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与“几微”之象——对《庄子·天地》篇“象罔”概念的探析

关于《庄子·天地》篇中“象罔”概念,自古以来训者甚众。有从中国传统“象”思维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似有形而无其形质”的一种“虚象”;也有从“无”的角度将其作“无心”“无形迹”之解的。结合前人“象”与“无”的双重阐释视角,将“象罔”概念作“无心”与“几微”之象加以理解,即以“无心”之状态得“无心之象”而后才能得“道”,同时这一“无心”之象其本身也是一种“几微”之象,是在获得庄子所言“玄珠”之前的一种萌兆。     

从荀子“心”与“道”的关系探“伪”的来源

荀子的人性论不能很好地说明礼义法度的来源问题。荀子在《解蔽》篇中系统阐述了“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心达到一种特殊的状态---“虚壹而静”之后就可以对道有发现和把握的能力。虽然“心”与“道”关系确立的前提是“心”的“大清明”状态，但是，这不代表人人都可以见道，只有圣人对道才有所理解。但是，这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为礼仪法度的来源提供说明。同时，荀子承认“心”对于道有学习和接受能力。由此开始，圣人施教，后天之“伪”就建立起来了。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计”类公文书

里耶秦简中有大量迁陵县等新地基层政务往来的公文书，其中亦有丰富的“计”类文书资料。依据简牍文书在日常行政中所起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可把“计”类公文书分为县廷下属诸官按时间周期编制的统计文书，及县廷制作的专项“计簿”文书。这两类文书虽在格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也有着内在联系，即后者主要是依据前者制作而成。通过分析“计”类文书在县廷官曹机构间的运转情况，可以管窥秦代上计制度在地方基层运行的一般过程：列曹通过参与县廷期会的方式集中对诸官所上呈的统计文书进行核校；县廷令史或将计丞除了携带综合性的“■簿”文书到郡府上计外，还要呈送“计偕簿”——专项的“计簿”文书，以供郡府来核验“■簿”。在上计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考课其功的精神，官吏待遇亦随之动态变化，由此可见秦代中央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对新地吏有效的管理体系。     

老子“反”之道平议

“反”是《老子》一书中的重要概念。作为“道”之“反”，具有“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循环往复”三种含义。老子的“反”之道的表达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不为为，以不争争，以不先先……这种“反”之道，为人们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生存之道。由此看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恰恰揭示了他的生命哲学、生存哲学的特质：谦下、守弱的“无为”与居上、刚强的“无不为”合二为一。这既表现了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大智慧，又反映了老子哲学所隐含的权术和阴谋。     

言简蕴含深，悲中见真情———评杜甫《石壕吏》

《石壕吏》是杜甫著名叙事组诗《三吏》中的一首．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这首诗通过“有吏夜捉人”反映了“安史之乱”唐军溃败．官吏为保大唐江山任意抓人补充兵员给人民带来苦难，酿成无数悲剧的现实；从“妇啼一何苦”的悲剧中，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对真的、善的、美的毁灭，表达了诗人对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的深切同情。     

《资治通鉴》中的“人”、“事”之道

企业应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管理创新《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治道”,即治理之道,其一“用人”,其二“治事”。先贤智慧的光芒,不仅能提高管理者的个人修养,更能指导现代企业良性发展,这也正是“道法自然”之精妙所在。     

吴虞“非孝”思想析论

在家庭尊长和社会顽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吴虞以中西方理论为资源,提出了“非孝”思想.他指出,孝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在伦理上有利于长上而不利于幼下,同时还揭露了孝的诸种危害.吴虞认识到了破除封建家庭制度的迫切性,主张以“和”代“孝”.虽然当时学界对吴虞的“非孝”思想褒贬不一,但吴虞的“非孝”思想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孝”思潮的重要力量.当代中国正掀起“弘孝”思潮,然而当代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不容乐观.立足于社会现实,吴虞“非孝”思想中的基本价值以及吴虞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莆仙方言中“有”和“无”的用法

从词性、成分、句类几个角度分析莆仙方言中“有”和“无”的用法，将一些特殊用法取之与普通话和其他闽方言进行比较，可加深对莆仙方言中这类句式的认识，帮助方言区的人更好地学习普通话。     

“形气神”与“形影神”——论庄子与陶渊明的主体观

陶渊明的思想与庄子哲学都具有“无家可归”的类同性,且陶渊明引用《庄子》甚多,从而使得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有了可能。庄子主体观的实质是在传统的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加持了其独特的气化观的结果,主体的最终境界呈现为世界意志的“与道为一”之境;陶渊明主体观的内容则是“形影神”,是以庄子哲学的气化论为理论基础,加上自己的认识和对时代的回应而成就的观念,最终境界与庄子的认识如出一辙。从概念使用和结构义理上看,二者之间存在着细密的联系,陶渊明的主体观念是对庄子哲学的某种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澄清陶渊明《形影神》的诗旨内涵。     

释甲骨文“市”字

甲骨文市字下部从丐，上部从止，两部件之间或带有点状笔画，在构形上与周秦时期的市字相吻合。从辞例方面来考察，甲骨文中的市字用来表记时段之名。马王堆汉初帛书中表时辰名的“下失”，相当于睡虎地秦简中的“下市”；西汉时期的“日失”、“日日失”之名，大致相当于秦简《日书》中的“市日”，或径可上溯至殷卜辞中的“市”和“市日”。     

王国维"隔与不隔"说之文本分析

“隔与不隔”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美学理论之一.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角度视之,可以在“所指--能指--读者还原”这一过程里见出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这都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特征的进行深入理解.     

论“意”在传统造园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荆浩在《山水赋》中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这句话无疑是多少年来中外名家绘画必然遵循的规律。苏轼在《文与可画贯笃谷偃竹记》中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又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竹三首》诗中，赞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晁补之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中，也有“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之句。画家创作形象，构图布局，一定先有成熟构思，然后才能“一发而得其妙解”。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一句继续承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章节主旨，并最终推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结论。综合来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前半章强调对“果”之“因”的把握；而后半章则重点在于对“因”之“果”的阐化。     

社会伦理新秩序的重构——释《论语》"孝"字的文化内涵

“孝”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范畴。笔者认为：《论语》中孔子言“孝”，其文化内涵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善事父母”外，还应包括一种为政之道和成己之方，一种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同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孝”的社会功效，认为孔子言“孝”，致力于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与社会责任感。最后，论述了孔子言“孝”的历史影响。     

杨伯峻“具臣”释义商榷

“具臣”的意思是“备位充数之臣”几乎成为学界共识，但是杨伯峻《论语译注》解释为“有相当才能的臣属”，堪称独树一帜。不过，杨伯峻先生这一创见不符合“具臣”约定俗成的社会意义，也不切合语境，因而是错误的。     

《论语》中"孝"的文化内涵

孝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论语》中的“孝”,是以温情脉脉的自然情感为基础的.同时,“孝”的落实体现在一切符合“礼”的孝行之中,要“生事之以礼”,有养、有敬、有顺、无妄.《论语》中“孝”的运用,具有“家”与“国”两方面的二重性,这一特点最终导致了“孝”在“家”的领域被绝对化为父权专制,在“国”的范围内衍化为臣对君的“忠”.全面正确理解《论语》中的孝,对于重新审视“孝”的现代化价值有重要意义.     

俗之妆扮为雅：文化散文的兴起与败落——以余秋雨散文观及其创作为典型个案

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是中国散文界当红的散文品种，其代表人物是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是一个逐渐遗落“散文”和“文化”的过程，也是他的散文观从高谈阔论“人类整体感觉”下降为强调“困惑”对散文写作的重要性，到最终声言自己“谈不上什么困惑”的破产过程。从大散文现象的兴起至败落这一过程审视余秋雨文化散文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化环境中，俗之妆扮为雅，雅对于俗的包装，以及俗对于雅的败坏这一文学吏中常见的雅俗关系的再次体现。     

从《坛经》对“空”的悬置论“空”与般若之关系

常见研究将《坛经》的般若思想分析为“空”“中道…‘无分别”等方面,这种方法流于简单,没有区分《坛经》对般若思想的侧重与择取。慧能并未多说“空”,而是将关于事物本质的“空”予以悬置。般若之“空”侧重于客体性质,而“中道”“无所得”等则侧重于主体实行。慧能运用的是般若的无所得的思想方法。这既是般若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又是对时代精神的契合。     

秦简中“夬”和“史”辨正

秦简中＂夬＂和＂史＂往往误释,从字形、文义、通假等方面考察,＂夬＂和＂史＂存在有较明显的差别。据此,秦简中一些有关＂夬＂和＂史＂的释读可以作出修正。     

论西南硕儒郑珍诗歌中的“不俗”精神

历来学界论道咸宋诗派及同光体之“不俗观”，往往多从诗学理论的角度阐发，其中尤以何绍基、陈衍等人的诗论为主。事实上，作为被后世同光体诗人追封为“鼻祖”的道成诗人郑珍，其《巢经巢诗钞》的创作，恰是其“不俗观”最为活泼、生动的诗性载体。表面上看，郑珍的思想称不上理论与系统，但这种“在创作中见主张”的形式，不仅更符合诗人的身份气质，也显得更有血有肉、气韵生动，包孕着更丰富的生命体验与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