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国家 揭秘国家形象背后的公关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体现,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国最早开创的政治层面的"援助公关",到沙特为扭转9.1 1坏名声的"危机公关",世界杯、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国际活动公关",再到如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传播文化价值的"文化公关",世界各国正在通过各种国家公关手段来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当然,除了国家本身,背后的公关公司的游说、出谋划策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播的效果。     

就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谈国家形象重塑

国家形象是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的表征,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决定了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生存和空间拓展,而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导致我国国家形象受损。就此提出改善我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策略:倡导开明的传播理念,正确处理和对待负面报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推进全方位媒体公关;尊重国际传播规律,增加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频度;把握有效传播的方法和技巧,重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从汶川地震看我国大众媒介与国家形象传播

国家形象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在传播和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灾难的报道。本文从大众媒介和国家形象传播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大众媒介在5月汶川地震的灾难报道中对中国国家政府形象、领导人形象和民众形象等的传播,进而深化大众媒介对于传播中国完整的国家形象的意义。     

“国家形象”的内涵、功能之辨与中国定位探讨

如果说中国的国家形象因为难得历史机遇而面临着新的提升空间,那么对国家形象内涵、功能和定位的探讨就更需要不同学科角度的深入思考.虽然一个良好的当代中国形象,可以借助强大的综合国力、依靠成功的国际传播策略来主动塑造和鼎力提升,但还需要以公共关怀、普遍参与的方式,鼓励各行各业对中国丰富多彩的符号、形象、意象和信息系列进行价值观上的深入理解和意义把握,并让这种价值层面的开拓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践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的公关工作相互联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国家形象”构建

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并始终围绕着国家核心利益服务而展开的过程。当代中国建构"国家形象",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和新特点,以明确"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努力向世界展示、传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和刚健有为的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国家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形象更是直接、有力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实现。本文从国家形象的内涵、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进、逻辑进展及新世纪的形象转换与意义彰显等三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展开描绘,进而为中国新时期塑造更为成功的国家形象提供有益借鉴。     

试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目标：现代化国家

国家形象塑造的目标是国家形象塑造中最核心的要素。它是全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对其他环节和要素起主导作用，指示着国家形象塑造的方向。以现代化作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目标顺应了历史和时代潮流，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同时符合良好国家形象的要求，体现了国家形象本质。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化国家形象目标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进步、和谐”。     

国家的样子

<正>国家形象,这个词最近很热门。据说中国的国家形象片即将出炉。但我一直很困惑,国家形象,是可以靠一部类似广告的影像作品来表现的么?这样的广告片具有多大的传播力与说服力?     

国产科幻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存在的负面刻板印象亟待匡正,科幻题材电影既吻合西方受众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又有通过适度淡化社会背景,表现人类共同命运、共通情感的优势,据此线索对电影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特别是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选取了几部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影样本,通过绘制格雷马斯方阵,对样本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科幻电影已初步实现了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建构.未来国产科幻电影的创作应继续自觉承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历史使命,积极探求更多与世界对话的渠道,继续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制造”价值提升中的国家营销研究

＂中国制造＂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现象,但＂中国制造＂的价值认可尚需提高。国家营销是提高＂中国制造＂价值的重要手段,国家营销可以发挥营销中的整体优势与规模经济,提高在国际营销中的公信力,弥补单个企业走出国门的营销弱势。我国已尝试了一些国家营销活动,但我国在国家营销中内容不够全面,营销的形式也较单一。国家营销需通过文化交往、政治活动、军事行动等立体途径充分展现我国的国家素质与形象。     

西部地方高校公共关系学专业建设困境与出路——以大理学院为例

西部地区高校公共关系学专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大理学院作为西部地区唯一开设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在公共关系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存在的专业定位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不清,课程体系建设思路不明确,师资、教材、教学实践环节薄弱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是西部公关教育中的共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将对西部公关教育和西部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完善西部地区公共危机管理对策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地区依靠资源优势得到迅速发展,在整个中国的发展浪潮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西部地区的稳定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对整个中国发展都具有巨大影响。但特殊的区情,使得西部地区的公共危机管理工作相对于内地来说更加复杂,难度更大。因此,搞好该地区的公共危机管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唯有不断完善西部地区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使其更加系统有效才能保证西部的稳定和发展。     

基于交通方式选择的公交出行需求预测

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立足于影响公交乘客意愿和出行选择的公交服务水平因素分析，应用期望偏好（SP）调查方法得到国内2个城市出行选择行为特征数据，分析国内城市出行者意愿和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应用慈溪市的数据建立了考虑个人特性和出行时间及成本等选择特性因素的交通方式选择模型，对公交出行需求进行了预测，并结合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特征调查数据和出行比例预测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公交优先发展策略．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科学发展探讨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和谐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在介绍城市公共空间的内涵和性质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影响因素,结合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现状,从规划设计和管理2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科学发展策略.     

西部开发大潮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西部开发应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本,确立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政府在推进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进程中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营造社会舆论与价值导向,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整,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确保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我国城市生态文明支撑体系与城市生态学优先研究主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十八大确立的生态文明制度进行了4方面的部署,使生态文明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之一。本文从国家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讨论了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政策演进过程,剖析了城市作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攻坚点的实现途径,由此提出了城市生态梦的综合支撑体系。为促进城市生态学科研究更好地服务与生态文明公共政策体系框架的形成,本文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的优先主题建议,以便促进城市生态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支持实现有效转化,从而加快生态文明的具象化进程。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工程,需要巨额资金。投资环境项目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决定了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又使政府力不从心。为解决这一矛盾,结合我国改革实践,运用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可供政府借鉴的新思路、新办法,并将投资环境项目划分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生态环保项目、城市公共工程和重点产业与优势产业项目等四类,针对不同项目提出了不同融资策略。     

公债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美国公债的发行始于1776年，在其发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并且具有市场化、金融资产性以及债权人分布多样性等特点。公债的发行为多次战争和摆脱经济衰退筹措经费，并在弥补财政赤字、为政府各项支出融资、干预经济生活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美国相比，我国公债发行的特点是为了筹集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弥补国家财政不足，1998年以后主要是为了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国债效应。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应认真总结中美两国发行公债的经验，使国债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桥梁和纽带，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战略的变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更加重视技术战略的制定和运用。作为保持和加强在华技术领域垄断优势的重要手段,专利战略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技术战略的核心,日益受到跨国公司的重视。通过分析当前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国企业影响,对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战略的最新走向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及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的新境况及其对策分析

近年来,公共危机呈现出多元性、高频率、全球性等新的特征,使政府危机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境况。造成这种境况主要有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全球化、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构建应对这种新境况的策略机制,进而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与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