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术语学中hierarchy一词的汉语定名和有关问题

一、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遇到了与hierarchy一词(以及hierarchial)对应的科学概念及其汉语定名问题^〔1〕。在翻译ISO/DIS 704《术语学原则与方法》^〔2〕,制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3〕,翻译与术语学有关的文章^〔4,5,6〕等,亦均遇到与hierar－chy一词有关的汉语术语定名问题,如hierarchical system,hierarchical relation等。所以这个词在术语学中是一个重要术语,其汉语定名应当力求定得妥切,以便统一运用,有助于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术语学的发展。二、hierarchy一词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涵义,并有不同的定名。在宗教僧侣范畴,意为分成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7〕。在人事、行政领域,指的是等级制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订为层次或分级^〔8,9〕。在机器翻译领域,订其为层次^〔10〕。在语言学领域,订其为层级^〔11〕。亦有文献将其订为隶属,hierarchical relation订为隶属关系^〔2,3〕.在科技情报学中,有的将其订为等级结构^〔12〕。加拿大TERMIUM术语库检索hierarchy一词,得到如下对应三个学科的三种定义^〔13〕：1.学科领域：行政机构、社团结构定义：是从最高权威到最低层的一种长官系列。2.学科领域：社会组织定义：是一种常以金字塔形排列的正规组织系统、其中每级或层的功能和活动从属于其上一级或层的系统。3.学科领域：系统分析(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定义：是一种其组分按一特定规律排列成从属的分层分级结构。我们根据上面三种定义,可分别给出中文定名为：等级系列(简称等级),隶属系统(简称隶属)和层级结构(简称层级)。术语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中有些术语的汉语定名尚属草创和需妥善确定阶段,hierarchy以及与它有关词的汉语定名,就属一例,这些词应当通过研究、讨论,订好其汉语术语。三、在术语学中hierarchy一词的汉语术语订为什么才合适呢？这首先要从其表征的概念来看。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分为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可有多个同位概念。属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就是这样结构。以半导体科学为例,则有：类似这样的分层、分级的概念系统(框架),就是hierarchy,其汉语定名为什么才合适呢？1.不宜订为等级系统。这是因为它虽有级之分,但无等之别。2.不宜订为隶属系统(隶属关系)。虽然它有分类学中下位概念从属于上位概念的含意,但不同于行政、人事上的隶属关系;而且隶属只表达出纵向的关系,不能表达横向的关系,概念所在的层次不能说是哪个隶属。3.称之为分级,虽有一定道理,但系统中“第几层”代之以“第几级”,似不太妥。4.称之为层次,虽是一个较好的定名,但层次一词,社会上用得较广,有时已超出术语学中的涵义。而且stratification常定名为“层次”,所以hierarchy亦不宜订为层次。5.我们认为hierarchy在术语学中应订为“层级”,hierarchica1应订为“层级的”,hierarchical system应订为“层级系统”,hierarchical relation应订为“层级关系”这是我们经过对各种定名的研讨,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以及考虑术语的特性,得出的结果^{〔14－16〕}。“层级”这个术语,表达了概念系统中三维立体的分级分层特征,而且可以称某个概念是在该概念系统中的第几层级,表达了概念的内涵,故符合科学性;它在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有关术语能配合很好,且能派生出适当的术语,故符合系统性;“层级”的意义是单一的,不会与其他术语混淆,故具有“单义性”;而且简明和符合汉语“顾名思义”特性;与之对应的外文是hierarchy,概念完全一致,故符合“国际性”;而且我国语言学界已用了这个术语,术语学与语言学是密切相关的,对应一个概念术语一致,是完全应该的,故从“现实性”考虑订为“层级”,也是可行的。四、通过对hierarchy及与其有关术语定名的研讨,使我们对汉语科技术语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制定新的汉语科技术语,除了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审定存在的科技术语还要考虑其现实性之外,还要注意到“科技语体特性”。所谓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是指在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17〕,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8〕。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

本人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年第1期上简述了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以及土壤学术语的溯源及其演变,引起了关心科技术语工作者的兴趣,特别是术语学界的关注。这里再仅就地理学、地质学术语的来源及演化作扼要介绍,以供广泛探讨。六、关于地理学名词的溯源“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其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1.2〕,有些古籍中以“地”是天的对应概念而出现。最早在殷周之际,《晋书天文志》中的盖天说^〔2〕,以及以大地球形理论为中心的浑天说^〔2〕均属于此类。像《管子·形势解篇》就有这样的记载：“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25〕。《礼记·月令篇》：“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2〕。《周易·系辞》上也有：“仰天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上述地理概念^〔3〕,在唐代孔达的《周易正义》中,做了明确解释,他说：“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八封歌中释“乾为天”,“坤为地”,“兑为泽”,“艮为山”,“离为火”,“坎为水”,“震为雷”,“巽为风”,显然,这里所说的山川水泽都是自然现象。上述所说“俯以察于地理”,即为山川原隰之理^〔4,5〕。《汉书·郊祀志》也说：“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篇》中：“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这显然把山河大地及其形态特点称之为地理^〔1〕。我国典籍中记述地理概念及其演变的著作颇多^〔26,27〕,主要有：(1)《管子》^〔5,8,9〕,其中《地员》,《度地》,《数地》,《地图》等篇,总结早期人类对土壤、植物、水利、河流分布与演变等知识。(2)《山海经》^{〔5,10,11〕},包括《山经》、《海经》、《海内经》、《大荒经》四部分,其中以《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为重要,分别记述大山五百多座,记述内容有位置、高度、形状和面积,记述河流三百多条,包括河流流向、分水岭,流量变化等。是研究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3)《禹贡》^{〔5,1 0〕},是先秦时代地理思想的代表作品,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章,是我国最古老的水文地理、山岳地理等论著,像九州划分原则,显示出我国古代自然区划萌芽的地理思想。(4)《尔雅》^{〔5,9,10,14〕}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博物辞典,其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四篇对地形、河流、地质以及矿物等都做精辟的解释。像《释地》中对地形分类,就以地理基本概念为基础。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释水》中分为滥泉、沃泉、酒泉、肥泉、粪泉、瀣泉、汧泉、埒泉等。(5)《水经注》^〔15〕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编撰而成,为我国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书中记述大小河流1252条,比原《水经》137条增加约十倍。作者在叙述每一条河流中,包括了河流的源流、主流、支流、流向以及河道所经过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和建制沿革等。书中还记述了火山、地震、地裂、山崩、滑坡、陨石、泉、瀑布、河、海、湖、陆地变迁,同时还包括农田水利以及矿产资源等。记述范围颇广,东北到鸭绿江,东到东海之滨,南至中南半岛,西到印度,西北到伊朗,黑海,北至大沙漠。我国地理思想的发展^〔16〕,不仅在历代古籍中有大量精辟的描述,而在沟通东西方地理知识上也有过广为称赞的业绩。早在汉代,公元前138－126,汉代使者张骞(？—B·C 114)出使西域^〔1,4,5〕到达天山西麓和锡尔河谷地带;399－413年东晋僧人法显(约337－422)^〔17〕曾到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印度,并著有《佛国记》^〔5〕;公元628－645年唐代高僧玄奘到达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著有《大唐西域记》^〔5〕。这些学者的游历及其论著,扩大了地理视野,丰富了我国古代地理思想,经他们创译的地理概念和术语,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1275－1295年意大利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1,4,5〕在中国游历近20年,遍及十余省区,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最早传播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地理风貌、物产和文物知识。1405－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1,1,5〕(1371－1435)曾七次下西洋,横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沿途进行测量,编制了闻名的《郑和航海图》,这是十五世纪我国最详细的亚非地图,显示了当时我国学者掌握了沿海地区的地理知识。该图成图的指导思想是抛弃了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和华夏寰宇中心的旧观念,他以明确地理概念的术语,标志在海图上,这在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之页。1582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eou,1552－1610)根据亚皮安(Peter,Apian)、墨卡托(Gerardus Mercotor)定向世界全图投影,编译了《万国舆图》(1602年)以及著作《测量法义》(1614)传来了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地图、地理知识,创用了一批汉文地理术语^〔16〕。1847年,清道光丁未年出版的葡人玛吉士(Martins一Marquez Jose)著的《新释地理备考》^〔18〕又名《外国地理备考》,该书作为海山仙馆丛书出版,书中把地理概念划分为文、质、政三等,综合论述了各国地理位置及物产分布情况。该书第一卷中,对地理概念解释为：“夫地理者,地之理也。盖讲释天下各国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各目”。包括内容较为广泛,其中有：《地球论》、《冰论》、《潮论》、《水论》、《原论》。《河论》、《地震论》、《火山论》等。其它像林则徐(1785－1850)的《四洲志》(1840年),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1842年),徐继畲的《瀛洲志略》(1848年)等作品,都是我国早期富有丰富地理内容的论著^〔22〕。其中,应以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的《地理全志》^〔18〕影响重大。他1846年来华,1852年以“地理”一词为书名,用汉文撰写了《地理全志》,由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行,全书分上下两编,书中对地理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指出：“天地理者,分文、质、政三等,乃地之理也”,所指“文”乃地文之意,属于自然地理范畴;所谓“质”见下一节《关于“地质一词的溯源”》;所谓“政”是指地理的政治区划,即世界地理之意。其中有《地文论》、《地势论》、《水论》等。同时,慕维廉还在1875年创刊的《六合丛谈》上发表了不少地理学方面的文章,诸如《地球形势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平原论》、《潮汐平流波涛论》、《河湖论》等,就在这批论著中,创用了一批近代地理概念的汉语术语,有的沿用至今。1869年在江南制造局内^〔19〕,设立了翻译馆,组织中外学者翻译出版近二百种西方科技论著,专以“地理”一词命名者,尚未发现,属于地图、测量方面的则有《测绘海图全法》、《测地绘图》、《绘地法原》、《海道图说》、《平原地球图》、《八省测海图》等。1899年中国地学会创建人之一张相文^〔20〕(1866－1933)在上海南洋公学讲授了地理课,1901年编写了《初等地理学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算是我国学者最早自编的地理学教科书,发行200万册。1905年还撰写了《地文学》一书,在“绪论”中对地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概念做了精辟论述,他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以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于枯寂无味,而于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崭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20〕。1909年发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20〕,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专业刊物——《地学杂志》,从1910－1937年间,共约发表论文1600 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地理学范畴的作品,也有一批引进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的论文,诸如汗庭顿(E.Huntington)的《人生地理学》,开尔底(J.S.Keltie)和霍华茨(C.J.R. Howarth)的《地理学史》以及纽毕金(M.J Newbigin)的《近代地理学》等,创译了一些反映近代地理概念的汉文术语,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一些基础。嗣后(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诞生,标志着我国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28〕。英文“Geography”(地理学)^〔21〕源于希腊文γη～(地)γρáω(描述)是人类作为其周围环境的认识而出现,因此说,地理知识是同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同是萌芽、发展。包括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科学的综称。自然地理学研究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包括地壳、对流层、水圈、土壤、植物界和动物界。早期古代地理学并不是一种科学体系,而只是人类对地球表面一定范围的初步认识,带有某些推断性、像中国、巴比伦、波斯、印度、埃及等古老文明民族和国家,都属于地理知识发祥最早的国家和民族。古希腊人在地理学的发展上有着光辉的记载,像荷马史诗中就曾留下反映地理学概念的记述。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约B.C.571－B.C.497)曾提出过地球球形说,泰勒(Thales,B.C.624－547),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B.C.610－B.C.546),赫罗多特(Heroda tus,B.C.484－B.C.425)都对古代地理思想做过重要论述,其中亚里斯多德(Ari stote,B.C.384－B.C.322)的《论气象》对自然环境、海陆及其变迁,自然地理分布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到公元前二世纪埃拉托色尼^〔2,3〕(Eratosthones,B.C.276－B,C.194)在其论著《地理学概论》中第一次使用了Geography”一词,当时的含意即大地之意,因而,曾为西方地理学家誉为“地理之父”^〔16〕。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时代的学者斯特拉波(Strabo,B.C.63－20)^〔21〕发表了名著《地理学》^〔21〕,称之为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欧洲、亚洲和非洲自然条件的地理志。全书共17卷,内容涉及整个地球理论和概念,创用了大量反映地理概念的术语,曾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地理学发展史上颇具影响。著名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16〕(Ptolemy,90－168)也曾发表过《地理旅行指南》(共8卷),门斯特(S.Münster,1489－1552)的《世界宇宙学》(共16卷)等著作,开创了地球表面图的先河。有力地推动了航行和旅行的扩大和发展。从而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谱写出“地理大发现”的光辉篇章,地理学的视野,由局部各大陆逐步扩展到全球,把古代学者各自理解的局部世界概貌,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地理体系,从而揭开近代地理学的序幕^〔24〕。*系由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增补而成,1817年修订为百卷。Yη－(地)和λσγοξ－(学说)并凑而成^〔1〕。中世纪转为拉丁语geologiam,出现在1344年出版的《philobiblon》一书中,当时只是哲学上的用词,没有任何地质、地球的含意,1603年在波伦亚博物学家的一份遗稿上出现,Goologia一词,似乎与地球概念有了点联系,1661年,在一位博物学家R·罗维尔(Lovell)的《矿物通史》中,把“Geo1ogia”作为矿物学的一个分支,1663年皮尔逊(Pederson)翻译有关地震论述中,把“Goo1ogia”词作为与地球的力相关,1687年E·瓦尔林(Warren)和F.谢萨(Sessa)分别用英文、意大利文出版了标题为“Geologia”的论著,书中为这个词下的定义,是讨论地球及其影响。当时使用不广,未能作为欧洲语言被采纳^〔2,3〕。英语“Geology”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735年马丁的《哲学纲要》上,其含意是：从自然科学角度来考察地球上所有的水陆部分和物产,诸如：矿物、金属、石块等等：书中并把其含意分为两部分,(1)论述陆地的自然地理学;(2)论述地球的水体部分和一般特性的水文学。他把地理学又分为特殊地理学、矿物学、描述植物学和动物学;他指的矿物学更是广义的大概念,包括泥土、矿砂、化石、矿物、金属、石块及生物遗骸等。马丁的这种分类思想在十八世纪中期是具有独创性的,可以说,他为“Geology”一词作为现代地质学概念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3〕。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Geology应是论述地球的性质、构造、各组成部分和产物。这就越发接近地质学现代概念。后来,在马丁的《哲学基本原理》一书中,又被定义为研究“地球的总学说”。1736年在《不列颠词典》第二版仅作为补遗条目列入书中,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解释是“有关地球的专题论述”。1755年“Geology”一词正式编入S.约翰逊(Johnson)主编的《英语词典》之中,并以马丁的定义为准,其解释是：“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64年在《实用英语词典》中基本上是完全接受马丁的定义,但只是特别强调它的自然性^〔3〕。1778年,法国学者赖克(Jean.Andre Deluc,1727－1817)在其论著的序言中拟用“Ge1ogy”一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但因认为当时尚不够成熟,仍然采用当时流行的“Cosmologie”一词,而在注解上作了如下的说明：“我在这里使用Cosmologie－词的意义,只是指地球的知识,不是指宇宙的知识。在指地球知识时,Geologie(Ge－ology)一词,应该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但因这个词尚未被人们普遍使用,我也未敢使用”。第二年,该书出第二版时,见到索修尔大胆使用了“Geologie”一词,他也立即采用。瑞士学者索修尔^〔4〕(Horace Benedi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1779年发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时,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表示地球科学概念。索修尔自幼喜爱登山漫游,经常出没在日内瓦山,采集标本,1762年受聘于日内瓦科学院博物学教授,一生曾14次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历经艰难险阻,以他惊人的毅力和旅行家的洞察力,终于完成了对阿尔卑斯山的系统考察与研究,并于1794－1799年完成了《阿尔卑斯山旅行记》的撰写,全书共为四卷,书中对阿尔卑斯山的地质构造,冰川分布及其活动情况,做了系统论述。在第一卷中,他使用Geologie一词,虽然仅限于地球科学的纯理论概念,而在三、四卷内,其定义就完全接近现代地质学的基本概念^〔4〕。英国爱丁堡火成论学派的代表人物郝屯(Hutton,1726－1777)在1785年发表其名著《地球理论》时也曾使用了“Geo1ogy”这个词,而他的对手弗莱堡学派、水成论的创始人魏尔纳(A.G.Werner,1750－1817)仍沿用德文Geognosie(Geognosy)这个词来表示地球学科的总称,“关于地球的系统理论知识”的定义^〔4〕,并以“Geognosy”一词为名,开设专题课程^〔4,5〕,招来欧洲各国地质学家来弗莱堡听课。像布赫(L. von,Buch,1774－1852)和洪堡(A.von.Humbolot,1764－1859)等著名地质学家都曾听过他的讲演,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关于Geognosy与geology一词在含义上演变,下面再另做探讨。1810－1813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版,“Geology”一词就有五种不同含义和解释。1830－1833年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h.Lyel1,1797－1875)名著《地质学原理》问世止,历经半个多世纪,“Geology”一词的定义概念基本统一,以近代地质学的理论方法,为学坛广泛理解和使用,从而地质学作为自然科学一门独立学科,立于众学科之林。在探讨“Geology”一词的来源与演变,必然要涉及它的同义词“Geognosy”,这是饶有趣味的史话,据已有资料,顺做概要论述。关于德反“Geognosie”,英文“Geognosy”,俄文“Teоднозчя”术语^〔25〕,这是在地质学发展初期,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曾表示地球科学之总称,似可作为“Geology”的同义词,但各家的定义确各不相同,水成论者魏尔纳在1876年的一次讲演中专门对“Geognosie”,(Geognosy)一词做过论述,他认为“Geognosy”是论及整个固体地球及其分布的岩石、矿物物质成分、结构和组成的学科,应作为整个地球知识的总称。他专门开设了以Geognosy一词为题的专业课,就是要给学生以地球科学的纯粹理论,绝不包括空洞的推测和臆想在内,而强调从实际观察得来的地质事实,着重于地球本身的物质组成和结构。在德文《地质辞典》的解释中,认为这个术语是德国地质学家费希尔(Fuchsel,1722－1773)最先提出,他是用希腊文拼写而成,表示地球知识总称,由于他在建立地质系统的基本概念上有突出贡献,他的观点影响较大。英国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对“Geognosy”的解释,大致与魏尔纳论点相近,强调仅限于地球纯理论范畴,专指地球物质组成和结构,不包括推断和臆测,而对“Geology”一词则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地质事实,也包含理论推测在内,这正是两个术语在概念上的区别。苏联1978年出版的《地质辞典》中则认为(Geognosy)“Гeотнозчя”一词是魏尔纳1780年提出,是在狭山范围内,对地球做经验性的描述,在十九世纪中叶逐渐为Geology所替代^〔28〕。我国关于这个术语的汉语译法,正因上述资料来源不同,理解不一,译法各异。1957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综合地质名词》中,则译为“记载地质学”,而在l970年出版的《英汉综合地质学名词》中译成“记录地质学”。1958,1965年地质部地质书刊编辑部编订的《俄华简明地质辞典》中译为“记载地质学”,“地球构造学”^〔25〕。根据上述资料,我认为：(1)“Geognosy”按其命名的含义,一直有其明确概念,符合术语学原则^〔29〕,似不应为“Geology”的同义词,而应以曾用名逐步淘汰;(2)建议译为地球物组学或译为地球组构学,专以表示记述地球物质成份及其内外组成、结构的学科。综观上述,从探溯“Geo1ogy”一词的来源、演变及其发展,充分反映了地质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从而使我们领会到,一个术语的探源和追溯,似乎就是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思想发展史,确有其丰富的学术内容。汉语“地质”一词出现在我国科技文献的年代,同样有着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在八十年代以前,一般都以为是从日本引进的,其根据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1903年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因此,就认为这是“地质”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上之时,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史技术史事典》^〔5〕中“地质学”一条目中,仍说：“把geo1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而没有说明时代。七十年代末期,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中,一次有我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提及汉语“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的。其根据是：1859年日本安政六年,日本引进了在中国出版的《地理全志》,其下编就专有“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地质”一词就从此而来;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从而,引起我国地质学专家的关注。地质出版社李鄂荣在主持编纂《地质辞典》过程中,查阅过大量文献,并对《地理全志》做过系统考证,其研究成果曾在全国地质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其论文发表在1986年出版的《地质学史论丛》(一),题目是《地质一词何时出现于我国文献》^〔6〕。笔者1983年在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地质学史专业课时,对“geo1ogy”及汉文“地质”一词概念的演变及其来龙去脉有着浓厚的兴趣,查阅过部分资料,并在《地球》杂志1983年第4期上发表短文《Geo1ogy一词的由来》。按照李鄂荣报告提供的线索,也阅读了《地理全志》,书中确实包含有许多近代地质内容,可惜了解此书的学者太少了,因而没能在发展我国地质学中起到应起的启蒙作用。英国传教士慕维廉^〔7〕的《地理全志》下卷共十卷,其卷一“地质论”共分六节,其中《地质志》就是阐述地质概念的主要章节,也是在汉语文献出现“地质”一词最早的文献。书中指出：“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1873年玛高温口述,华蘅芳笔译的《地学浅释》^〔8〕卷一“总论”中也论述有“地质”一词的近代科学概念,有其一定影响。从此,在近几十年过程中,虽然涌进了一批又一批外国地理、地质旅行者,探险家,以各种不同身份和目的,在中华大地上进行过大量地质考察和调查^〔26〕,所获得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带回本国,以外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截止在上一个世纪末,尚末发现使用汉语“地质”一词的文献。仅在1902年清朝管学大臣张百煦主管京师大学堂年代,计划设置六种部门,其中在格致科内设地质门^〔9〕,而仅在文献上出现“地质”一词,实际开设地质门,晚于1902年。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中国人以“地质”一词为书名的第一部论著,影响深远^〔10〕。1906年顾琅、周树人发表《中国矿产志》^〔27〕一书,一些章节都涉及地质学及其含义;1905年中国最早的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创建人张相文编撰的《最新地质教科书》,可算我国第一部地质学教本,该书主要是根据日本地质调查所专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编译而成,同时也吸收有关国外地质资料,全书共为四册,1909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2〕。1909年11月14日北洋大学采矿系美籍地质学教师德瑞克(N.E.Drake)专门做了《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变动》^〔13〕学术报告,后由王世美、耿北栋笔译成文,于1910年发表在《地学杂志》第1期上,同期上还有直隶省知矿师邝荣光的《直隶省地质图》^〔14〕,同年我国近代地质学创建人章鸿钊^〔15〕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一文,从此“地质”一词,就以其近代科学概念,为我国学坛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使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就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内,专门设置地质科,任命章鸿钊为第一任科长,并发表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15〕和《地质调查咨文》^〔15〕。从此“地质”一词才进入国家政府的建制机构,成为繁荣国家经济,增强国力的重大事业。1913年建立的中国地质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1916年毕业的22位学员,其中一些人早已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地质学走向发展的新阶段^〔22〕。从“地质学”一词含义的演变与发展历史,使我们对这个古老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传统的定义应该是研究地球的组成、构造及其历史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及矿床的形成规律和顺序;研究自然地理条件的交替和有机体在地球上的活动史^{〔1,17,23〕}。地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地质学在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实践中,不但有其重大经济意义,而对人类认识自然、了解地球的起源、发展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进化,更具理论上的价值,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重大课题的解决,更有赖于对地质科学认识的深化^{〔18,19,24〕},因此,对地质学一词的溯源,正是服务于对当代地质学的研究,进而对整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建设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当代地质科学研究特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那就是强调对地球作为一个地球系统做整体性研究;同时,在研究方法论上,更趋于综合化,即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海陆交替互为补益,建立起一个各层圈间,各子系统间的统一体系,构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研究模式,更有效地解决面临的众多课题,造福于人类,促进自然界的和谐发展^〔20,21〕。     

谈谈术语和术语特性问题

统一科技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审定与统一我国科技术语,对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首先就应研究什么是术语(term),术语有哪些特性。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1－23〕,我们这里也想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一.“术语”一词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术语,说法很多,但大体上可分为从语言学角度和从术语学角度两个方面对术语一词进行定义.从语言学角度对术语进行的解释有：1.术语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24〕。2.“术语是科学技术中的特殊用语,属于行业语的范畴”^〔25〕。3.术语“指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有专门意义的词项”^〔26〕。4.术语是“在专业语言中具有精确的单一意义的词,即使出现在习惯用语中,也与其专业方面的用法相同”^〔27〕。5.“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18〕。6.“术语是词,它在专业与科学领域中用作具有一定意义的系统地约束的标记”^〔27〕从术语学角度对术语一词进行的定义有：1.“所谓术语在本质上就是索绪尔(F.de Saussure)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28〕。2.术语“为精确表达概念和表明特定对象而形成(采纳、借用等)的专用(科学、技术等)语言的词或词组”^〔27〕。3.术语为“一致的、列举的专门名词或有一定结构的(分类学的)可定义名词,并毫无歧义地表达一个概念”^〔27〕。4.术语为“精确地指明一个特殊科学概念的词或词组”^〔27〕。5.术语是“表示一个概念的单词或词组”^〔27〕。6.术语就是在一定的主题范围内(某一学科),为标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而确定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一般术语和复合术语)”^〔1〕。7.“科学技术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2〕。8.“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16〕。9.“术语系由能指与所指组成的语言符号”^〔28〕。10.“术语是概念的名称”^〔29〕。以上列举的这些定义或解释,对什么是术语,从语言特性或科学内涵角度做了阐述,它们彼此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虽然有的不见得贴切,如认为“精确地表达概念”,则不符实际,但都可称之为一家之谈。我们认为,根据术语学理论,术语则是给概念订的名,所以术语一词的中文简明表达应为：术语是概念的命名。二.术语一词的公式表达加拿大术语学家隆多(Gay Rondeau)教授在其所著《术语学概论》^〔28〕一书中,把术语与名称、概念间关系用一公式表达,即：就是说术语是与概念和名称两者有关的词。用上述表达式可以把术语与概念和名称三方面形象地表示出来。但正如苏联科学院科技术语委员会主席西弗洛夫(V.V.Siforov)教授指出的,这一表达会产生歧义,可能会使人误解为是一个商,即术语等于名称被概念除。也会使人误解为术语与概念成反比。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我们仿照数学上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对上述表达式做些修改,提出如下形式：T=D(N)即术语T等于由概念N确定的名称D。三.关于术语的特性术语具有哪些特性？以什么标准来审定术语？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已开展不少研究,我委员会办公室制订的名词审定细则对此亦有论述,但这些文献见解不尽相同^{〔1,4,5,12,21,28〕}。我们认为我国科技术语的订名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1.科学性就是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反映所指事物特征,根据概念的全部特征来掌握事物的内涵,借以做出确切的定义和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科技术语中,无论是由我国自己创造的术语如石油、火箭、印刷、天于、地支、二十四节气等,还是意译外国的科技术语,如激光、衍射、电视、电脑等,大都从“名符其义”出发,即从其本身科学概念出发,也就是从其科学性出发,来订名的。科学性这一条是科技术语订名的总原则,在订新的术语名和审定旧的术语时,都应认真贯彻这一条。2.系统性就是在一个学科、以至相关领域中,术语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一个合乎分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术语的系统性包括三个方面：(1)学科概念体系,即分类框架;(2)术语订名的逻辑相关性;(3)术语的构词能力。每个学科在收词、审定和公布时,都应首先注意到术语的分类框架问题,否则就不好确定所收的词是不是基本词和是否收得全面^〔30〕。而且如分类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各部分收词重复,以及有的术语不知放在哪部分为好等问题。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五个专业组收词：即：第一组通信及电子系统;第二组电子元件、材料与仪器;第三组电子物理与器件;第四组电子学基础理论;第五组共用技术与交叉、边缘科学。这样分类虽也能覆盖全部电子学术语领域,但我们觉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系统性不够强,未按学科概念体系来分;二是各部分术语有重复,不便统一安排。鉴于此,我们建议电子学名词术语应按从基础理论到元、器件与材料、工艺,再到整机、应用,这样的顺序适当划分和编排各子学科,并按相关概念排列各子学科中的术语。3.单义性就是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即“一词一义”,这样才能确切表达意思,避免发生歧义。以前国民党时期度量衡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单位都叫公分,就是违反术语单义性的明显例子^〔31〕。但有些时候要求各学科的所有术语都一词一义是难能做到的,必要时可允许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有不同术语。例如高分子、大分子;电势、电位;电子计算机、电脑;淬火、猝灭等。这样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精神,不但不影响统一,而且有利于统一,否则硬性规定各学科都叫一个术语很难行得通,倒不利于术语统一和审定的术语的权威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委员会秘书加林斯基(Ch.Galinsky)先生亦主张这样^〔32〕。4.简明性是指术语简单明了,尽可能简短,但又不应简化到人们不好看懂。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术语的订名上很注意这点,真是“一词之立,旬月踌躇”。如熵、点阵、阻尼、电话等术语就是范例。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认为半导体中的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简化订为崩越二极管为好,俘获等离子雪崩触发渡越二极管简化订为俘越二极管为好,场效应晶体管宜简化订为场效晶体管或场效管,因为这样简化也很清楚明了。而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则不宜简化为金氧半,因为不易被人理解,且易误解。5.中文特性是指术语订名要体现汉语表意文字特点,要“望文生义”,一看有中国味^〔20〕。而且符合汉字发展规律。要采用通用汉字,不要用生僻字和造新字。基于此,我们认为“激光”这个术语就比“莱塞”好,“电话”就比“德律风”好,“化学”比“舍密”好,“电动机”比“马达”好,“电子管”比“真空管”好,“收音机”比“无线电”好。现代通用汉字已能完全表达各种科学概念、承载各种科学信息,没有必要造新字,否则汉字不是愈来愈简化,而是愈来愈多、愈复杂,增加使用者的负担,不利于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现代汉语多向双音节词发展,术语订名时也要充分发挥这一点。如“彩色电视机”这一术语,有趋势变成“彩电”,“电子计算机”被“电脑”代替(或并存),“用户电报”(电报挂号)变为“电传”等。6.国际性就是指术语订名要尽可能采用国际通用的术语和符号,由中文译成的外文要与外文术语的本来概念一致,这样才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和发展国际贸易。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些国际上通行的缩略语,我们可直接采用来作为我国科技术语,勿需一定要订成复杂的汉名(有的很不好定名)。如D NA(脱氧核糖核酸),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T(计算机断层成像),CAD(计算机辅助设计),BASIC(语言),FORTRAN(语言)等。为了避免有人不认识,可在文章开头处括号注出其中文全名,以后就直接用缩写词。当然,这样的缩写术语不宜太多,只应选用一些用途广泛的,否则会违背我国科技术语订名的其他特性,而难被人们所接受。7.在审定现有的科技术语时,除了应考虑上面几项术语应具有的特性之外,还要考虑到它的现实性,即考虑其使用情况。如该术语确属“名不符义”,而又使用时间不长、范围不广,则可按上述几点对其“正名”,重新订出新名。而如该术语虽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用惯了,即已“约定俗成”了,则应继续延用,而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会不利统一、引起新的混乱。“熊猫”、“机器人”、“机械运动”等术语就属此例。当今信息时代新概念层出不穷,为概念订名的术语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术语的特性和术语的审定,都要不断地深入、发展和提高。所以我们认为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术语及其特性问题,即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探索术语学中的问题,从而使我国术语学研究不断开拓前进,越来越兴旺、发达。     

n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

摘要 等差是等差数列最核心的本质特征。高阶等差数列（或称n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的普遍形式,一阶等差数列是n阶等差数列当n=1时的特例。研究表明,高阶等差数列的差分性质在经济计量领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单整序列数据I(n)的差分性质即与n阶等差数列密切相关。遗憾的是,以往所见关于等差数列的讨论,大多围绕其一阶情况展开。有些常见的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也仅仅适用于一阶条件的假定,不能确切描述等差数列的高阶（二阶及以上）情况。为了适应经济计量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有必要重新研讨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问题。本文尝试提出高阶等差数列“隐蔽公差”的概念,同时给出n阶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以及n阶等差数列公差与其相对应一阶等差数列公差的换算关系式D=dⁿn！,其目的在于放宽约束条件,给出能够涵盖n阶等差数列情况、具有普适性的术语定义。高阶等差数列的差分性质在经济计量领域有明确的体现。例如,单整序列数据I(n)的差分性质即与n阶等差数列密切相关。对于单整序列数据来说,即使原变量数列不服从正态分布,经过数次差分之后也会“剔除掉某种固有的规律”而使数列趋于正态分布。事实上,差分剔除掉的这种“固有的规律性”即是n阶等差数列的主要成分,而所谓“经过数次差分”的次数,就是高阶等差数列的阶次n^[1]。一、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和描述以往关于等差数列的讨论,大多围绕其一阶情况展开。目前常见的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例如《辞海》乃至《数学辞海》当中的解释)也仅仅适用于一阶条件的假定,不能涵盖等差数列的高阶(二阶以上)情况。为了适应经济计量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有必要重新提起关于“等差数列”术语的定义问题。本文提出关于等差数列的一个术语：隐蔽公差,并以此为线索展开讨论。本文讨论的数列,仅限于单调递增的正整数序列。作为这些讨论的背景,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等差数列”,以及“n阶等差数列”。顾名思义,等差数列应该是数列的一种。那么什么是数列呢？数列(定义1.0)：序贯之数,谓之数列。一组数按第一个、第二个等等排下去就成为数列。其中第一数称为第一项,第二数称为第二项等等。当项数是有限时称为“有限数列”,否则称为“无限数列”。例如,1,10,100,1000,10 000,...和-1/2,-1/3,-1/4,...都是无限数列。经济研究当中涉及的数列大多是有限数列,但若以经济发展的延续论,这些数列则将体现出无限数列的性质。等差数列(定义1.1^*)：据《辞海》,若有数列从第二项开始,每一项与前一项的差均为常数d,则称该数列为“等差数列”,d,称为“公差”,等差数列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a,a+d,...,a+nd,...的形式。任一等差数列的前n项的和为n(首项＋末项)/2。例如,自然数列1,2,...,n,...是等差数列,它的前n项之和为n(n+1)/2。显然,所谓“等差数列”的“等差”,就表现在它们具有常数公差d,通常讨论的等差数列为按照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整数序列,故d为大于0的整数。公差(定义1.1.1^*)：根据《辞海》和《数学辞海》^[2]的解释,在以“等差数列”为背景的讨论中,“公差”指的是“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但是严格说来,这个定义不确切,或者说是不完全的。事实上,等差数列是有阶次的,例如数列1,2,3,4,5,6,...是一阶等差数列,其公差等于(2-1)=(3-2)=(4-3)=...=1;将一阶等差数列中的各个元素平方,则得到1,4,9,16,25,36,...,这是一个二阶等差数列。服从术语层次概念,二阶等差数列当然也是等差数列。但是(4-1)=3,(9-4)=5,(16-9)=7,(25-16)=9,(36-15)=11,...,也就是说,这个数列“相邻两项的差”不相等。这与前文所引“等差数列(定义1.1^*)”存在冲突。在严格的意义上,对“公差”这个术语来说,应该是“一阶公差”的简称,其确切的定义表达应该是：(定义1.1.1)“一阶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二、隐蔽公差和N阶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同样,上述所引工具书中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仅仅针对“一阶等差数列”而言。在高阶情况下,即当n大于1时,等差数列前n项之和的计算公式与一阶情况下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如果按照前述所引关于“等差数列”的定义(定义1.1^*),则相当于拒绝承认“高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因为根据高阶(二阶以上)等差数列的直观表现,其相邻两项的差并不相等。但是,二阶等差数列经过一次“差分”运算,即以数列的后项减去前面一项,可以得到一个一阶等差数列,这个一阶等差数列具有常数公差。我们称这个“公差”为二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以最常见的自然数列为例,该数列是具有公差d=1的一阶等差数列,记作{A¹(d)},其中d=1,紧随字母A之后的上标数字表示该数列的阶次。对应地,将该数列中各项元素分别做平方运算,则构成一个二阶等差数列,{A²(D)}。定义D为这个数列的“公差”。如是,则分别有：{A¹(d)}=1,2,3,4,5,6,7,8,9,… (1.1){A²(D)}=1²,2²,3²,4²,5²,6²,7²,8²,9²,… =1,4,9,16,25,36,49,64,81,… (1.2)数列{A²(D)}没有明显可见的“公差”。但若对其施行一次差分,则得到：{A^2-1(D)}=3,5,7,9,11,13,15,17,… (1.3)这是一个一阶等差数列,其公差等于2。对于这个经过一次差分得到的新数列,我们将其记作{A^2-1(D)},其中紧随字母A之后的上标算式(2-1)表示对二阶等差数列进行了一次差分。观察{A^2-1(D)},显然D=2,这就是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虽然这个公差不能从高阶等差数列的原始形态中直接观察得到,但它却是肯定存在的,由此我们称其为“隐蔽公差”。高阶等差数列具有数值确定的“隐蔽公差”。若非如此,便不能称呼这个数列为“等差数列”。仿照上述方法,继续再对{A^2-1(D)}进行一次差分,则可以得到{A^2-2(D)},这是一个所有元素都等于D=2的0阶“等差数列”。可以把这种情况看作是n阶等差数列的特例。对于{A^2-3(D)}而言,数列当中所有元素皆为0,是更为极端的特例。不失一般性,我们给出关于“隐蔽公差”的定义以及适合所有阶次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隐蔽公差(定义1.1.2)：在等差数列中,需要经过一次以上差分运算才能观察得到的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称为“隐蔽公差”,记作D。高阶等差数列具有数值确定的隐蔽公差。等差数列的形式表达(定义1.1.3)：对于阶次为N,公差为G的等差数列A,记作{A^N(G)},其中上标N可以是数字、算式或字母符号;G是等差数列的广义公差。高阶(二阶以上)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和一阶等差数列的公差d(可以对称为显见公差)统称为等差数列的广义公差。三、 等差数列与算术级数的概念比较为了继续以下的讨论,需要简单回顾关于初等级数当中算术级数的概念并与等差数列的概念加以对照^[1]。一般来说,初等级数包括算术级数(也称等差级数)和几何级数(也称等比级数)。所谓等差数列,是一组数据按照一定(等差)规律依次排列的形式。这种形式类似于数学定义的等差级数,亦即算术级数,但是数列与级数二者所关心的具体侧面有所不同。数学定义的等差级数系指一和,即数列当中所有相关数项的加总值,而关于等差数列的研究似乎更关注数列各元素之间的关系,甚至不同阶次数列间数据变换的内在联系。如果考虑等差数列“前n项的和”,则与算术级数的关注点近似相同。通常意义上数列研究的对象是确切的数量关系,而不考虑随机变量的影响。经济计量学研究涉及的数据序列则表现为常规等差数列与随机变量的叠加,甚至等差数列的公差也可能存在随机扰动。例如,从1到100的自然数的和是一阶算术级数,其首项a=1,末项z=100,公差d=1,这个算术级数的值S=1+2+…+100=5050。显然,自然数构成公差为d=1的等差数列。相对应的,所有自然数的平方构成另一数列,这个数列的元素分别为1²,2²,3²,4²,5²,…,即1,4,9,16,25,…,我们称其为2阶等差数列。同理,所有自然数的立方构成另一高阶等差数列,这个数列的元素分别为1³,2³,3³,4³,5³,…,即1,8,27,64,125,…,我们称其为3阶等差数列。余此类推。等差数列的元素中可以含有截距因素。为简化起见,在本文的讨论中假定各数列元素的截距为0。记一阶等差数列为{A¹(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a_i,i=1,2,3,…,I。记2阶等差数列为{A²(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记3阶等差数列为{A³(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一般地,记n阶等差数列为{Aⁿ(D)},D>0,其中包含数列元素,i=1,2,3,…,I。在这些记述中,D均为隐蔽公差,需要通过对数列内各相邻元素进行n-1次差分后得到。在n次及n次以上的差分过程中,各次所得之差均为0。四、隐蔽公差与对应一阶等差数列公差的关系高阶等差数列(或n阶等差数列)是等差数列的普遍形式,一阶等差数列是n阶等差数列当n=1时的特例。一阶等差数列具有常数公差d。对n阶等差数列而言,各相邻项的差乍看起来并不相等,只在第n-1次差分(后项减去前项)时才是常数。定义这个常数为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记作D。由于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D不能从原数列中直接观察得出,故称其为隐蔽公差。高阶等差数列之“等差”即源于此。高阶等差数列的公差虽然“隐蔽”却是“确定的”。对n阶等差数列进行差分,其过程产生的结果即为n-1阶数列。称为“对等差数列的降阶运算”。按照上述定义,一阶等差数列记作{A¹(d)} 。当公差d=0时,{A¹(d)}退化成为{A⁰(0)},即所有元素相等的0阶数列。如果对应于数列{A⁰(0)}当中的每一元素a_i=a分别加上随机误差项ε_t,则数列可表为截距水平在a的随机过程。这是一个I(0)即0阶单整过程。如前所述,对于{A¹(d)},d>0,若取数列当中各元素a_i(a_i=a_i-1+d)之平方构成另一数列,即可得到一个2阶等差数列。记作{A²(D)}。陈列{A²(D)}可知,直观上这个数列已经不再是等差数列。即a_i-a_i-1≠a_i+1-a_i。但是,对{A²(D)}进行一次差分得到的新数列{A^2-1(D)},则是公差为D的1阶等差数列。n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是与其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公差d和数列阶次n的函数,即D=f(d,n)。此时满足关系D=dⁿn！。其中：D为n阶等差数列的公差(当n>1时即为隐蔽公差);d是与该n阶等差数列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的公差^[4]。按照这个公式可以求出,对应于自然数列(公差d=1)的2阶等差数列和3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D分别是D=1²2！=2和D=1³3！=6。同理,对应于公差d=2的数列(例如奇数数列或偶数数列)的2阶等差数列和3阶等差数列的隐蔽公差分别是D=2²2！=8和D=2³3！=48。总之,“等差”是等差数列最核心的本质特征。所谓等差数列,必有“等差”存在。对阶次n>1的等差数列而言,非经运算不能见其等差。因此,在高阶情况下,数列之等差是隐蔽行为。阶次越高,其公差隐蔽越深。另一方面,这个公差虽则隐蔽,却有明确的数值,并与与其相对应的一阶等差数列公差存在有稳定的换算关系。人们把“高阶算术数列”称为“高阶等差数列”,即是对其本质特征的宣言。     

名词的完满定义的判据

规范的中文名词需对概念的科学定义反映得贴切。所谓“科学定义”,是指在科学上完满的定义。所谓“完满”,是指所下定义与概念的外延相等,既未缩小又未超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判断对一概念所下定义是否完满,即完满定义的判据是什么。一先来看一个实例：<例一>,《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里对“钢”所下的定义是：“含碳量0.025－2%的铁基合金的总称”。按此定义,含碳量为2.00－2.30%、我国标号为Cr12的冷形变模具钢等就不叫“钢”了;而含碳量为0.50－0.85%、我国标号为STsi14的高硅耐蚀铸铁等等就又叫“钢”了。由此可见,“钢”的上述定义是不完满的,也是不正确的。象这样的例子,在词典之类的术语集里常常出现。下面再列举不同来源的几个：<例二>“亚共析钢(hypoeutectoid steel)〔冶〕含碳量低于0.8%的钢”^〔1〕。按此定义,含碳量为0.6%、含锰量为4%的共析钢,含碳量只有0.4%但完全退火组织中已含有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某些高合金钢(过共析钢),就都叫“亚共析钢”了。<例三>“过共析钢(hypereutectoid steel)〔冶〕含碳量高于0.8%的钢”^〔1〕。按此定义,含碳量只有0.4%但完全退火组织中已含有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某些高合金钢(过共析钢),就不叫“过共析钢”了。<例四>“二元合金(binary alloy)〔冶〕由两种主要金属成分组成的合金”^〔1〕。按此定义,由一种金属元素与一种非金属元素(比如铁与碳)组成的合金,就不叫“二元合金”了。<例五>“无磁性钢(nonmagnetic steel)〔冶〕含有约12%锰,有时含有少量的镍的合金钢;在常温下几乎没有磁性”^〔1〕。按此定义,完全退火状态没有铁磁性的奥氏体不锈钢(例如含铬18%、含镍8%的不锈钢)等就不叫“无磁性钢”了。<例六>“化合碳(combined carbon)〔冶〕铸铁中以碳化铁形式出现的碳”^〔1〕。按此定义,钢中以碳化铁形式出现的碳以及钢和铸铁中不是以碳化铁形式而是以其它种碳化物形式出现的碳,就都不叫“化合碳”了。<例七>“铁素体：碳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间隙固溶体”^〔2〕。按此定义,不是碳而是氮或其它间隙式元素”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间隙式固溶体以及不是间隙式元素而是代位式元素(例如Cr、Ni、Si等等)溶于α－Fe或δ－Fe中形成的代位式固溶体,就都不叫“铁素体”了。<例八>“珠光体：铁素体和渗碳体的机械混合物(Fe＋Fe₃C),一般以一片铁素体一片渗碳体相间呈片层状存在”^〔2〕。按此定义,以铁素体片层和渗碳体以外的碳化物片层交替重叠而构成的珠光体(例如,我国标号为Cr12钢中的珠光体——由铁素体片层和(Fe,Cr)₇C₃型碳化物片层所构成),就不叫“珠光体”了。<例九>“奥氏体：碳在γ－Fe中的固溶体,在合金钢中则是碳和合金元素溶于γ－Fe中所形成的固溶体”^〔3〕。按此定义,Fe－N系、Fe－Ni系、Fe－Cr系、Fe－Cr－Ni系、Fe－Cr－Mn系等等之内的奥氏体(都不含碳),就都不叫“奥氏体”了。<例十>“莱氏体：铁－碳系中,奥氏体和渗碳体的共晶体”^〔4〕。按此定义,除了铁—碳二元系以外的铁基合金中的共晶体以及不是奥氏体和渗碳体两者组成的共晶体(例如高速工具钢、Cr12型高合金工具钢中的莱氏体),就都不叫“莱氏体”了。由上面对十个定义的分析可见,这些定义都是不完满的,也是不正确的。给概念下了不完满的定义这个问题,不仅我国词典类资料中常出现,而且其它国家的词典类工具书中也常出现,比如,上列实例二—实例五所列的定义,经查对,都是译自“McGraw－Hil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1978”;而实例六的定义,是译自“Diction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C.Collocott et al,1974.”。这后两种词典都是广为使用的英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给概念下不完满的定义,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出现不完满定义考其原因,多半是由于将概念在某局部的属性(或特征)被当作了它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上列十例皆如此);有时则是由于与当今的世界科技水平不相符合,即所反映的是过去某一时期(比如只是50年代甚至更早)的概念^①。为使我们当前的定名工作中不因依据的定义不完满而定名不当或错误,为使以后撰写定义时不出现不完满的定义,探索“定义完满与否的判据”,是十分必要的。二由于编辑本专业多语种释义词典的需要,我们曾经对诸多中外文词典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凡一名词给了不完满的定义者,其‘否命题’都不能成立。比如,对前面<例一>所列定义而言,其‘否命题’是“凡不是‘含碳量0.025－2%的铁基合金’都不叫‘钢’”,由该例中对它的分析可见,此否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对<例二>而言,其否命题“凡不是‘含碳量低于0.8%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也不能成立;对<例三>而言,其否命题“凡不是‘含碳量高于0.80%的钢’都不叫‘过共析钢’”,亦不能成立;余类推。若将“钢”定义为“初始状态为铸造状态(或者说是‘以液体状态出炉’)、在某些温度区间内可予以形变加工的铁基合金’,则其否命题“凡不是‘初始状态为铸造状态,在某些温度区间内可予以形变加工的铁基合金’都不叫‘钢’”,能够成立。若将“亚共析钢”定义为‘其化学成分为低于共析成分的钢”或者“其完全退火组织为粗珠光体＋先共析铁素体的钢”,则其否命题“凡其化学成分不是低于共析成分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或者“凡其完全退火组织不是粗珠光体＋先共析铁素体的钢’都不叫‘亚共析钢’”,皆能成立。若将“过共析钢”定义为“其化学成分为超过共析成分的钢”或者“其完全退火组织为粗珠光体＋二次碳化物(包括二次渗碳体)的钢”,则其否命题都能够成立。若将前面所列其余实例中的“名词”分别给出下列定义,则其否命题都能够成立：(1)二元合金：由两个组元(其中至少一个为金属元素)形成的合金。(2)无磁性钢：实际上没有铁磁性从而不能予以磁化的钢。(3)化合碳：在铁基合金中,与铁和/或其它金属元素形成的金属碳化物里的碳。(4)铁素体：铁与一种或数种其它元素(或者说是“铁与碳和/或其它元素”)所形成的、体心立方结构的固溶体。(5)珠光体：铁素体片层和碳化物(包括渗碳体)片层交替重叠的层状组织。(6)莱氏体：铁基合金在凝固过程中发生共晶相变所形成的、由奥氏体和碳化物(包括渗碳体)所组成的共晶体。本文所列的十个名词,是冶金科学领域所特有的极常用名词。上面所列的后十个定义,在当今整个冶金科学领域里都能普遍适用,没有例外,从而都是完满的。这样,它们的“否命题”必然都能成立。三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当今任一科学领域而言,凡一名词的定义是不完满的,则其否命题不能成立;凡一名词的定义是完满的,则其否命题能够成立。总括言之,“其否命题能否成立”是一名词的定义完满与否的判据;换言之,“一名词的完满定义的判据”是“其否命题能够成立”。 ①本文不涉及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根本错误的定义,比如：(1)马氏体区域(martensite range)〔冶〕开始形成马氏体的温度(Ms)和完全形成马氏体的温度(Mf)之间的温度区间^〔1〕;(2)自然时效(natural aging)〔冶〕超饱和金属固溶体在室温下自然冷却的时效^〔1〕;(3)球化组织：金属经热处理后,可获得的分布在金属基体组织上的粒状碳化物^〔2〕。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几个数学概念英汉名的商榷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3年公布的《数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4)将条件命题pq的变形式：┐p┐q,qp,┐q┐p的汉文名及相应的英文词分别审定为：否命题 negative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 proposition逆否命题 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从相关的英文文献来看,上述英文名值得商榷。首先,笔者认为negative proposition的汉文名应该是否定命题^[1－5],而不是否命题。如所周知,否定命题就是主联结词为否定词(┐)的命题,^[6]相对于命题A其否定命题就是┐A。而否命题则是将条件命题pq的条件与结论分别予以否定后,得到的命题┐p┐q,它仍是一个条件命题。两个名词虽只一字之差,却要“注意不可以混淆”^[7]。从《新牛津英语词典》我们知道：在逻辑中negative作形容词,可用来否定一个命题;作名词它就是negation的同义词。^[8]而英文版的数学词典或教科书对negation的解释是：negation If p is a statement,then the statement ‘not p’,denoted┐p,is the negation.^[9]由此不难看出,negative用以否定的是整个命题,而不是一个命题的某一两部分。文献[1]关于否定事实的阐述,引用了罗素的观点,也就是“Russell believes that negative facts exist and represented by negative proposition.”由于该文献前此有“事实可以用命题或判断来陈述。”故negative proposition被译作否定命题是十分恰当的。而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成否命题则有欠妥当。进而把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当作逆否命题的英文名亦不可取。其实,在英文版的数学词典中不难查到相关词条：contrapositive The contrapositiv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converse The convers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这就是说,作为名词contrapositive和converse就是逆否命题和逆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数学词典[10],以及笔者查到的十余本英文版教材或杂志,无一例外也都是这样定义或使用的。否命题一词的英文名使用频率稍低,《牛津数学词典》未予收录。但词典[10]中词条INVERSE,adj.,n.的子目：inverse of an implication.The implication which results from replacing both the antecedent and the consequent by their negations.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名词inverse就是否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离散数学教材[11]也有相同的定义。另外,有台湾学者称┐q┐p为“原始条件命题pq的反命题”^[12]。但从所给表达式易知,他所称之反命题,即《数学名词》所规范的否命题。再从其所附英文词亦可知inverse即否命题之英文名。理清了三种命题的英文名之后,笔者建议《数学名词》再版时,规范中学数学课本常说的四种命题。即原命题 original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of an implication]否命题 inverse[of an implica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of an implication] 注：遵从《数学名词》的编排说明,条目中[ ]内的词是可省略部分。     

一个常用矩阵命名与记法的商榷

线性代数教材介绍到矩阵求逆公式时,都要引进如下一个矩阵这里A_ij(i,j=1,…,n)是矩阵A=(a_ij)_n×n中a_ij元的代数余子式,但在构成(*)矩阵时转置排列了。此(*)矩阵在现行多数书中被称作A的伴随矩阵(adjoint matrix),并记作A^*这一称谓沿用已久。就拿此中文译名来说,至迟在1956年的《数学名词》(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订,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已这样定名。而在1938年的《算学名词汇编》(科学名词审查会编印)中,“adjoint matrix”则译作“附属方阵”。中译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用adjoint matrix命名(*)矩阵是否适当？我们来看：首先,这一命名存在歧义的麻烦。因为线性代数课程本身以及一些后继课程,会要讲到概念与之完全不同的伴随矩阵,指的是矩阵A的共轭转置矩阵同一名词和符号,出现完全不同的涵义。这与数学名词(也是一般科学名词)的单一和专用,即(至少理论上)应是一词一义的单义性原则相悖。其次,从名词要与概念的内涵相符这一科学性原则考虑,“adjoint matrix of A”除了表明它与矩阵A的某种相关外,对于所指称的矩阵的特性几乎无所反映,所用符号“A^*”在此对所表述的概念也不具有更多的启示。第三,再从名词的专业性和流行性(时代性)来考虑,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当代文献中A^*的使用都是按照(2)的理解;而我国现行“国标”(GB3102.11-93)也明确界定符号A^*在数学中指的是(2)。综上,可以认为用伴随矩阵A^*命名(*)是欠妥的。一些作者就使用了另外一些名称。例如,有的使用经典(古典)伴随矩阵^[1,2],冠以限制词来表示(*)矩阵;有的则回到早先的附属方阵^[3]。在相应的符号上,有的仍沿用A^*,有的则改用adjA。但是所有这些,说到底还是adjoint matrix,只是中文译名变化并未能改变问题之所在。另有一些作者使用了相伴矩阵(associate matrix)^[4]、转置伴随矩阵(adjugate matrix)^[5,6],从而回避了前述歧义问题,后者更点出了(*)矩阵“转置”的特性^①。顺便说一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数学名词》(1993年)已列入了“adjugate matrix”这一词条。笔者在[7]中曾对(*)矩阵使用了另一命名,着眼于准确明晰地反映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的特征。事实上,(*)矩阵的元A_ij是矩阵A=(a_ij)中a_ij元的代数余子式,这一事实不妨记为cofA=(A_ij)即,“cofactor of matrix A”;又,这些A_ij元在(*)矩阵中是经转置排列的,即有故此矩阵可直接称为A的余子式转置阵,记如(3)。很明显,这一命名和记号清楚地揭示了(*)矩阵的全部内涵与特性。作为一个组合派生名词,“余子式—转置—矩阵”的命名,在线性代数学科概念体系中,结构层次合理清晰,与相关概念逻辑相容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命名和规范使用数学名词与符号,是数学工作者和数学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管见,难免失当,谨此就教于有关学者专家,期望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① 较早指出(*)矩阵的转置特性的有如柯召译А.Г.Курош的《高等代数教程》(商务印书馆,1953)第102页,在译名“附加矩阵”后括弧内又写了“倒置矩阵”。     

我国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始于清朝末年(1906年),当时,在大学部设立了科学名词馆,由严复任编纂。辛亥革命胜利后,江苏教育会之理化教授研究会曾组织过物理学、化学等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1918年成立了科学名词审查会,着手分学科组织术语审定,1927年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1928年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专设编审处负责各学科名词审订工作,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统由该馆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多学科名词术语的审定,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馆尚有数十种各学科名词术语草案,为新中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提供了素材,奠定了基础,为推动学术交流,繁荣学术气氛起了积极作用。一、解放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历史回顾地质学名词的审定,当以1923年董常所编《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1〕为最早,这虽然尚属个人编纂辞典之类,但他搜集之广,又经多人参与审订,订名上尚称准确、严谨,流传甚广。1927年大学院成立的译名统一委员会虽然着手审定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名词,但尚属初步草案。1930年杜其堡(1898－1942)编成了《地质矿物学大辞典》^〔2〕,填补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名词辞典的一项空白,辞典共1145页,收录了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晶体学、化石学、地文学名词术语,并选编著名地质学家的传略和肖像,除每条目做扼要解释外,尚附有插图说明,每条注有英文和德文^〔3〕。杜其堡以10年之心血,倾注于这部辞典的编订,编成后又经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赵亚曾等的严谨审订,正像翁文灏先生在序中所指：“按专门辞典之作,盖所以集学术之大成,便学者之检阅,意至善用至广也,……。地质矿物学辞典教育界既久感此需要,则杜君此编,固亦今日不可不有之书,殆亦今日中国地质矿物学界力能贡献之作”^〔4〕。国立编译馆负责编订的有关地质学名词,分矿物学名词,普通地质学名词、岩石学名词,以及古生物学名词。矿物学名词于1932年着手收集材料,1933年开展审定,由当时教育部聘请了老一辈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宠佑、李四光、何杰、王烈、叶良辅、谢家荣、杨锺健等15人为审查委员,进行逐条审定,于1934年由教育部令公布,《矿物学名词》包括普通矿物学及矿物分类学,共6,000余条,附有英、德、法、日文^〔1〕。在矿物订名上以矿物的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性为次,尽可能多采释义为原则,为我国的矿物命名奠定了科学的原则与方法。《地质学名词》(普通地质学)于1934年送教育部审核。教育部聘请了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叶良辅、谢家荣、郑厚怀、王恭睦、朱庭祜等17人为审查委员,经一年多的逐条审订,于1935年发送中国地质学会复审,经过大量修改,于1936年整理公布,《地质学名词》近万条目,与矿物学相同,附英、德、法、日文^〔1〕,仍以释义为原则,包括天文地质学、地形学、外动力地质学、火山、地震、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壳运动以及重要的地层学名词等,正是由于这部分名词包罗万象,虽然经过17人的审查委员会逐条审定,也难以一一修订完善,仍有不少不当甚或是错误之处,这在《地质论评》第3卷第3期(1938年)李悦言的专文中做了系统的评述^〔5〕,不仅指出订名错误之处,也提出具体修正建议,如侵蚀盆地(Basin Karst)应改为喀斯特盆地,粘土石(claystone)应改为泥岩,冲积丘(Alluvial cone)应改为冲积锥等,不一一赘述^〔5〕。国立编译馆虽然做过审定工作,还仅限于草案阶段,这就是解放前夕留下来的地质学名词草案,岩石学名词草案,矿物学名词草案等。二、新中国成立后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置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属于自然科学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各学科审查小组,地质学审查小组,聘请尹赞勋、王竹泉、王嘉荫、李春昱、侯德封、袁复礼、张文佑、陈光远、杨遵仪、谢家荣为委员,据我记忆,像孟宪民、冯景兰等也经常参加审定活动,经两年多的审定,于1953年定稿,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后,于1954年正式公布^〔6〕。这次审定公布之《地质学名词》乃以中英对照,以中文为正编,以英文为副编,其内容范围：包括地质现象、地质作用、地质构造、古地理、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貌学,以及与地质有关的钻探,采矿部分名词在内,矿物、岩石以及古生物学名词另有编册,未列入其内,这次公布之地质学名词是由政府组织审定的,审定要求严谨,科学性较高,得到学术界的赞誉。按照地质学名词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于1954年公布了《岩石学名词》(汉英)^〔7〕,《矿物学名词》(汉英)^〔8〕,1956年公布了《英俄中古生物学名词》^〔9〕;《综合地质学名词》^〔10〕,1957年《水文地质学及工程地质学名词》^〔11〕(俄中对照)。此外,还编订了中俄对照的《岩石学名词》^〔12〕(1956年),俄英中《矿物学名词》^〔13〕(1957年)。这里以中俄岩石学名词为例,说明其特点：1.范围：岩石学的原理、成因、分类、产状、成分、结构、性质、形变、内外作用等,都包括在内;2.订名：以物理性质为主,以化学特征为次。凡对特殊结构、构造以及特殊意义者,悉从其含义而定。3.文种：虽系中俄对照,仍附注相应的英文;有的选译名词,一般保持原作者所订原名,有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4.审查组：聘请谢家荣、王嘉荫、苏良赫、冯景兰、何作霖、袁复礼、朱福湘、刘乃隆为审查组成员。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把这项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像郭沫若院长在《序言》^〔14〕中所述：“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积极准备进行计划性的经济建设。为适应这种需要,文教部门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与技术教育,大量培养科学技术人材……。因此各种学术专门名词之使用,已经不只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事情,且已成为广大人民的需要。这些情况说明统一学术名词工作在今天尤其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着重指出：“这些工作乃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在学术工作上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最起码的条件。由于这样,统一学术名词工作才具有它实际的迫切的需要,……。”^〔14〕正是由于国家的重视,才获得较大的进展,取得可喜的成就,公布了一批又一批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为全面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三、地质辞书词典的编篡弥补了审定工作的中断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期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虽一度中断,但有关出版机构,在严密组织下,以各种形式。聘请本学科学者、专家,集体编订了一批质量较高、有影响的辞书类工具书,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下面选其一部分做简要介绍：1.《英汉综合地质词汇》^〔15〕197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根据1957年版进行的修订和增补,共收集有关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以及深部钻探、采矿术语25,000条,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已多次重印,可以说,是我国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2.《英汉矿物种名称》^〔16〕这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矿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组建的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审定,他们以Fleischer的《矿物种名汇编》(Glossary of Mineral species,1980)为蓝本,并参阅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整理编订而成,多次经过专门审定会议讨论订名,组织了国内著名矿物学者进行严格审定。像蒋溶、陈正、池际尚、郭宗山、彭志忠、丁毅等都参加编订与审定工作。该书内容包括1980年底以前发表在国内外有关书刊的矿物名称、重要变种名、族名概称和同义词等共3,100词条,值得提及,书中还收入了新中国以来发现的新矿物,如黄河矿(Huanghoite)、湘江铀矿(Xiangjiangite),斜方钦铀矿(Orthobrannerite),氟碳铈钡矿(Bastnaesite)以及香花石(Hsianghualite)等,成为中国地质矿物工作者难得的工具书,为中国新矿物的研究和命名工作提供了重要科学资料。该书于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重新发行了修订本。3.《英汉现代地层学词典》^〔17〕198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现代地层学术语1,460条,每条做扼要的词义解释,尽可能运用当代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做释义性的解释,诸如地震地层学(seismic stratigraphy),定量地层学(quantitave stratigra－phy),动力地层学(dynamic stratigraphy)等术语。4.《英汉地质词典》^〔18〕1983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词近15万条,包括三十多个学科,主要有地质科学及其所属各个学科,其中有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学、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震学、火山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地球化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诸如遥感地质学、数学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宇宙地质学等,组织国内二百位著名地质学家参加审定,是历经五年的成果。也是地质工作者常备的工具书,有着广泛的影响。5.《地质辞典》^〔19〕1983年陆续由地质出版社分五个分册出版,该书是由原国家地质总局责成书刊编辑室和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组织力量编纂而成,历经几年的努力,有三十多个教学、科研和生产单位参加编订,经过全国四百多个地质单位征询意见和修改,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质辞典(带有解释),包括四十多个学科,一万一千多词条,共达三百多万字,其特点是对许多地质科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定义性解释,特别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现象,分别做了论述,像在第一分册中大地构造学部分专门分列出中国区域构造,震旦地块、华夏地块、昆仑山地槽、喜马拉雅地槽、震旦褶皱带、喜马拉雅造山带等都一一做了基本概念及特征的论述。众所周知,中国大地构造学派是各有特点的,理论观点自成体系。该书中把几个主要学派各自分成独立系统,并集中篇幅加以注释,以不同学派的术语,反映出不同学派的理论概念,使读者对中国大地构造学说、学派有系统的概念,这正表现出中国地质术语是反映地质现象特征和概念内涵的。该书分列的主要学说有：多旋回说(65条),断块构造说(82条),地洼学说(86条),波浪状镶嵌构造说(65条);而地质力学则分为构造要素、构造地块、构造体系、构造级别、序次、岩石力学性质、构造应力场、地壳运动七大部分,所列词条较多(共364条)。此外,该书还比较系统地分列了板块构造说,使收集的词条术语更具时代感。《地质辞典》五个分册是：第一分册：普通地质学、构造地质学(上下册)第二分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等第三分册：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等第四分册：矿床学、应用地质学、包括海洋地质学、工程、水文地质学^〔19〕第五分册：地质普查勘探技术方法(上下册)此外,与地质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还编篡出版了《英汉综合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词汇》^〔20〕,《地球物理勘探词典》^〔21〕《英汉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词汇》^〔22〕,《英汉地质学缩写词汇》^〔23〕、《古生物命名拉丁语》^〔24〕、《自然地理学名词》^〔25〕、《英汉自然地理词汇》^〔26〕等,为地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四、当前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的现状上述地质辞书、词汇的编纂与出版,虽然弥补了统一审定工作的中断和不足,但由于各单位缺乏统一审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出现了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特别是在引进新词中未能严格按术语学原则要求,缺乏科学性,使中文术语不能准确地反映所指概念,造成一定混乱现象。近年来地质科学迅猛发展,反映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大量涌现,像环境地质学、灾害地质学、旅游地质学、城市地质学、农业地质学等新学科、新分枝的建立,都要创出反映新学科内容和术语体系,必须有一个统一而权威性的命名原则与方法,加之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科技情报信息的传递,新学科的开拓、新概念的引进、科技图书文献的编纂、出版和检索,特别是科技术语库的建立与使用,都有待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鉴于此,国务院委托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全国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1987年委员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组建了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7〕,并初步制定了工作条例和审定原则与方法,确定了审定范围、审定步骤和具体工作安排。学会决定由当时的理事长程裕淇教授任主任委员,由两位副理事长王鸿桢教授、叶连俊教授为副主任委员,聘请著名地质学家30余人为委员。分为8个学科组：1.地质学综合名词组,2.地史和地层组、3.构造地质学组、4.矿物学组、5.岩石学(沉积学)组、6.地球化学组、7.矿床学(含能源地质学)组、8.环境地质学组^〔27〕。经过1987年分学科收词,集中讨论初稿,1988年形成地质学名词草案,几经讨论和整理,于1989年,在程裕淇主任及两位副主任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地质学基本词的审定会,出席会议的委员,历时三天分学科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最近确定第一批地质学基本名词约4500－5000条,其中地质学综合性名词170－180条,地史与地层学450－500条,构造地质学500－550条,岩石学850－900条,矿物学650－700条,地化800条、矿床学450－500条,环境地质学(水文、工程地质学)450－500条。《草案》整理后,将发送全国有关单位征询修改、补充意见。再经整理后,将召开第二次审定会,经过委员会讨论通过,送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后,批准公布。五、关于地质学名词审定公布的几点思考即将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是第一批地质科学领域内的基本词,其数量仅在4500－5000词条,其余亦将分期分批由委员会负责审定,由全国委员会予以公布,其特点是由国家统一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审定,因此,审定的各学科术语,应达到标准可靠,这不仅要求在科学性上是高标准,而且也要在使用汉语特征上达到高水平,鉴于此,根据个人所接触的范围,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最后定稿时参考。1.补充与增加新名词术语问题现已初步讨论的四千余词条的地质学名词中,强调基本词较多,而有忽略反映地质科学新理论、新思维、新概念的术语较少,缺乏时代感、像近两年内实施国际岩石圈计划过程中形成的新学科,幔岩学、幔岩矿物学,特别是在地球科学面临横向交叉、综合、相互渗透的形势,涌现出大量交叉性理论和概念,像地质重演律、地质全息律、间断平衡论、海—地—气耦合,全球地学大断面(GGT)以及计算机断层摄影扫描术(CT)、地质回向系统、地质黑箱方法^〔28〕等,认为在讨论过程,应适当增加一些反映新思维的术语,以表示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明显的时代信息。2.与相邻学科的重复问题地理学名词(第一批)共1428条已于1988年5月正式公布^〔29〕,地球物理学名词(1339条)^〔30〕。亦已公布,古生物学名词,虽包括一少部分地层名词,亦进入定稿阶段,因此,地质学名词(基本词)与相邻学科名词虽有一些的重复,地质学名词可能是在地学几个学科中最后公布的一种,避免重复与本学科的系统性问题,就自然成为突出需要讨论的课题,我认为,既是分期分批审定,就难以求全责备,宁可少些系统性,也尽可能减少重复,少数重复的术语,必须严格求其统一,不然就失去这次全国统一审定自然科学名词的真实意义。3.审定地质学名词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学术论战是地球科学本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地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中国地质学就是在长期学术论争中求得发展和进步,近年来中国地质学界、学派林立,假说纷纭,可以说所有的理论、假说,都要以其明确的概念,创用术语来表达,术语的统一也是概念上统一,涉及到各学派对各种地质现象的不同认识和论点。矿床学领域内,有多源成矿理论,也有层控时控成矿规律,传统的还有热液,交代、围岩蚀变、变质、重熔、岩浆、火山喷发等成矿假说,国内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进行过论战,也都有各自的侧重者,反映这些概念的术语选择和定义,则要历史而客观考虑,避免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中国大地构造学的术语审定中更是敏感的学科领域,多旋回说理论、断块构造说、波浪状镶嵌构造说、地洼学说、地质力学,以及板块构造说,都各自有其完整的独立概念体系,各自创用一套反映其理论概念的术语,表达不同的论点,有别于其它学派,因此,在审定工作中要充分尊重现实,特别是在词条取舍中要慎之又慎,要公正地弘发各学派学术论点的概念系统,尽可能采纳其创用的术语。此外,还有中国冰川理论的争论、“中国贫油论”的争论以及地层划分、新矿物命名原则等,都应在相继公布的地质学名词中有所反映。4.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和统一问题。本文中列举的地质学词汇、辞典均属工具书类,而《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31〕属于国家标准,它的覆盖面是全学科性的,涉及35个学科60分册,共10余万词条,既包括传统常用术语,也有现代地质学发展中新出现的概念。基本反映了地质矿产科学发展现状,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地质矿产部牵头,动员各有关学科专家集体编纂而成,早已于1987年审议完成。这对地质学名词审定工作来说,一方面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基础,许多词可以借鉴,另一方面重复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次审定工作可在科学性上,在确定术语反映事物内涵概念方面,多做些推敲;另一方面,在精选新词上,多从当代术语学的原则与方法方面显示出优势,以便使公布的地质学名词有自己的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与《地质矿产名词、术语及代码》的协调与统一。5,重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汉语国家地质名词的协调。最近笔者阅读了台湾出版的《经济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四十年的地质学的发展》、《台湾地质矿产现状》,特别是1981年由赵敏修编纂,台北出版的《地质学名词词典》^〔32〕,其中有许多术语是与大陆不相同,其中有些地质学用语另具特色,像反映台湾地区地层、构造,特种地质现象的术语,也应适当选用。结语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迅猛,现在世界上已知的150多种矿产,我国都已找到,其中138种已探明了储量,稀土、钨、钼、钒、钛、汞、铅、锌、铜、锑等20种储量,居世界前列^〔33〕;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实测面积639.97平方公里(1986年)达到应测面积88.9%;煤炭产量占世界第一位,钢铁占第四位,石油占第五位,黄金占第六位,有色金属占第七位^〔34〕。全国地质系统大军已达百万,从事地质的队伍已达386861人(1986年)^〔35〕地质学术语是这支大军的工作语言,学术活动的交流工具,因此,地质学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就越发显示着紧迫性和重要性,特别是面临能源、资源、保护环境、防止和预测预报自然灾害的重大任务之际,这项工作更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现代化密切相关,也是发展地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附记〕本文是根据1989年3月第一次地质学名词审定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     

科技术语的审定与现代汉语热

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关于“生态环境”一词的几点商榷

《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关于Shoot一词中译名的一点意见

Shoot一词作植物学名词一般指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root(根)相对。由于这个词的原义,不仅指茎干或枝条,而且包括叶子与花部,所以汉语中一直没有合适的中译名。目前汉语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法,如《英汉百科翻译大词典》中译作“幼苗,苗;新梢,枝梢”^[10]。《英汉辞海》中译作“发芽,抽芽,长出新芽,嫩枝,a(1)：植物的地面部分;有枝叶等的茎(根除外)。(2)：由植物的芽孢长出的嫩枝干或部分。b：主干的分枝”。^[2]《英汉生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枝条,苗(2)茎干”^[5]。《英汉植物学词汇》译作：“(1)条,枝条,枝,苗。(2)桠枝。(3)茎干^[8]。在上述几种译法中,近年来以“苗”的译法较为普遍^[6],但是“苗”这一译法使人容易与幼苗(seedling)混淆;枝、条、茎等译法,较为接近原义,然而由于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概念的习惯,容易忽略了其中叶性器官和后来的生殖器官部分;“植物的地面部分”比较接近原意,但冗长而不便交流,而且考虑到气生根的情况,也显得不十分正确。至今各种译法似乎均不能正确反映原意。因此《植物学名词》^[11]中未收入此条。伊稍^[6]认为在shoot中,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存在茎叶之间的明显界线。Shoot的形态学本质可用三个大的概念来解释：(1)茎叶是植物体根本而可划分的单位。(2)Shoot由生长单位(phytons)组成,每个生长单位由叶及其下面的茎部分组成。(3)叶本身具有shoot性质,其扁平而具背腹性的结构乃次生发展的结果。上述各种理论都强调茎与叶之间的紧密关系^[6]。Shoot作为与root相对的概念,主要区别在于维管组织结构,增长方式和外层组织结构：Shoot有由真正顶端分生组织不断发生的分布有维管束的形态多变的叶性器官,从而使shoot系统不断增大,而root的顶端分生组织并不真正顶生,而是有根冠保护的,侧生器官是一些无维管束的形态单一的根毛^[7,13]。Shoot主要行使光合、贮存、生殖和运输等功能,root主要行使吸收和固着功能。考虑到shoot一词的英文内含及外延,以及中国文字的具体情况,作者认为该词在植物学中的汉译最好能统一为“标”,因为这个词能反应出shoot一词的本质,并可说明茎和叶的统一整体性,从而可以明确与root相区分,这既防止“苗”之类译法的外延扩大,又防止“枝”之类译法的外延缩小,从而有一个正确的术语,也便于国内外文献交流和对照。“标”字在《康熙字典》释作“木末也;又高枝曰标;又表也”^[3]。汉语成语的“治标不治本”、“标本兼治”中的“标”即是指树木的地上部分(末),与地下部分(本)相对,“本”“末”二字在《中文大辞典》释作：“末,木杪也,木上曰末;本,根也,木下曰本”^[9]。所以“本”“末”是相对的,同样“标”“本”也是相对,后起曰标,本原曰本,《辞海》中说：“本标相应”^[12]。《辞源》中是这样解释“标”的：“梢,《管子·霸言》：大本而小标。注：标,末也”^[1]。《中文大辞典》释作：“木杪末也”^[9]。《汉语大词典》释作：“(1)树梢。(2)末梢;事物的枝节或表面,与‘本’相对。(3)顶端”^[4]。因为“标”在植物发育过程中是较根而后起的,属于苗的末端,是可以从外观上看得见的部分,即地上部分。尽管“标”现代最常用的意思指树木的末梢,但考虑到该词的本意和植物体的整个发育过程,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叫前边几种译名都欠妥,因为幼苗的地上部分既看不到任何“枝”“条”的影子也不能叫做“苗”,唯有“标”一词能表达出地上部分的含义;而成株中,中文中的“标”的“树木末梢”之意似乎仅限于树枝的顶端,但是考虑到整个地上部分包括茎干都是由幼苗时期的地上部分(“标”)发展而来的,我们称之谓“标”不但没有造成外延上的扩大,反而使这一称谓能更加正确地反映其形态学本质。在此建议把shoot中文的植物学名统一为“标”,是否正确,希望大家共同商讨。     

术语的性质和范围

一、术语的性质1.1 术语是表达某学科、技术领域内的科学概念的词或语。一般说来,它具有单义性、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等特点1.1.1 单义性单义性指术语与其所指科学概念之间存在的一一对应关系,意即所表示的科学概念是确定的、单一的,而不是表示一组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例如“角速度”与“加速度”,都是物理学术语,它们之间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各自所指对象却明显有别。“角速度”指“描述转动刚体的角位移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而“加速度”则指“描述动点的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它是一个矢量”。可见,“角速度”与“加速度”各自有明确的所指,彼此之间不可混淆。据观察,绝大部分术语都是单义的,单义性是术语的基本特征。相反地,多义性是彼此互相关联的一组客观对象在意义上的反映。术语如果存在多义,那势必会大大影响人们对客观对象的准确理解;纵令全民共同语词汇中的一些多义词语,在被借用作某专门领域内的术语时,这些多义单位也只能由多义变为单义。“穿插”一词在全民共同语词汇中有两个义项：交叉;小说戏曲中,为了衬托主题而安排的一些次要的情节。“穿插”是多义词。但是当“穿插”被借用作军事术语之后,它就有且只有一种解释：“从敌防御部署的狭窄间隙或薄弱部分插入敌防御纵深或后方的作战行动”。再如“渗透”在全民共同语中有三个义项：液体从物体的细小空隙中透过;两种气体或两种可以互相混合的液体,彼此通过多孔性薄膜而混合;比喻一种事物或势力逐渐进入到其他方面(多用于抽象事物)。“渗透”与“穿插”一样也是多义词。但“渗透”被借用作军事术语之后,它的意义中只有一种：“精干分队从敌作战部署间隙或利用有利地形秘密地进入敌纵深和后方的作战行动”^〔1〕。单义性是就术语在某一特定专业、学科范围而言的,它只表现在特定的专业学科中,并总是依附于某个专业学科。离开特定的专业学科来笼统地议论术语的单义性,是对术语单义性的曲解。有时,一些不同的或相邻的专业学科采用了同一个语音形式来表达各自所在专业学科的特定科学概念。“运动”这一语音形式,在物理学中指“物体位置的移动”,在哲学中指“物质存在的形式”,在政治学中则指“有组织的有政治内容的群众性活动”。抽象地看,“运动”似乎具有多义性,但当“运动”各义具体到某一特定专业学科时,它又是单义的。有些术语会因人们认识的不同而出现见仁见智的解释。比如“词”,王力先生把“词”叫做“语言的最小的意义单位”^〔2〕,吕叔湘先生把“词”看作“语言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意义单位”^〔3〕,而符淮青先生则把“词”当作“语言中有意义的能单说或用来造句的最小单位,它一般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4〕,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妄下断语,认为语言学术语“词”具有多义性。本质地看,这种现象正是人们在探求对“词”作出科学解释过程中所出现的暂时现象,是人们对与“词”相对应的概念的认识尚未达到科学程度的表现。可以预见,在人们对“词”的认识渐趋科学之后,“词”的意义也就水到渠成地走向统一。况且,就任何一位下定义者而言,“词”的意义也还是单一的。术语的意义是对科学概念的体现。科学概念的发展,对术语的意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一般不会使术语由单义变为多义。换言之,术语的单义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科学概念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旧的概念为新的概念所取代,与之相对应,旧的术语被新创制的术语所取代;另一种是旧的概念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却更新、深化了内容,体现科学概念的术语的意义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如“燃素”的概念,自1703年由德国的医学和化学家斯塔尔提出后,以它为基础的“燃素说”就在欧洲的科学界统治了近一百年。那时的科学界人士都相信“燃素”是一切可燃烧物体的根本要素,不含有“燃素”的则不能燃烧。物体燃烧时,其中的“燃素”便逸入大气或与灰碴化合形成金属。直到1783年,法国的科学家拉瓦锡在重做一些物体的燃烧实验基础上,汲取了同时代的普列斯特列等科学家发现氧气的成就,正式提出了“氧化”的概念,说明燃烧现象的本质是可燃物质同氧化合的过程,其他的一些科学家重复并证实了拉瓦锡的实验,“燃素”的概念才渐被人们摒弃。科学概念的发展,使得新概念取代了旧概念,新术语“氧化”取代了旧术语“燃素”。但无论是旧术语与旧概念之间还是新术语与新概念之间,存在着的都是一一对应的单义关系。科学概念变化发展的结果,并没有使得新术语包含着两种科学概念。其他的如“热素”“以太”等也经历了与“燃素”相似的过程^〔5〕。意义几度变迁的“水”则是第二种情形的代表。化学中的“水”,原指“无色的流质,可以饮用的液体”,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深化了对“水”的认识：它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最简单的氢氧化合物,无色、无嗅、无味的液体,在标准大气压下,4℃时密度最大,比重为1。“水”的后一种认识比前一种认识在内涵上更丰富,在解释上更科学。然而丰富的内涵,科学的解释并未改变术语“水”与其所指之间一一比照的关系。“水”依然是单义。又如“光”的概念在科学史上迭经变迁：微粒说、压力说、波动说,最后是波—粒二象说。可是,“光”这个术语的单义性未有丝毫改变。1.1.2 专业性术语都是具体和相对于一定专业学科的,它具有专业性。但是各专业学科的术语各自所具有的专业性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些术语的专业性因种种原因,它们的专业色彩已渐趋淡薄乃至消失。如果不作特别深入的探究,人们很难说清这些单位如“速度”“典型”“形象”“运动”“力”“功”“平行”“升华”等具有什么样的专业性质。尽管这样,占各专业学科的绝大多数术语,其专业性仍然相当明显。它们大都只能在本专业学科范围内通行,并且为该专业学科的人所理解和运用,而不搞这一专业学科的人一般很难理解或充分地理解。像数学中的“面积分、级数、数域、固有值”;物理学中的“力偶、法向力、角动量、虚位移、相平衡”;法学中的“附加刑、总和刑、时效、母法”;生物中的“原核类、配子、去分化、同功器官、三名法”;摄影技术的“光焦度、主曝光、景深、密度时效、反差指数”等都明显地局限在一定的专业范围内使用。术语中同一个术语形式在不同的或相邻的专业学科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这是术语专业较为典型的表现(详见1.1.1)。1.1.3 科学性刘叔新先生认为：“概念不仅反映事物对象较多的本质特点和一般特点,而且有时深入地、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把那些最能说明事物本质而又深藏不露的特点都加以反映,形成所谓科学的概念。”^〔6〕而术语的内涵意义正是对科学概念的体现,无疑地,术语本身具有科学性的内在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术语内涵的解释上得到充分地印证。为了准确地表达科学概念,人们在定义、解释术语时,往往采用了某些符号或实验数据。试看《物理学辞典》^〔7〕中对“电子”的解释：“电子,最早发现的基本粒子。带负电,电量的绝对值为e=1.602189×10^－19c。此电量亦称基本电荷,是电量的最小单元。静止质量m_e=9.10953×10^－31kg。若视电子为一带电荷的小球,半径为γ_e,则其静电自能等于e²/4πε₀r_e乘以一个量纲为1的数值因子。令与电子静止质量m₀有关的相对论能量m₀c²(c是真空中的光速)完全来自静电自能,则可求得电子的经典半径为γ_e=e²/4πε₀m₀c²≈2.8×10^－15m1.1.4 系统性同一专业学科内各术语并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共同形成系统的。同一专业学科内的术语,它们的物质意义之间有某种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与相应的科学概念紧密相关的。“因为不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不论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应用技术方面,术语与概念一样,彼此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可以说,术语属于一种科学知识系统,每一个术语只有在它所从属的科学知识系统中才能获得精确的含义。下面我们以语言学术语为例,对术语的系统性作一简略说明。据分析,语言学中各术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a)种属关系。当下位概念的内涵包含上位概念的内涵加上来自一个不同特征类型的附加特征时,才存在种属关系。例如：a₁中的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没有语言形式上的共同标志,种概念与属概念间的归属关系是内在的、蕴含的;而a₂则不然。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因都有共同的语言成分“词”,而使得彼此之间的归属关系变得非常明显。b)整体与部分关系。当某术语表达的概念对应一个整体,而另一术语表达的概念对应整体中的局部时,这种关系才存在。例如：无论是“词根”或“词缀”,它们都是“词”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c)平行关系。各术语在同一层级中所处的地位是相等。例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与感叹句之间;句号、逗号、分号、冒号与引号等之间,都具有这样的平行关系。所有的语言学术语都可以纳入某种系统之中。不过,大多数术语所隶属的系统决非单向的而是多向的,与该学科中的其他术语有着纵横交错的关系。比如“词根”,横向看,它与“词缀”成平行关系;纵向看,它又与“词”构成整体部分关系。术语的科学知识系统对新术语的产生有着显著的影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化学名称时曾认为“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倒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9〕这就是说,现存的术语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一系列的新术语的命名方式。有机化学中,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语言学术语中出现了“音素”“音位”之后,人们便会根据需要另造一些诸如“义素”“义位”、“法素”“法位”、“词素”“词位”等新的术语。二、术语的范围术语的范围与术语的性质紧密相关。明确了术语的性质,术语的范围也就相对容易确定。2.1 有人以为：“对于那些以数字、代码、外文字母等形式出现的概念的表达符号,我们只把它们当作行业语的附类或特殊形式看待”^〔10〕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一概作笼统的处理的做法,我们认为欠妥。据观察,用数字、符号、分子式表示科学概念或者用含数字、符号的单位表示科学概念的情况,主要有：2.1.1 完全用数字、符号或分子式来表达例如：CO₂(二氧化碳),NaCl(氯化钠),C₆H₆(苯),C₂H₅OH(乙醇),1059(一种剧毒农药),1605(一种剧毒农药),R(实数集),C(复数集)。2.1.2 用含数字、符号的词条来表达。根据数字、符号在整个词条中的位置状况又可以具体分为2.1.2.1 数字、符号居前：0－1规划,21厘米辐射,106号元素,20×20社会,BASIC语言,Z理论,C³I系统,β衰变,K线系,CIM系统。2.1.2.2 数字、符号居中,这类情形较为少见。如：“互补MOS集成电路”,“重组DNA技术”等。2.1.2.3 数字、符号居后：托卡马克10,概率1,概率2,托宾的q,外源DNA。术语是表达科学概念的词或语,不以词的形式或语的形式标志科学概念的,不能认为是术语。2.1.1类中的CO₂、C₂H₅OH、1605、R等虽然也都表示一定的科学概念,但是C₂H₅OH、R等不是对语言中词或语的记录,不能认为是术语;CO₂、1605等虽然记录了语言中的词,但在书写形式上它们并没有采用属于该语言的文字记录形式,因而CO₂、1605等也都不宜看作该语言内的术语。2.1.2 中的各词条都夹杂了一些符号或数字。这些词条也表达科学概念,但与2.1.1类不同的是,所属2.1.2类各词条都是对语言中词或语的记录,而且书写形式上用以记录词或语的除数字、符号之外,还有汉字部分。如果把这一类与纯粹用符号、数字或分子式表达科学概念的情况作同样处理,也把它们排除在术语范围之外,似乎不太合适。综合地看,把2.1.2类中的各词条看作术语为宜,这样处理也更符合社会的普遍语感。2.2 术语与专名词语2.2.1 专名词语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概括一类事物现象的类概念,“而是某一个体事物的特定概念”^〔11〕它往往包括地名、行政区划名、国名、机关团体名、书文报刊作品名以及人物名等等,而术语则是表达科学概念的词和语。据此,人们很容易把诸如“北京、上海”,“广东省、江苏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共中央宣传部、中日友好协会”,“青春之歌、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专名词语与“极坐标、角速度、微分、积分、交流电、离心力”等术语区别开来。2.2.2 术语与专名词语之间的差别并非泾渭分明一些词条既可以是专名词语,同时又可以是术语。专名词语与术语之间存在交叉、迭合的情形。例如“太阳、地球、金星、木星、天王星、小熊座、天龙座、太阳系、银河系、南方大陆、江南古陆、太古界、古生界、侏罗纪、第三系”等等。从这些词条的所指是否个体的角度看,它们当属专名词语,因为这些词条的所指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特定个体;假如从“太阳、地球、太阳系”等所包含的内涵看,它们又都是对这些特定个体事物的科学反映,是术语。客观地看,这是专名词语与术语的迭合,是一种迭合现象。任何只顾及到这些词条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乃至否认另一个方面的做法都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2.2.3 一些本来是专名的词语,因具有了某种科学概念的内涵而可以转变为术语比如“瓦特”。“瓦特”原是英国人,蒸汽机的发明者。如果仅此而已,那么“瓦特”只不过是个人名,至多是个有名的人物名称,属于专名。然而后人为了纪念他,特地赋予“瓦特”以“电的功率单位,电压为一伏特,通过电流为一安培时,功率就是一瓦特”的科学内涵,从而使专名的“瓦特”成为物理学中的术语。与此类似的还有“安培、库伦、摩尔、伏特、欧姆、居里”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儿所说的专名词语变成术语,是就专名词语发展出新的意义而言的,而不是指整个专名变成术语。事实上,当“瓦特”“安培”“库伦”等纯粹用作人名时,它们依旧是专名词语。2.2.4 在区分同为词组形式的专名语和术语时,必须注意到含专名词的术语与含术语的专名语之间的分别前者的例子如“牛顿力学”“约瑟夫森频率”“阿伏伽德罗常数”“摩尔体积”等,其中属专名的人名“牛顿”“约瑟夫森”“阿伏伽德罗”和“摩尔”等都是术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国际标准化组织”等,都是含术语的专名语。其中的“应用化学”,“有色金属”,“标准化”等术语都是专名语的组成部分^〔11〕。同为词组形式的专名语和术语,它们之间的分别都可以通过它们各自所在的中心成分显示出来。当中心成分是专名词语的“研究所”,“设计院”,“组织”时,包含即便如“应用化学”,“有色金属”,“标准化”等术语的“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国际标准化组织”等,也都是专名语;当中心成分为“力学”、“频率”、“常数”、“体积”等术语时,包含即便如“牛顿”、“约瑟夫森”、“阿伏伽德罗”、“摩尔”等专名词的“牛顿力学”、“约瑟夫森频率”、“阿伏伽德罗常数”、“摩尔体积”等也都是术语。2.3 术语与职业词语2.3.1 术语不同于职业词语职业词语的意义所体现的概念不属于科学概念,职业词语都是对该职业范围内特有事物现象的标志,所表达的都是该职业集团内人所共知的概念,它们一般不具有被深入研究的内容。如“晚点、硬座、快车、上行”等(交通运输方面),“垫肩、花边、腰肥、翻领”等(裁缝行业),“盘货、采购、亏损、高档货”等(商业方面),它们本身都没什么科学的内涵。不宜将职业词语与术语混同起来。不可否认,职业词语与术语有着许多相似之点：二者都不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它们都有超地域性,不同地区可以有共同的术语或职业词语;另外,二者又都具有单义性和专业性^〔13〕。职业词语与术语之间相似点的存在,只能说明它们是两个相近的概念而不能说明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有的人只看到职业词语与术语之间相似的一面,忽视了它们间差异的一面,把职业词语与术语混为一谈,认为“行业词语是各种行业和科学技术上应用的词语”^〔14〕,“术语是科学技术中的特殊用语,属于行业语的范畴”^〔15〕等。这些看法似欠妥贴。2.3.2 术语与职业词语之间的界线大体上是清楚的但是“随着生产手段的现代化,很多行业语词同科技术语相互交织。”^〔16〕术语与职业词语之间也存在一些迭合的情形,即一些职业词语所表达的内涵恰与术语所要表述的内容相吻合——也表达了科学的内涵。音乐中用以表示演奏速度的如“快板”“小快板”“行板”“慢板”等便属此类情形。2.4 以上只是就术语与相邻的专名词语、职业词语等之间的不同来探讨术语的范围就术语的内部构成来说,术语中既可包括像“微分、积分、力、功、常数、力学”等“词”的单位,也可包括如“摩尔体积、阿伏伽德罗常数、牛顿力学”等“语”的单位。就术语的学科性质看,术语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术语(如“集成电路”、“阴性反应”、“模糊数学”、“共生现象”等),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术语(如“剩余价值”、“生产关系”、“语法单位”、“有价证券”等)以及某些技术性行业的术语(如“金属切削”、“密度失效”、“动载荷”、“轴向对称应力”等)。2.5 术语自身的内涵意义都是对客观对象全部本质特征的反映,它体现了科学概念科学概念的迅速发展,致使新术语大量产生。只要人类对科学概念的探索不停止,那么术语的不断出现也终究是必然的。术语的范围总是处在不断的增长过程中。每当科学上有重大发明创造或创立一门新学科时,这种增长过程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明显。在创立了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之后,一大批属于这“三论”的术语纷纷出现,例如“信息、信息量、信息资源、信息流、系统、系统结构、系统工程、系统模型、网络系统、控制、反馈、自动控制、适应控制、预期量”等。此外,术语的增长并不局限在某个学科、某个领域内。恰恰相反,术语的增长表现在各个专业学科内。术语得以增长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

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
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震旦”一词的溯源及在地质学中的应用

“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商榷

摘要 本文讨论了两个在植物学文献中使用极其混乱的果实术语——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认为聚合果和聚花果本来的英文名应该分别是“multiple fruit”和“compound fruit”。同时,还应该考虑一些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英文名。因而,近期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经常使用的另外两个英文名“aggregate fruit”和“collective fruit”分别相当于“multiple fruit”和“compound fruit”。一、引言果实在植物分类中是一个重要的生殖性状。然而,果实的分类学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术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1,2]。聚合果和聚花果就是一对很好的例子^[3]。许多植物一朵花中仅有一个雌蕊,后来形成一枚果实,这叫单果(simple fruit)。有些植物(例如莲和玉兰)一朵花中具有许多聚生在花托上的离生雌蕊,以后每一个雌蕊形成一枚小果,许多小果聚生在花托上,这叫聚合果;还有些植物(例如桑和无花果)的果实是由一个花序发育而成的,这叫聚花果。由于语言的差异和使用习惯的不同,植物学文献和教科书中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使用极其混乱。常见的有4个词组：aggregate fruit,multiple fruit,collective fruit和compound fruit。本着“疑义相与析”的古训,笔者讨论了这些果实术语的英文名,略表浅见,以期与大方之家商榷。二、聚合果和聚花果的分类历史早在1751年,Linnaeus在其著作Philosophia Botanica中就划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花：单花(simplex flos)、聚合花(aggregatus flos)和复合花(compositus flos),他还识别了8种果实类型,但是并未对其进行详细划分,其中把多心皮形成的果实泛称为复合果(fructus compositus)。Gaertner^[4]在其著作De Fructibus et Seminibus Plantarum中对Linnaeus的果实类型进一步做了一些阐述。他首先讨论了单果(fructum simplicem)和多果(fructus multiplices)的概念,指出多果来源于一朵花中多个子房形成的果实,而复合果(fructus compositus)是由一朵以上的花中子房融合形成的果实。Link^[5]在其著作Philosophiae Botanicae Novae中明确使用了多果(fructus multiplices)这个术语,并且指出多果具单果皮。实际上,这些早期文献中的果实术语已经奠定了今天经常使用的单果、聚合果或聚花果术语的英文名和概念基础。然而,后期的植物学家并未完全使用这些术语,尽管有时也使用了早期的聚合果或聚花果术语,但其英文名却不尽相同或使用的意思恰恰相反。关于聚合果和聚花果的分类历史详见Spjut和Thieret^[3]的评述,结合近期的文献可以列成如表1。注：“—”表示未提及。三、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的商榷早在1880年de Candolle就建议,选择术语应该注重其定义使用的持久性,而不是严格地遵循术语发表的优先律,只有当术语不明确时,才应该考虑术语发表的先后问题^[3]。从上面的列表可见,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使用非常混乱,相同的英文名(如multiple fruit和aggregate fruit)有时代表聚合果,有时代表聚花果。因此,如何统一正确地使用它们的英文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将multiple fruit都译为复果或聚花果(见表1),一些西方的植物学家也用multiple fruit来表示聚花果,包括常见著作《植物鉴定术语：图解词汇》(Plant 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an Illustrated Glossary)^[6]。然而,multiple fruit在最早期的植物学文献中是聚合果的意思^[4,7]。笔者同意Spjut和Thieret^[3]的意见,优先使用Gaertner^[4]关于聚合果和聚花果的概念和术语,即聚合果(multiple fruit)和聚花果(compound fruit)。Spjut^[1]在其著作《果实类型的系统分类》(A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Fruit Types)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寇香玉等^[2]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新的果实分类系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另外,Collective fruit最早由Lindley^[8]用来定义一种聚花果,后期的植物学文献中都沿用了这个英文名。Aggregate fruit最早由de Candolle^[7]用来定义聚花果,但是后期绝大多数植物学家用这个术语作为聚合果的英文名。考虑到科学术语定名所遵循的“科学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常用的这两个词组aggregate fruit和collective fruit也可以分别作为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因此,聚合果的英文名应该为multiple fruit或aggregate fruit,而聚花果的英文名应该为compound fruit或collective fruit。笔者希望这些英文名在今后植物学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中能够得到重视和考虑。同时欢迎有兴趣的读者与笔者探讨(happyking@ibcas.ac.cn)。     

对《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及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一、前言《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正在发至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征求意见,加以改进,以臻完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凝聚着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有关同志两年多来为之努力的心血,也是他们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电子学会领导下,为统一和规范化我国电子学术语,做出的一份贡献。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较早看到了《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觉得它基本体现了收“本学科专有的基本词”原则,虽然有些章节的词条与有关学科有些交叉重复,但为了适当照顾术语的系统性,可能这是很难避免的(术语定名应协调一致)。征求意见稿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是比较妥当的。绝大多数术语定名也是妥善的。但是自己出于希望《电子学名词》更趋完善和交流术语工作经验,以便共同搞好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的想法,拟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一点初步体会和进行一些初步探讨。这些问题是：关于《电子学名词》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问题;关于术语简明性问题;关于术语定名的其他方面问题;关于术语的惯用和协调一致问题。二、关于《电子学名词》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问题审定一个学科的术语,首先就要研究确定好该学科的概念系统(分类框架),从而明确收词范围,使属于本学科的基本词都能收入,不致重复与遗漏,避免与别的学科交叉过多,也好划分术语归类,及明确收词的层次,贯彻好收“本学科专有的基本词”原则,以免走弯路。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很重视分类框架问题,不断听取各方面意见,加以改进。起先电子学名词按五个专业组收集词条草稿,该五个组是：通信及电子系统,电子元件、材料与仪器,电子物理与器件,电子学基础理论,共用技术与交叉边缘科学。这样划分专业组,覆盖了电子学领域,完成了审定草稿。但在编排术语过程中,发现这样划分有些缺陷,有些术语的归类不好安排,章节顺序缺乏系统性,在工艺技术等方面各部分会有重复。基于此,我曾考虑一个电子学分类框架,分为基础理论,材料、工艺,元、器件,整机、子用和边缘科学五大部分,共四十章(如图1所示),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同志们进行了交流。后来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初稿的整理稿分为电子学基础理论,通信与电应系统,电子元器件、材料与仪器,电子应用技术与生产技术四篇,共16章(总论,静电学与微波技术,电子物理,信息论及信号处理技术,电路与网络,雷达、导航与电子对抗,通信、广播与电视,三遥与自动控制技术,真空电子学,半导体器件及技术,显示器件及显示技术,电子元件、电源与材料,电子测量仪器及设备,电子应用技术,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可靠性)。可是通过研究此整理稿的术语排列情况,发现我先前如图1所示的分类设想和这样的四篇16章的方案,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把各子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分出来全放在一起,会使各子学科术语互相脱节、不完整;元器件的材料与器件部分分开,词条不好安排;电子物理不便单列一章;有些章如半导体和元件,包括面太宽,词条过多;生产工艺技术不便与半导体工艺分开,等等。这就是说,通过对《电子学名词》整理稿和有关文献资料的学习与研究,使我认识到电子学是个综合性的大学科,包括范围较广,而且差不多每个子学科都可自成体系,所以把各自的理论部分都放在一起,成为一篇,会与后边有关部分脱节,反而不系统。同样,也很难把各自的材料与工艺部分放在一起,单列一篇。由此看来,《电子学名词》不便分篇,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研究、讨论,建议《电子学名词》在分类上去掉篇这个层次,直接适当分章。各章可基本按基础理论——元、器件与材料、工艺——整机应用,这样的范畴次序排序。而且由于每章不再分节,且要按相关概念排列术语,所以各章不要太庞大,词条不宜过多。有的专业术语较少,也不宜单列一章,应与有关专业合并,列为一章。基于这些考虑,经与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讨论,设想出另一分类方法(图2)。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鸿适先生,参考此建议和有关资料,并又经他本人进一步研究,完成了现在的《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所示的分为25章(及各章内容)的分类方案,经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我觉得这个分类方案是个既能正确表达电子学概念系统,又能适应术语的归类、排序要求,因而是个切实可行的较好方案。三、关于术语简明性问题(一)搞好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要注意搞好组织性质工作和技术性质工作两大方面。从技术性质工作方面讲,我觉得一是要注意收词范围(包括分类框架);二是要研究各条术语的定名;三是要注意编排体例、编辑加工和排版印刷等问题。这就要研究术语的性质,从而确定衡量标准。一些学者对此已做了不少研究^〔1－6〕,我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名词术语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中也有这方面内容^〔7〕,我们对此也曾做过一些粗浅探讨^〔8,9〕。我们认为,我国科技术语的定名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后来通过实践,我们又进一步对此有了补充认识,得出我国科技术语在文字表达上还要注意“科技语体特性”^〔10〕。即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3〕,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1〕。术语从本质上讲是概念的命名,或者说是概念的语言符号。所以术语应属于符号一类范畴,故愈简单明了愈好。而且无论从书写、录入和书刊印刷,还是口头信息交流,无不希望术语要简明。由此可见术语的简明性是十分重要的。下面结合《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具体谈一下。(二)《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定名从简明性角度来考虑,是值得商榷的。它们大致可分为下面几类：1.有的术语中带属于什么的“的”字,不但增加字数且使术语表达不紧凑,不干脆利落,宜去掉。如：①第4章中词条“电磁波的极化”(polariz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宜去掉“的”字,表达为“电磁波极化”。②第14章中的词条“粒子数的反转分布”(distribution for population inversion),宜去掉“的”字,表达为“粒子数反转分布”。③第17章中词条“不确定度的合成”(combination of uncertainties),宜去掉“的”字,表达为“不确定度合成”。2.术语用字不精炼。我认为术语用字应尽可能少,能用一个字表达,就不要用二个字,能用一种方式表达清楚,就不要重叠表达。关于这方面问题,在该稿中存在一些。例如：①第3章中的“直接检波式接收机”(direct－detection receiver),宜精炼为“直检式接收机。”这样并可与“直放式接收机”(high－frequency－amplification receiver)和“来复式接收机”(reflex receiver)等对应。②第3章中词条“最小二乘方误差逼近”(least square error approximation),可精炼为“最小方差逼近”。这样还可与“最平时延逼近”(maximally flat delay approximation)等对应。③第18章词条“初检查”(original inspection),可精炼为“初检”。“最终检查”(final inspection),可精炼为“终检”。“批检查”(lot inspection),可精炼为“批检”。④第14章词条“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可精炼为“场效晶体管”(因场效可等同于场效应),有时并可进一步简化为“场效管”。⑤第7章词条“磁敏感元件”(magnetic sensor),可精炼为“磁敏元件”。这还可与“声敏元件”(acoustic sensor)等对应。3.长复合词构成的术语,在表达上应压缩精减。例如：①第14章中词条“耗尽型场效应晶体管”(depletion mode field effect transsistor),应精减为“耗尽型场效管”。这样定名已完全表达其概念内涵,而用字少,术语简明。②第14章中词条“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它是结栅、绝缘栅和肖特基栅三种基本类型场效晶体管之一,故可简化定名为“结栅场效管”。③第14章中词条“高电子迁移率场效应晶体管”(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可简化为“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④第14章词条“浮栅雪崩注入MOS场效应晶体管”(floating gate avalanche junction MOS FET),可简化为“浮栅崩入MOS管”。⑤第14章词条“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insulated gat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图1图2可简化为“绝缘栅场效管”。⑥第14章词条“埋沟道MOS场效应管”(buried－channel MOSFET),可简化为“埋沟MOS管”。⑦第14章词条“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enhancement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可简化为“增强型场效管”。⑧第14章词条“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memory),可简化为“电擦可编只读存储器”。⑨第14章词条“叠栅雪崩注入型MOS存储器”(stack－gate avalancheinjection type MOS memory),可简化为“叠栅崩入MOS存储器”。⑩第14章词条“浮栅雪崩注入型MOS存储器”(floating gate avalanche injection type MOS memory),可简化为“浮栅崩入MOS存储器”。4.由于一一详译外文词,使中文术语太长。订汉语术语不是文字对等翻译,对这类汉语术语文字应做适当精减。例如：①第21章词条“载波敏感多址接入和碰检测”(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and collision detection),建议订为“载敏多接与碰检”。②第15章词条“扩张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法”(extended X－ray absorption fine structure),建议订为“扩展X射线吸收法”。5.追求表达明确,词意表达比外文原词意增多,导致术语增长。应精减字数,做到言简意达。例如：①第4章中有条术语原外文为squeeze section,征求意见稿上中文定名为“临界尺寸可变的波导段”,比英文增加很多。有的辞典上也有称“容许改变临界尺寸的波导管”^〔12〕,这个表达更长。英汉电子学精解辞典上将其订为“可压缩波导”^〔13〕。我觉得这个定名较好,可采用。②第4章中有个术语英文原名是pencil－beam antenna,中文定名为“锐锥形波束天线”。这个术语看起来是很清楚,但用字多了些,比原文字意增加不少。若订为“锐锥束天线”,已可表达该概念内涵,且较简短。③第12章有个术语,外文是suppressor gauge汉语定名为“光电流抑制型电离真空计”,大为超出原文字意,把原理都表达出来了。从含义表达上看是非常清楚,但由于过详而违背了术语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违背了术语的简明性。故应加以简化。我认为可简单订为“抑制式真空计”。至于要了解清楚这个仪器,就不能只看其术语,而应参考有关技术资料。④第14章有个术语,外文名为“heterojunction transistor”,汉语术语订为“异质结双极晶体管”,原文本没有双极二字,不加双极二字已可表达,加上则多余了。我觉得可定名为“异质结晶体管”,(平时人们也习惯这样叫)。⑤第16章有个术语,外文是“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汉语术语定名为“光频频分复用”。其实用“频分复用”即可表达,为什么一定要标清楚“光频”呢？术语是语言符号,要尽可能简明,不一定非带释义性不可。6.有的术语像个句子,应加改进。例如：19章有个术语是“边搜索边跟踪”(track－while－scan)。这种表达相当一个无主句(单部句),不适宜作术语。建议改为“搜索跟踪”。这不仅是简化了术语用字,而且更符合术语是个词或词组的特性。(三)虽然术语愈简明愈好,但又不能过分追求简化而使术语含义不明确,有失术语的“顾名思义”等汉语特性。例如：“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MOS),我想不宜简化为“金氧半”,因为含义不清、不确;“线性相位滤波器”,(linear phase fil－ter),不宜简化为“线相滤波器”,因为“线相”二字连在一起意义不明确。以术语的简明性来衡量,《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订得很好。例如：调幅(amplitude modulation),(不叫振幅调制);调频(frequency modulation),(不叫频率调制);零道阈(zero channel threshold),(不叫零通道阈值);磁后效(magnetic aftet effect),(不叫磁后效应);原子频标(atomic frequency standard),(不叫原子频率标准);控制微电机(electrical micro－machine for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不叫自动控制系统用微电机)。这些术语多以一个汉字表达一个英语单词(或省略其次要成分),而且正确表达其概念内涵,而不是用括号内的表达,也不是像有的术语用多个汉字表达一个英文单词对应的概念。四、关于术语定名的其他方面问题(一)术语定名首先要符合科学性,即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反映所指事物特征,根据概念的全部特征来掌握事物的内涵,借以做出确切的定义和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5,8,9〕。一般讲,科学术语都是按“科学性”这个原则定名的,但有的术语则未正确表达其概念内涵。在《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词条定名似不很妥。如：1.第8章词条“堵转转矩”(locked－rotor torque),它是指对电动机的全部角度位置,施加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时,电动机从静态起动的最小转矩。即是指在一个设定的条件下电动机起动的转矩,也就是转子锁定的转矩。故此术语应定名为“转子锁定转矩”。“堵转转矩”则未能正确表达此概念的上述内涵,因为堵字一般是指堵住水流等含义,与这里的使转子锁定的意义不符,故应根据术语的“科学性”原则,对此条予以重新定名,建议订为“转子锁定转矩”。与此相关的术语,如：堵转特性(locked－rotor characteristic)堵转激磁〔控制〕电流(locked－rotor exciting〔control〕current)堵转激磁〔控制〕功率(locked－rotor exciting〔contro1〕power)峰值堵转电流(peak current at locked－rotor)峰值堵转控制功率(peak control power at locked－rotor)连续堵转电流(continuous current at locked－rotor)则应相应定名为：转子锁定特性,转子锁定激磁电流,转子锁定激磁功率,峰值转子锁定电流,峰值转子锁定功率,连续转子锁定电流。2.第10章词条“相对论群聚加速管”(rebatron),对本专业人员来讲,这条术语不简明,它把部分定义内容放到术语中了;对非专业人员来讲,此术语难以达到“顾名思义”,缺乏术语的汉语特性,故应加以改进。有的词典将此定名为“大功率电子聚束器”^〔13,17〕。我觉得此定名较好,因为rebatron是一种相对论电子聚束加速器,产生具有不大的速度调制、高谐波含量的聚集极紧的聚束。根据这个概念内涵和术语的符号属性,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大功率聚束器”或“聚束器”。3.第11章词条“衣袋式电视机”(pocketable television),其本意是指这种电视机很小,可装进衣袋。若按原义订为“可装进衣袋的电视机”,则术语显得冗长,不简明,也不符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而“衣袋式电视机”,则未能准确“表达可装进衣袋的”概念内涵,因为“衣袋式”可被误解为“像衣服口袋那样的”,故“衣袋式电视机”定名不妥。鉴于此术语的概念内涵主要是指此种电视机很小,汉语有个很好的表达词汇,即“袖珍”,它能很雅致表示小型的意思。“袖珍收音机”等术语已用了此词。故我建议此条术语定名为“袖珍电视机”。而且我觉得这样定名从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汉语特性和科技语体特性等方面看,都较适合。4.第15章有两条术语,即“工艺过程检测”(processing monitoring)和“终点检测”(endpoint monitoring),从它们的概念内涵和英文表达monitoring来看,都是指监视、监控、检查的意思,而不是常规的检测。monitot一词是与detection、test、check不同的,它不是常规检测,而是监控性检测,故应是监测。从而建议此二术语分别定名为“工艺过程监测”和“终点监测”。5.第24章词条“热释光剂量计”(thermoluminescent dosemeter),未能确切表达出此概念内涵。因为thermoluminescent是指通过加热而使物质发光的意思,而“热释光”可被误解为热本身释放出光。故建议此条术语定名为“热致发光剂量计”。而且通常一些词典上“thermoluminescent”都是定为“热致发光的”^〔12,14〕,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定名为“热致发光剂量计”^〔15〕。故上述建议也是符合术语的“现实性”即“约定俗成”的。同样,此章中词条“光释发光剂量计”(photoluminescent dosemeter),建议定名为“光致发光剂量计”。6.第8章中有两个术语,我认为订得很好,它们是“通”(on)和“断”(off)。以前常把此二术语分别订为“开”和“关”。但是“开”、“关”本身很不明确,是指电路开通、还是电闸打开？前者是通电,后者是断电;同样,是指电路关断、还是电闸合上,前者是断电,后者是通电。“开”、“关”不是单义词,不符术语单义性,故不宜用作科技术语。而“通”、“断”则是符合单义性的术语,另外它们也符合术语的其他特性,所以这两个术语是订得很好的。这也是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成绩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这个例子还说明,在处理术语的“正名”与“惯用”关系时,除了已很约定俗成、不可改的术语,一般按科学性定名则是第一位的。(二)我国科技术语定名要符合“汉语特性”,即体现表意义字特点,要“顾名思义”,一看“有中国味”^〔8〕。基于此,拟对下列术语提出修改建议。1.第13章词条“丘克拉斯基法”(Czochralski method),这是一种从单晶炉中垂直向上提拉与熔融的半导体材料相熔接的籽晶,使之生长单晶的方法。根据这一概念内涵,若将此术语定名为“直拉法”是很体现“汉语特性”的,既“顾名思义”又准确、简明、比用外国科学家译名表达为好。而且其“系统性”也好,与之相关的术语,诸如：“liquid encopsulation Czochralski method”可定名为“液封直拉法”(不要定为“液封丘克拉斯基法”),“magnetic field Czochralski method”可定名为“磁场直拉法”(不要定名为“磁场丘克拉斯基法”)。目前科研、生产和有关辞书,亦常采用“直拉法”这一术语^〔15〕。故我们建议“丘克拉斯基法”改订为“直拉法”。2.在《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distortion”这个词中文定名有时是“畸变”,有时是“失真”。这是不是违反术语的“单义性”？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但有些时候要求各学科所有术语都一词一义是做不到的,必要时可允许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或不同专业有不同定名。从术语的“汉语特性”角度来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distortion”这个外文词,用于图形方面应定名为“畸变”,用于声音方面则应定名为“失真”。这样定名才符合“中文特性”,两个定名不能由一个代替。如：12章用于电子光学词条“图形畸变”(picture distortion),“偏转畸变”(deflection distortion),21章用于电话方面词条“折叠失真”(aliasing distortion),这些定名是妥切的。而若互相交换过来,如：“图形失真”、“偏转失真”、“折叠畸变”,则会含义不清,不符中文“顾名思义”、“望文生义”的特性。3.我觉得《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订得很符合“汉语特性”,很有“中国味”。这里仅举二例：①25章术语“病人监护仪”(patient monitor)。这里把对应monitor概念内涵的术语订成“监护仪”,而不是“监视仪”,也不是“监控仪”,是很好的。好就好在它准确反映了这是为病人服务的,是护理他们的仪器,病人听了这个词会感到亲切。而若订为“监视仪”、“监控仪”,则会使病人感到恐惧、不安,甚至不敢使用。②15章词条“光刻胶”(photoresist),这条术语也是订得很好。它比订为“光致抗蚀剂”,既简明又富有“中国味”。而且平时人们也常这样使用,符合术语的“现实性”(约定俗成)。它的“系统性”也好,由此可派生出一系列简明性好的术语,如：甩胶(spinning),涂胶(photoresist coating),去胶(stripping of photoresist),氧化去胶(removing of photoresist by oxidation),无机光刻胶(inorganic resist),X射线光刻胶(X－ray resist),正性光刻胶(positive photoresist)。(三)缩写词的定名1.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国际上已把大量的缩写词引进学术交流和科学著作上。综合起来看,我国科技界对缩写词采取了如下几种对待方法：①音译。如：radar(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定名为“雷达”。LORAN(long range navigation),定名为“罗兰”。②意译。如：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定名为“激光”。③音译加意译。如：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定名为“艾滋病”。④全译。如：LSI(large scale integration),定名为“大规模集成电路”。MOSFE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定名为“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⑤简译^〔16〕。如：IMPACT(impact avalanche transit time diode),定名为“崩越二极管”(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TRAPATT(trapped plasma avalanche triggered transit time diode)定名为“俘越二极管”(俘获等离子体雪崩触发渡越时间二极管)。⑥缩写词加意译。如：MOSIC(metal－oxide－semiconductor type integrated circuit),定名为“MOS集成电路”。CMOS(complementary MOS integrated circuit),定名为“互补MOS集成电路”。⑦原缩写词。如：DNA,MOS,VOR,BASIC〔语言〕,FORTRAN〔语言〕。在文献上和实际工作中,这些方法都在应用。哪个方法好,应主要采用哪个方法？这是个复杂问题,不能简单从事。如能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给laser定名为“激光”,而不用“莱塞”或“激射光辐射放大”、“光受激辐射放大”等译名,当然是最好。而这通常并非容易做到。把缩写词全译出来,中文术语会很长,不是个好方法,除非在开始没有其他良法时,用一用这方法还可以,不然是不可取的。比较起来,采用原缩写词、简译和音译,是些简便易行办法,尤其是采用原缩写词,应适当加以提倡。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人民知识水平在不断提高,外文愈来愈普及,而且与国际交往愈来愈多,根据术语的“国际性”,直接采用原缩写词,学术交流亦很方便。但缩写词又不能突然采用太多,宜先采用应用广泛、人们比较熟悉的,否则会在科研、生产和学习等方面,造成新的困难和不良影响。对有些长词组术语,可采取在术语中夹杂缩写词办法,使之简明,而又不失术语的中文特性。2.基于上述讨论,对《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与缩写词相关术语,拟提出如下建议。① 14章词条“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metal－oxide－s 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OSFET)〕,建议订为“M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② 14章词条“金属一氧化铝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管(MAOSFET)”〔metal－Al₂O₀－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AOSFET)〕,建议定名为“MA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氧化铝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③ 14章词条“金属一氮化物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NOSFET)〔metal－nitride－oxide－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MNOSFET)〕,建议定名为“MN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金属一氮化物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场效管”。④ 14章词条“V槽场效应晶体管”〔V－groove MOS field effect transistor(V－MOSFET)〕,建议定名为“V槽MOS管”,在注释栏注：“又称V槽MOS场效管”。⑤ 13章词条“化学气相淀积”〔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建议在注释栏注“简称CVD”。⑥ 13章词条“低压化学气相淀积”〔low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LPCVD)〕,建议定名为“低压CVD”。⑦ 13章词条“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淀积”〔plasma－enhanced CVD(PECVD)〕,建议定名为“等离子体增强CVD”。⑧ 13章词条“激光引生化学气相淀积”〔laser－induce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LICVD)〕,建议定名为“激光引生CVD”。⑨ 13章词条“金属有机化学气相淀积”〔metalorganic CVD(MOCVD)〕,建议定名为“金属有机CVD”。五、关于术语的惯用和协调一致问题我们在审定我国科技术语时,要注意到一条原则,即术语的“现实性”^〔8〕,也就是要注意“约定俗成”。有些术语虽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用惯了,则应继续沿用,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会不利统一和引起新的混乱。有的术语在不同学科可能有不同的定名,需要协调一致,最好能确定一个统一的定名。基于此,我考虑《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有些术语应当注意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如：1.2章词条“介质”(dielectric),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将其定名为“电介质”并已公布^〔18〕,物理学界已用惯了,而且这个术语的归属应以物理学科为主,根据“服从主科”的协调原则,建议在这条术语上电子学服从物理学,定名为“电介质”。与之相关的medium一词,物理学订为“介质”,为了统一,建议电子学不要订为“媒质”而取与物理一致,定为“介质”。2.13章词条“棱位错”(edge dislocation)。虽然现在有人主张这样定名,但从60年代起,固体物理学、晶体学、金属学和半导体科学等各界,就已订其名为“刃型位错”^{〔19－21,16〕},而且一直广泛运用;此外,“刃型位错”这个术语“名符其义”,无需“正名”。所以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刃型位错”,以便与其他学科协调一致,定名统一。与其相关的术语“螺位错”(screw dislocation),应定名为“螺型位错”。因为这条术语同上述“刃型位错”一样,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这样定名可与“刃型位错”术语相对应。这样定名可以很好地表达位错的两种基本类型。3.14章词条“固态电路”(solid－state circuit),虽然过去有人采用这个中文术语,但现在多定名为“固体电路”^〔13,16〕。又鉴于此术语的概念是指将有源元件、无源元件制作在一块固体材料上,元件的工作是基于固体内的导电现象或电磁现象、光电现象,或者这些现象的结合,所形成的电路,所以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固体电路”。这个定名既符合“科学性”,又可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4.15章词条“卢瑟福反向散射谱”(Rutherford beckscattering spectroscopy),这个术语国内有些文献^〔22〕和科研、生产实践中,已习惯将其定名为“卢瑟福背散射谱”。为与有关学科协调一致,我建议此术语定名为“卢瑟福背散射谱”。六、结语包含大量工作的《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显示出电子学名词审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自己结合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谈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和不成熟意见,一方面是仅供下一步审定时参考,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同志们共同探讨有关我国科技术语问题,把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搞好。关于《电子学名词》征求意见稿中的编排体例、术语排序和错漏字等问题,我已向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提出,这里就不赘述了。搞好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统一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我国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认真做好。我国前辈学者们在术语定名上,已给我树立了典范。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精神。而且要像术语学家陈原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23〕由于自己水平有限,文中可能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恳希多加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