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与破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后发优势——关于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阐述的思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困境在于解决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需求与资源承栽能力之间的矛盾，消费价值导向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公民生态意识不足与建设全民层次生态文明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后发优势包括政治、文化和现念三方面的优势。     

略论晚清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法律移植是法律近代化的有效途径,晚清旧法体制的困境与严重的滞后性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的必要性。晚清法律移植作为中国近代法律移植的开端,初步建立了中国法律近代体系与法律原则,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晚清法律移植也遭遇了法的"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的有力抵制,从而决定了晚清法律移植对中国法律近代化推动作用的有限性。近代法制的核心精神——法治,在近代中国并未能真正地建立和实施。     

关于法律确定性的探讨

法律确定性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可以控制权力,保障权利。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在介绍这些理论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展现法律确定性的困境与出路,在中国法制建设中实现法律的确定性上提出一些建议。     

高校诊所法律教育困境与改革

中国高校诊所法律教育具有面向社会实践、注重综合技能、坚持学生本位的特点,面临四重困境:教学困境、身份困境、认同困境、财力困境。改革的方向是坚持走出去方针,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注重师资的投入。     

启蒙、论证还是商谈?——也谈中国法学家与公众之关系

一些中国法学家曾经将启蒙公众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但这种将公众客体化的启蒙运动因具体语境、现代性知识的内在张力等而面临着危机。中国法学家试图通过探讨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来构筑法律人共同体,但型构职业共同体、将公众他者化的话语机制与启蒙公众的意图存在着内在冲突;同时,因法律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被切断而面临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构建与公众的商谈机制。     

河南法家群体与中国早期法律文明——以先秦为中心

在中国早期法律文明形成过程中,河南涌现了一大批法家代表人物。针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困境,河南法家群体阐发了缘法而治、术治等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国早期法治理论的滥觞;他们在中国早期成文法的创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官方制法与私家制法领域并驾齐驱,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河南法家群体在中国早期法律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无论是在私家律学教育上还是在官方律学教育上,都成绩斐然,并深深影响着后世。     

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全面振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方面面,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的振兴,其中生态振兴就是现阶段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需要建立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机制,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结合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梳理了广西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困境,并分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探索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乡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结合的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权益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权是伴随着生态环境危机而产生的权利概念,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权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生态文明权的科学内涵以及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角度等方面来探讨创设生态文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同时通过对国际法、国外立法的考察来为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创设提供一些思路,使生态文明权法律化,健全环境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从而保障公民的生态文明权益。     

乡村生态振兴法治建设研究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对于消除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村地区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建设法治化乡村生态环保体系为目标,在梳理现阶段学术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围绕农村环保与法治意识薄弱、生态环保法律体系不健全、生态环保执法不严格等现实困境展开探究,提出多方位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村地区生态振兴法治化建设提...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党的十九大不仅延续了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方针,而且大大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生态补偿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绿色发展路径,然而我国关于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尤其是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立法理念、法律供给、立法模式等方面尚存在很大不足。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建立以《宪法》《环境保护法》为统领,以海洋生态补偿专门立法为主干,以多项服务制度为保障的综合性法律机制。     

人工智能给法律职业带来的困境及应对

人工智能科技为法律职业带来便捷化的同时亦在影响着业已形成的法律职业生态体系,给法律职业群体带来现实性和可能性困境。从法律职业群体面向来说,应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综合技能,重视法律职业人文精神塑造,凸显法律思维等。从人工智能管控面向来说,人工智能在法律职业领域的运用应以安全为首要原则,在法律职业领域加强人工智能立法研究,明确人工智能在法律职业领域的法律客体定位,建构以人类权利为中心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创设在法律职业应用中人工智能类产品登记制度等措施。     

常德市生态文明建设探论

常德市生态文明建设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新的困境。从未来发展来看,常德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实生态产业,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力;重点管控,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力;加大生态创建投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力;开展生态文化建设,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吸引力。     

东西方生态哲学观比较

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中华文明作为早熟的文明对生态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西方生态思想发端于其哲学内在精神之中,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近现代哲学一脉相承。在西方文明框架内的生态哲学在许多地方与儒道生态思想不谋而合,挖掘东方传统生态观有助于不同文明的对话,也有助于解决西方生态哲学自身的困境。     

习近平生态法治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习近平生态法治观是传统生态思想、现代生态理论及习近平依法治国理念的完美融合,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法律制度的紧密结合,其内涵表现为通过推动生态立法、完善生态法规、惩治违反生态行为等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当代的条件下,具有引导当代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生态文明和法治意识、维护生态文明秩序、协调生态伦理等价值。     

论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道德与法律的界定和关系总能随着时代的不同、理解者角度的不同不时生发出新意,人们也总会遇到道德与法律选择的困境和险境。在目前法治建设的语境下,法官在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困境时,应坚守司法逻辑,区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工程性非自愿性移民与中国法律传统

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导致古代中国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法律制度有着强烈的行政性,而“集团本位”的传统道德和立法思想更强化了移民的牺牲精神。在西方法学概念和逻辑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工程性非自愿移民制度的运作仍然是“纯中国传统式”的。     

儒家法律传统之近代命运

自汉以降至清末,儒家法律传统从未遇制度理念的正当性危机,然而近代以来,固有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体系已不能给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帝制正统之儒家法律传统,其思想观念仍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发挥作用,难免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斗争。儒家法律传统在近代的命运嬗变,伴随本能的抗争最终走向解构。儒家法律传统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之路是坎坷的,其在近代之复杂命运是国人对自身法律文化与思想体系进行现代意义重建的艰难过程,其在近代的困境亦是后人重构制度儒学的历史借鉴。     

论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回归

技术创新具有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种价值维度。但在工业文明时期,创新技术主体忽视了技术创新所负荷的生态价值,因而陷入生态困境。生态文明的价值内蕴要求重新注重技术创新与自然的和谐,实现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回归。     

论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回归

技术创新具有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种价值维度。但在工业文明时期,创新技术主体忽视了技术创新所负荷的生态价值,因而陷入生态困境。生态文明的价值内蕴要求重新注重技术创新与自然的和谐,实现技术创新的生态价值回归。     

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困境——反思诠释学及哲学对法律解释学的侵入

稍经检讨即可发现,当代法律解释学已经陷入客观性破灭、解释的歧义与泛化、元规则的缺位、独白式理解等种种困境。分析表明,哲学诠释学的强势进入要为此担负主要责任,而当代法律解释学对一般哲学的过分依赖则是其自陷困局的重要原因。当代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上述困境是依靠其自身力量在短期内无法加以摆脱的,因而,发起一场悄悄的"去哲学化"运动,是当代法律解释学走出困境的必由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