定论。《史记》中的传记,是“藉人以明史”的,不同于后世的“藉史以传人”,前者以写人为主,后者以叙史为主。《史记》为了说明人物的荣辱和升沉,辨事之成败与是非曲直,司马迁在先秦诸子散文与历     

论《史记》中引用修辞的艺术价值

从引用形式上来分析，《史记》中的引用修辞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从文学方面来探讨，《史记》中的引用修辞，不仅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作品的故事性和抒情性，更使论据坚实有力，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     

从《史记》中苏秦、张仪形象看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运用

《战国策》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从把握《史记》与《战国策》中苏秦、张仪的形象异同可以见出司马迁受辱不馁的人生观、尊重史实公平公正的史官精神及其在材料的增删改写方面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     

从法制探索看关汉卿公案剧的历史地位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杂剧中有一大批公案题材的作品，包括《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鲁斋郎》、《蝴蝶梦》等。这些作品大都涉及到重大的法制问题，如社会平等、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等，它们不但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中国法制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关汉卿的公案剧具有积极的开创作用。     

《史记正义》反切考

一、材料来源和处理《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于史书无传，《四库提要》云：“始末未详”1，我们只能从他的《史记正义序》中知道他当过诸王侍读，率府长史，而不得知其为何方人氏．据张氏此序，《史记正义》书成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论（公元736年），上距《切韵》问世135年．《史记正义》原来单独成书，后人将其与裴《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一起各自拆散，置于《史记》相应句下，合刊成今通常所称的《史记》三家注．三家注．在拆散刊行中，《正义》被妄加规削2.如今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其底本虽经张文虎精校，于《正…     

诗人李泂和他的湖上园亭宴集题咏

元代大量文献散佚,使得元代的文化史、文学史都存在诸多缺憾。一些有很高成就的文学家,一些高层次的文学活动,不为今人所知。发掘这些文学家和文学活动,使之重回今人视野,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诗人、文章家、曲家李泂,就是一个被历史掩埋的一流文学家,他召集的济南大明湖上别墅诗酒宴集赋咏,就是高层次、有价值的文学活动。《元史》对李泂生平的记载疏落而多误,今人编《全元文》未收其文,《元诗选》收其诗也有错漏,他的大明湖上诸亭宴集几乎不为元代文学研究者所知,这是元代文学史很深的遗憾。拼接文献的碎片,尽力复原文学史的真实,搜求其诗文曲作,明确其文学史贡献和地位,是我们应该致力的。     

元代文人身份焦虑论

文章选取“身份焦虑”这种生命体验形式作为切入口来探究元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并联系特定的时代背景及其文学作品来阐释他们对“诗意的栖居”的追求，进而指出他们的创作形成原因。这对深入了解元代思想、精神与文学的变迁大有裨益。     

杜甫《八哀诗》探源

杜甫的《八哀诗》以诗的形式为王思礼、张九龄等八公作传纪，被人称为创格。这种创格的主要源头一是从曹植等人《七哀诗》到李邕《六公篇》以来的咏人组诗传统，一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传统。     

《史记》中的水战及其启示

《史记》秉承《左传》的传统，也写了无数次的大小战争，无论叙事与描写皆有其特色，然以陆战为主，至于水战虽然不多，亦有可圈之处。《史记》中关于水军的记载对于古代战争的研究具有史学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且对其中水战的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古代舟师及兵器的状况，更对今日走向深蓝有着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在东海、南海领域争端渐现，我国开始重视海洋问题，这也带动了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水军研究的重视。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史记》的三重意蕴及其文化学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为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它横跨经史子集四部,沟通文史哲。《史记》文本昭示出三重意蕴:一是“究天人之际”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蕴层;二是“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意蕴层;三是“成一家之言”而达于不朽的文学审美意蕴层。这三个层次结构内外交融,共同显示出皇皇《史记》“史蕴诗心”的文化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