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oot的译名

在实际工作中，我就遇到了shoot这个词，因没有确切的译名，无奈之下只好称之为“地上部分”，但通篇文章都这样，显得罗唆。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词的：对单子叶草本植物，不管是老是幼，其地上部分均可称为shoot；对于双子叶植物至少其幼苗的地上部分可称为shoot。“征询命名”所提供的名称除“地上部”外均未能圆满地表达其意义，双子叶植物的“冠”与“根”之间应还有一段“茎”，“苗”应包括“根”；“条”、“枝”、“枝条”在单子叶草本植物 中无对应部分。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与root(根)对应起来，有必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此词。我认为“梗”字是较好的候选词，按《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排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北京)第136页的解释，为“植物的枝或茎”，“枝”即包含了“叶”，如能订为“植物的枝和茎”，则可圆满表达其义。在读音和字形方面，shoot对root，“梗”对“根”，也还过得去。或者新造一个字以表达shoot。     

关于“生态环境”一词的几点商榷

《科技术语研究》在2005年第2期上特辟专题,就“生态环境建设”提法进行了讨论。笔者仔细拜读,在深受启发的同时,觉得有几点值得商榷。一、“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不是黄秉维先生笔者在2003年曾就“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概念的起源与内涵进行过探讨,发现“生态环境”这个汉语名词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已有50年历史。^[1]因为,在1953年出版的译著、苏联А.П.谢尼阔夫著的《植物生态学》中就出现了俄汉对照名词“экотоп生态环境”^[2]。在1956年出版的《俄英中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名词》中已经有了汉英俄对照名词“生态环境ecotope экотоп”^[3]。基本上与此同时,“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也开始在部分生态学著作的题名中出现。^[4-5]因此,黄秉维先生在五届全国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即1980-1982年期间)提出“生态环境”一词,实属重提,而不是首创。即使黄先生自己说“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黄先生是“生态环境”一词的首创者。有关“首创者”^[6]的说法欠妥。二、“生态环境”一词在国外也有较普遍应用笔者曾对美国国会图书馆、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在线书目进行过并行检索。结果表明,共有10种书籍在题名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5种出版于中国,1种在波兰,1种在巴基斯坦,1种出版于南非,1种在美国,1种作者不详^[1]。同时对1973年以来的CAB文摘进行的检索结果表明,共有99篇论文、报告和著作在题名或摘要中使用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这一术语。其中中国作者44项,德国作者9项,法国作者4项,其他20个非英语国家29项。国语或官方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和新加坡共13项^[1]。Barrows在他编写的《动物行为、生态学和进化词典》中也收录了“ecological environment”一词^[7]。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使用Barrows认为“环境(environment)”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生物、气候和土壤等条件的综合,既包括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也包括对生物不起作用的因子。而“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是“一个生物的特定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该生物对种群生长的贡献”^[7]。孙儒泳等认为“所有生态因子(即‘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9]。笔者曾将“生态环境”定义为“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影响的环境因子的综合”^[1,11]。王如松最近指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10]。虽然目前对“生态环境”的定义不尽一致。但是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对生物起作用的那些因子^[7,9,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特指“生态关系”或“功能性关系”^[10]。而事实上,“生态环境”一词与“外部环境”^[7]“生物环境”^[9]“粗粒环境(coarse-grained environment)”^[7]和“细粒环境(fine-grained environment)”^[7]等词组一样,在词组结构上均属偏正结构。这些“环境”概念各具特定内涵,并共同构成了生态学整个概念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使用。四、“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不在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提法受到许多专家的质疑,这是事实。但是,其弊端并不在于“生态环境”。因为假如当初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人,知道“生态环境”一词既可能是“生态学的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的简称,又可能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所谓的“生态环境建设”。因为当提出者在可能面对多种解释(如“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生态与环境建设”“生态或环境建设”,等等)的情形下,还不至于“明知故犯”,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提法的弊端正在于提出者当初并没有弄清“生态环境”与“生态学的环境”和“生态与环境”的联系,以及“生态环境”与“环境”的区别。直到1999年,黄秉维先生在承认错误时也还认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8],便印证了这一点。因为“生态环境就是环境”的看法仍然不妥。五、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一般而言,政府行文是面向社会的,它所采用的某个学科的术语,不仅要求在本学科是科学的,更要适合于整个社会,既具有普遍性又不会引发歧义。“生态环境”一词可以作为生态学规范名词来用。在日常用语中用“生态环境”一词“也是可以的”^[12](无论它是“生态学的环境”的简称,还是“生态与环境”的简称)。但是,(1)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学的环境的建设”)没有普适意义,不必见于政府行文之中;(2)若“生态环境”一词用于政府行文之中,既可理解为“生态与环境”^[12],又可理解为“环境”^[8],还可理解为“由生态引起的环境问题”^[12]等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在政府行文中不宜使用。笔者同意对“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提法加以纠正,并以“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保护环境”等来代替。     

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商榷

摘要 本文讨论了两个在植物学文献中使用极其混乱的果实术语——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认为聚合果和聚花果本来的英文名应该分别是“multiple fruit”和“compound fruit”。同时,还应该考虑一些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英文名。因而,近期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经常使用的另外两个英文名“aggregate fruit”和“collective fruit”分别相当于“multiple fruit”和“compound fruit”。一、引言果实在植物分类中是一个重要的生殖性状。然而,果实的分类学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术语长期处于混乱状态^[1,2]。聚合果和聚花果就是一对很好的例子^[3]。许多植物一朵花中仅有一个雌蕊,后来形成一枚果实,这叫单果(simple fruit)。有些植物(例如莲和玉兰)一朵花中具有许多聚生在花托上的离生雌蕊,以后每一个雌蕊形成一枚小果,许多小果聚生在花托上,这叫聚合果;还有些植物(例如桑和无花果)的果实是由一个花序发育而成的,这叫聚花果。由于语言的差异和使用习惯的不同,植物学文献和教科书中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使用极其混乱。常见的有4个词组：aggregate fruit,multiple fruit,collective fruit和compound fruit。本着“疑义相与析”的古训,笔者讨论了这些果实术语的英文名,略表浅见,以期与大方之家商榷。二、聚合果和聚花果的分类历史早在1751年,Linnaeus在其著作Philosophia Botanica中就划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花：单花(simplex flos)、聚合花(aggregatus flos)和复合花(compositus flos),他还识别了8种果实类型,但是并未对其进行详细划分,其中把多心皮形成的果实泛称为复合果(fructus compositus)。Gaertner^[4]在其著作De Fructibus et Seminibus Plantarum中对Linnaeus的果实类型进一步做了一些阐述。他首先讨论了单果(fructum simplicem)和多果(fructus multiplices)的概念,指出多果来源于一朵花中多个子房形成的果实,而复合果(fructus compositus)是由一朵以上的花中子房融合形成的果实。Link^[5]在其著作Philosophiae Botanicae Novae中明确使用了多果(fructus multiplices)这个术语,并且指出多果具单果皮。实际上,这些早期文献中的果实术语已经奠定了今天经常使用的单果、聚合果或聚花果术语的英文名和概念基础。然而,后期的植物学家并未完全使用这些术语,尽管有时也使用了早期的聚合果或聚花果术语,但其英文名却不尽相同或使用的意思恰恰相反。关于聚合果和聚花果的分类历史详见Spjut和Thieret^[3]的评述,结合近期的文献可以列成如表1。注：“—”表示未提及。三、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的商榷早在1880年de Candolle就建议,选择术语应该注重其定义使用的持久性,而不是严格地遵循术语发表的优先律,只有当术语不明确时,才应该考虑术语发表的先后问题^[3]。从上面的列表可见,聚合果和聚花果英文名使用非常混乱,相同的英文名(如multiple fruit和aggregate fruit)有时代表聚合果,有时代表聚花果。因此,如何统一正确地使用它们的英文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将multiple fruit都译为复果或聚花果(见表1),一些西方的植物学家也用multiple fruit来表示聚花果,包括常见著作《植物鉴定术语：图解词汇》(Plant Identification Terminology,an Illustrated Glossary)^[6]。然而,multiple fruit在最早期的植物学文献中是聚合果的意思^[4,7]。笔者同意Spjut和Thieret^[3]的意见,优先使用Gaertner^[4]关于聚合果和聚花果的概念和术语,即聚合果(multiple fruit)和聚花果(compound fruit)。Spjut^[1]在其著作《果实类型的系统分类》(A Systematic Treatment of Fruit Types)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寇香玉等^[2]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新的果实分类系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另外,Collective fruit最早由Lindley^[8]用来定义一种聚花果,后期的植物学文献中都沿用了这个英文名。Aggregate fruit最早由de Candolle^[7]用来定义聚花果,但是后期绝大多数植物学家用这个术语作为聚合果的英文名。考虑到科学术语定名所遵循的“科学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植物学课本和词典中常用的这两个词组aggregate fruit和collective fruit也可以分别作为聚合果和聚花果的英文名。因此,聚合果的英文名应该为multiple fruit或aggregate fruit,而聚花果的英文名应该为compound fruit或collective fruit。笔者希望这些英文名在今后植物学名词术语的审定工作中能够得到重视和考虑。同时欢迎有兴趣的读者与笔者探讨(happyking@ibcas.ac.cn)。     

等高线分类名词应规范

等高线是测绘学科中最基本的名词之一。名正义符,清晰易懂,本来就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可是其分类名词,多年来得不到统一,而且相当混乱。现将有关文献中所采用的分类名词,举数例如下,供参考和讨论。1.《测绘学名词》^[1](以下简称《名词》)中有词条：“首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计曲线 index contour”“间曲线 half interval contour”“助曲线 extra contour 又称辅助等高线”2.《地图学术语》^[2](以下简称《术语》)中所列词条与上述《名词》中的相同以外,增加了所谓“同义词”,分别为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半距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3.《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3]中,“等高线a.首曲线 b.计曲线 c.间曲线”,与《名词》中的相比,没有“助曲线”;也没有《术语》中的“同义词”。4.《省、地、县地图图式》^[4]中,“等高线分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辅助等高线”。与上述《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中的分类名词完全不同,而与《术语》中的相比,没有“半距等高线”。5.《测量学》^[5]中,等高线的分类：①基本等高线(又称首曲线)②加粗等高线(又称计曲线)③半距等高线(又称间曲线)。与《术语》中所用的名词相比,主次相反,且没有助曲线这个名词。6.《测量学》^[6](土建类专业用)中只有首曲线、计曲线和间曲线,也没有助曲线。7.《普通地图编制》^[7]中,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与《术语》中的相同,只是把“同义词”变成了“又称”。从以上情况来看,等高线的分类名词众说纷纭,没有共同语言,形成这样的混乱局面,令人无所适从。还有个别词条,如《名词》和《术语》中的“助曲线extra contour又称辅助等高线”。其中的英文词和“又称辅助等高线”都不正确。再说,助曲线有“又称”,难道首曲线等三个名词就没有“又称”？还应着重指出的是,上述两本《测量学》教材,连助曲线这个名词都没有。以上文献中出现的两组等高线分类名词,都是从国外传入我国的,已混用多年,分不清哪一组是规范名。“首曲线”这一组名词是早年从日本传入我国,沿用至今,直接引用日文中用汉字书写的这组名词不够通顺,对首曲线而言,是按规定的等高距测绘的,图中最主要的等高线。计曲线不过是将每第五条或第四条首曲线的线划加粗些,为的是便于计数。而间曲线和助曲线只是首曲线还不足以显示局部地貌特征时才测绘,起到辅助作用,并不是图中非要不可的,视地面坡度变化情况而定,现从有关文献^[16]中获悉,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对这些名词作了如下的修改：“主曲线 intermediate contour……[古]首曲线”“计曲线 index contour,principal contour……”“补助曲线 auxiliary contour supplementary contour……[古]间曲线,助曲线”。这里除了首曲线早就改称“主曲线”^[15]外,淘汰了“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词不达意的名词,将这些用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16]基本等高距测绘的等高线,根据其性能统称补助曲线,或辅助等高线,也有称“补充等高线”^[8]的。辅助等高线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术语,其涵义在不同外文文献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如：“Supplementary contour or one-fourth the basic interval are drawn and shown in dashed lines.”^[17]“auxiliary contour(supplementary contour).An extra contour introduced,in areas where contours at the standard interval are too far apart on a map,to show the relief adequately.”^[19]“辅助等高线用虚线来表示。”^[14]在国内的教材中,也有“加绘补充等高线(间曲线、助曲线)是局部缩小等高距的方法。为了区别于基本等高线,补充等高线大多采用不同式样的虚线。”^[8]可是《名词》、《术语》等文献中,把辅助等高线与助曲线混为一谈,造成混乱。要达到测绘学名词规范统一的目的,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希望提高透明度,集思广益。增加责任心,多查考外文资料,注意与国际接轨,问题就不难解决。至于“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半距等高线”这一组分类名词是上世纪50年代从俄文ОСНОВ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УТОЛЩЕН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翻译过来的,还有辅助等高线(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ГОРИЗОНТАЛЬ)乃是泛指不按基本等高距测绘的,而是用虚线描绘的等高线,显然这一组名词要比原有“首曲线”那组分类名词,通顺些。在美国地质测量局(U.S.Geological Survey)的地形图图式中,等高线也是分intermediate contour,index contour和supplementary contour三种。^[13]综合以上所述,认为可用基本等高线,加粗等高线和辅助等高线作为分类名词的规范词,而以主曲线、计曲线和辅助曲线作为目前允许使用的非规范词,规范名词的英文对应词就可用上面intermediate contour等三个惯用词,得以与国际上的名词概念接轨,有利于交流。此外,对前面提到助曲线所附的英文词问题,extra contour^[14]不是术语,英文对应词也只能根据其内涵译quarter interval contour^[10],如同间曲线译half interval contour^[10]一样,即使不用间曲线和助曲线这两个过时的名词了,但有时还会分别提到这两种辅助等高线,在德文和俄文书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分别为Halbhhenlinie,viertelhhenlinie和ПОЛУГОРИЗОНТАЛЬ,ЧЕТВЕРТЬ ГОРИЗОНТАЛЬ。前面提到等高线分类名词的混乱,而分类名词的英文对应词更加混乱,有待澄清,列举如下：index contour计曲线,误认为首曲线;^[9,12]intermediate contour首曲线,误认为计曲线;^[9,10,12]auxiliary contour辅助曲线,误认为间曲线^[11],还有误认为助曲线^[9]的;supplementary contour辅助等高线,误认为间曲线^[11];前面已提到的;extra contour并非术语,误认为助曲线^[1,2,11]。此外,应着重指出的是,2002年公布的《地理信息系统名词》中,有关等高线分类名词的词条,就只有“计曲线index contour”和“间曲线intermediate contour line”,连首曲线和助曲线都没有。这里间曲线的英文对应词也不正确;还有前者称contour,后者称contour line也不恰当,两者不应并立。前者是指“地面上高程相同的点,连接起来所形成想象的闭合曲线,称contour,按它们的正射投影描绘到地形图上,就称之为contour line。”^[20]也可不必考虑这样的区分,但用词必须前后一致。从以上情况看来,未能与1990年和2002年公布的《测绘学名词》协调统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希望再版时作适当修改。以上所提是否有当,恳请批评指正。     

如何看待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

Shoot一词的中文译名,在审定<植物学名词>时,曾经过很多次讨论,仍未能订定一个合适的名词.这一名词,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欧美植物形态解剖学界以专业名词形式风行以来,我国植物学和农林学术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法.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究其原因,可能由于shoot这一名词是后来植物学家们借用原来的一个普通英文词赋予新的专业内容的缘故.     

“震旦”一词的溯源及在地质学中的应用

“震旦”一词源于佛经,东晋帛尸黎密多罗译《佛说灌(贯)顶经》第六卷中有：佛语阿难……阎浮界内有震旦国^[1]的记述;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七二玄应音杂阿昆昙心论：振旦,或作震旦,……旧译云汉国^[2]。有的佛经上亦有译作“脂那^[3]”,总之,“震旦”(Chinisthana)为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之谓,即以后之“支那”,其源亦为秦国之秦的对音。汉语“震旦”一词既有代表中国之内涵,早期在文化教育界常有使用,诸如1903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以“震旦”一词为名的独立学院,即称震旦学院,后改为震旦大学^[4]。1932年又另设“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甚至在国外也有使用,诸如1942年在巴黎创办有相当影响法国报纸“震旦报”(L’Aurore)是以“震旦”命名。“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使用更是源远流长,有其特殊科学含意,主要是反映在地层、构造方面,在古生物、矿物术语命名上,也不乏以“震旦”一词命名,诸如震旦角石(Sinocerac),震旦矿等。本文就以“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发展史的演变,做如下的探讨。1.美国地质学家彭拜来(Pumppelly,Raphael,1837－1923)^[5]于1862－1865年在华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各地山体结构,山脉走向皆呈北北东——南西西,把这一特征命名为震旦上升系统(Sinian system of elevation),以表示华北及西伯利亚东部北东方向的褶皱,后统称“震旦”方向(Sinian trend)^[6],从此,“震旦”一词进入地质学的含义之中,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的一个特定术语。2.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5]在总结他1868－1872年在华考察工作时,于1877年把“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他认为凡在中国一切未变质之前寒武系及寒武系岩层,均划归震旦系(Sinian system)^[7],由于这段元古代晚期地层最早在中国发现与研究,故以“震旦”命名,表示中国特有。纳入中国地质年代表为震旦纪(Sinian Period)。从文献记载,虽暂定为元古代晚期,大体从十九亿年开始到五亿七千万年结束,其岩相则主要是浅变质或不变质的沉积物为主。3.美国构造地质学家威理士(Willis,B,1857－1949)^[8]于1903－1904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时,将李希霍芬创立的震旦系改为下震旦系——寒武系及上震旦系——奥陶系两部分,他认为在中国北部两者是不可分界。把李希霍芬之前寒武、奥陶系屏除于震旦系之外,命名为寒武奥陶系^[9]。4.中国地质事业创建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率领地质研究所学员于1914－1916年在北京西山及其周围进行野外地质实习中,做了大量实际剖面测量与分析,在1916年出版的《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10]中,系统地探讨了南口系并修正和补充了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划分,同时也提出了维理士上述方案两系合为一体的弊病,认为两系尚有一平行不整合,并以唐山临城等资料论证寒武系与奥陶系并非一体,而两系早为世界地质学家所贯用,于中国似未见疑义,《修业记》堪称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部考察报告。5.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Grabau,A.W.,1870－1916)^[11]于1920年受聘来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受托于地质调查所专题研究震旦系,1922年发表了专论《震旦系》(Sinian System),他主张应缩小李希霍芬关于震旦系的范围,认为仅限于寒武纪以前之南口系,或滹沱系,并提出废弃维理士寒武奥陶之一体性之说^[12]。6.比利时地质学家马迪幼(Mathieu)1922－1923年担任开滦矿务局地质师时发表了《直隶滦县震旦系地层》^[13],文中简明地阐述了震旦系划分的原则及内涵界限。7.中国地质学家高振西早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就对中国震旦系发生浓厚兴趣,1930年发表了《“震旦”一词在中国地质学上的意义之变迁》,毕业后,1931－1933年对河北蓟县震旦纪地层做过专题调查与研究工作,1934年发表了《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14],以实际调查资料论述了划分震旦系的原则,比较系统地建立起中国北方震旦纪地层层序,建立起震旦系剖面,为三群十组,确定了蓟县岩石地层的基本格架。他的开拓性的工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采纳和称赞。8.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李四光四十年代建立了中国南方震旦系剖面;在创立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时;把与震旦方向相当的构造,称之为华夏系(cathaysian system)、中华夏系(Mesocathaysian system)及新华夏体系(Neocathaysian system)^[15]。9.章鸿钊1936年创立“震旦”运动(Sinian movement),他认为中生代晚期至始新世后,中国东部地壳运动可分为五期,都与地震方向略近直角,他用地壳波动说和地壳均衡说来说明震旦运动的起源,他提出震旦运动是地下岩浆前后反复活动而引起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运动与震旦运动之异点》,《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之新认识》,对震旦方向、震旦运动做了独特的解释,1943年他还发表了《所谓震旦运动及对批评重加一省》。10.我国地层学家赵金科1936年发表了《震旦纪大地槽及其联合古陆中之位置》^[17],在汇集世界各地震旦纪地层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大陆漂移说。11.我国地质学家马杏垣1960年提出震旦系顶、底界面所代表的时限(震旦阶段)作为一独立的构造旋回,命名为震旦旋回(Sinian cycle)^[18];同年把豫西黄山沉降带中震旦纪末的地壳运动,命名为震旦褶皱(Sinian folding)^[19],并创立震旦褶皱带(Sinian fold belt)新概念^[20]。震旦系岩层大都不整合于五台系,或泰山系之上,在我国北方殊形发育,尤以河北南口,山西滹沱区域为最,后来在湖北宜昌亦有发现,地理分布较广,其主要岩性：下部为石英砂岩、页岩或板岩;上部为硅质灰岩。兹将上述几位外国地质学家关于震旦系划分论点加以对比,以示解放前有关震旦系之划分。这里还应说明的维里士以山东张夏及新泰地区为据,强调不整合关系,当时另有一套划分系统。12.我国北方震旦系,以蓟县北部山区一条中上古界地层为标准剖面,俗称“蓟县剖面”,历经约十一亿年的沉积历史,以岩层齐全、山露连续、保存完好、顶底清晰、构造简单、古生物化石丰富、变质极浅、有上万厚的特点,显示出得天独厚的本色。早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共认^[21]。1984年10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蓟县剖面,包括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系的中、上元古界的地层剖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填补了我国这类自然保护区的空白,成为国际地质学界探究古老地层的典型剖面^[21]。为众人所向往。     

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

摘要 本文对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的一义多词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分析,并就解决该问题提出了两点建议。
自1989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原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微生物学名词》以来,迄今为止已公布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12个分支学科的规范名词^[1～10],使我国生命科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名词混乱、定名不准和用名不当状况有所改善,在统一生命科学名词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目前生命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一义多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生命科学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提出了更迫切和更高的要求,“一义多词”的名词亟待统一。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一书时所收集的部分资料,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一义多词现象举例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历史悠久、分化和发展迅速的一门科学。有相当多的名词属于基本名词,对部分或全部分支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从已公布的各学科名词来看,对不少基本名词,在各学科之间却定名不一(见表1)。表1所列仅是与生态学关系比较大的一些名词。生命科学各学科间的一义多词问题由此可见一斑。二、产生一义多词问题的原因1.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有明显分歧生命科学的词汇多数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而对若干概念,国外的认识也不一致,这便成为译名混乱的根源之一。比如Lincoln等人认为“acclimatization”是生物对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渐变可逆性调节。与此相对应,他们认为“accliamtion”是生物对人为或实验环境因子的渐变可逆性调节^[14]。Mackenzie等人^[15]和Resinger等人^[16]的观点与他们基本相同。但是Collin^[17]和Ricklefs^[18]把“acclimatization”与“accliamtion”视为同义词,认为是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形态或生理可逆性变化反应。难怪“acclimatization”的译名有“驯化”^[3,12]、“[风土] 驯化”^[9]和“气候适应”^[12],等等。同样道理,“allelopathy”的译名有“异种克生[现象]”^[1]、“化感作用”^[6,11,13]和“异种化感”^[9],等等。笔者认为“异种克生”仅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不利作用,而“化感作用” 和“异种化感”则表明了某种生物的代谢分泌物对其他生物的有利或不利作用。但是“异种化感”仅包含种间作用,而“化感作用”则既包含了种间作用,又包含了种内作用。土壤学名词(定义版)(1998)^[13]把“allelopathy”定名为“化感作用”,认为它是指“植物分泌某些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的生长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虽然该定名和定义均比较好,但是同其他定义^[14,16,19]一样,该定义的信息有严重欠缺,没有指明是种间“其他植物”,还是种内“其他植物”,或二者均包括在内。笔者认为可将“化感作用”定义为“植物分泌的化学物质对异种植物或同种其他植物产生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生命科学概念体系是一个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动态体系。对生命科学基本概念的定名应当反映生命科学的最新发展水平。名词的内涵变了,名词本身也应相应变化。比如“allelopathy”最初是指植物通过释放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发芽或生长的抑制作用,现在认识到它是植物的一种普遍的抗竞争机制^[19],包括种间竞争性化感作用和种内竞争性化感作用^[15],既有不利作用,又有有利作用^[20]。对“allelopathy”内涵的全面认识,是给其定名和定义的必要前提。2.对概念的措辞不同即对概念的内涵理解比较一致,但在遣词用字上却存在差异。如“被动运输”与“被动转运”,“单态”与“单态现象”,“异域种”与“异地种”,等等。从表1可以看出,生命科学各学科的一义多词现象多属于此类。汉语文化博大精深,可供表意的词汇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虽然为择优定名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出现一义多词的另一原因。由于对外来词汇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加上个人遣词用字习惯的不同,以及对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便造成了一个概念多种名称。3.对“规范名词”和“不推荐用名”的认识不同在已公布的生命科学各学科名词中均有一些“不推荐用名”。在这些“不推荐用名”中,有的名词在这一学科为“不推荐用名”,而在另一分支学科却为“规范名词”。如“生命带”和“广布种”在《植物学名词》中均为不推荐用名^[9],而在《动物学名词》中却为规范名词^[6],等等。4.各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较差在近年来的名词审定工作中,生命科学各学科分别进行,且历时较长,客观上给定名协调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协调工作不力亦是造成一义多词问题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从表1可以看出,大多数概念的一义多词,不是认识上存在本质区别,只是措辞不同而已。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工作,对此类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三、对策生命科学名词的规范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多数分支学科已完成第一批名词审定,有的学科正在进行名词审定;已完成第一批审定工作数年的一些学科,不久将要进行增补、修订和补充定义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生命科学名词规范化工作,首先应鼓励和加强对有关概念的研究,注意学科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提高和统一认识,为择优定名和名词定义打好基础。这是其一。其二,要加强各学科之间,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定名协调工作。建议成立一个生命科学名词审定协调机构,管理和推动生命科学各学科以及与交叉学科之间的名词审定、修订和定义的协调工作。* 王孟本研究员是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教材应是术语规范化的楷模--略谈一些现行教材术语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中小学教材更是广大师生学习、使用科技术语的楷模,但白玉微瑕,一些现行教材在术语使用上尚有改进的余地,今仅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3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高中《数学》第一册(以下简称新教材)中的一些不规范之处,提出修订意见,供有关专家参考并祈教正。1.改正、余弦定理为正、余弦定律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分别由相应的俄文名ТЕОРЕМА СИНУСОВ、ТЕОРЕМА КОСИНУСОВ直译而来,这两个名词和符号tg、ctg一起,于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我国中学课本,新教材的试验本(1997)早就根据国家标准(GB3102.11—93),将两个符号分别改为tan、cot。而正、余弦定理却沿用至今,殊不知,国务院曾明确批示：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全国科研、教学等各部门,均应遵照使用(摘自国函[1987]142号文件),建议新教材遵照《数学名词》^[1],将两个定理分别更名为正弦定律(law of sines)与余弦定律(law of cosines)。2.改象、原象、图象为像、原像、图像2001年10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了《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根据会议审定的这两个字的名词义和语词搭配实例,建议新教材将函数的相关概念：象、原象、图象,分别正名为像、原像、图像。3.series不是progression的同义词新教材的部分中英文词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在等差数列的英文名arithmetic progression下面,另加了一个arithmetic series作它的同义词,此举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文献^[1]已将后者的汉文名规范为等差级数,正确地反映了等差数列与等差级数间的区别,多义词series的确还有“列”、“串”诸含义,但它与arithmetic搭配之后,就只能是等差级数,而不可能是等差数列,否则,不仅与定义：arithmetic series,the indicated sun of the terms of an arithmetic sequence^[2]不符;更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DIS 704《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3]关于术语单义性的原则相悖,故建议从对照表的词条“等差数列”中,删去arithmetic series。同理,还建议删掉词条“等比数列”中的geometric series。4.术语简明性原则及名词的数《术语工作原则与方法》要求“术语应尽可能简明”^[3],人们在列词汇表时,不会把“实数集”写成“所有实数的集合”,同样,英语中也常把“the set of all real numbers”简之为“set of real numbers”^[4]。显然,对照表中所录N、N+、Z、Q等数集的英文名均可作类似的简化。由于上述各个数集都由无穷多个数构成,故各词条中的名词“numbers”都用复数形式,但同一张对照表,同样是由无穷多个数构成的无穷数列,词条中的名词“number”却用单数形式,似欠妥当,建议对照表的“数列”、“有穷数列”、“无穷数列”各词条中的“number”均改正为复数形式,例如：数列sequence of numbers^[5]。5.两种命题的英文名有误对照表将四种命题中的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分别定为negative proposition与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是,许多逻辑学家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作负命题^[6],它指称的是一个命题的否定(negation),而不是条件命题(conditional^[7],亦称蕴涵命题implication^[2])的否命题,显然,对照表中这两个英文名有误,其实,从英文文献(例如[2]、[7]、[8]等)不难查出converse、inverse、contrapositive作名词,在逻辑中就分别是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的英文名,因为“在英语中名词作定语是常有现象”^[9],为避免由inverse等词的多义性可能引起的混淆,建议词汇对照表作如下更正：否命题 inverse propos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 proposition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

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几个数学概念英汉名的商榷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1993年公布的《数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4)将条件命题pq的变形式：┐p┐q,qp,┐q┐p的汉文名及相应的英文词分别审定为：否命题 negative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 proposition逆否命题 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但从相关的英文文献来看,上述英文名值得商榷。首先,笔者认为negative proposition的汉文名应该是否定命题^[1－5],而不是否命题。如所周知,否定命题就是主联结词为否定词(┐)的命题,^[6]相对于命题A其否定命题就是┐A。而否命题则是将条件命题pq的条件与结论分别予以否定后,得到的命题┐p┐q,它仍是一个条件命题。两个名词虽只一字之差,却要“注意不可以混淆”^[7]。从《新牛津英语词典》我们知道：在逻辑中negative作形容词,可用来否定一个命题;作名词它就是negation的同义词。^[8]而英文版的数学词典或教科书对negation的解释是：negation If p is a statement,then the statement ‘not p’,denoted┐p,is the negation.^[9]由此不难看出,negative用以否定的是整个命题,而不是一个命题的某一两部分。文献[1]关于否定事实的阐述,引用了罗素的观点,也就是“Russell believes that negative facts exist and represented by negative proposition.”由于该文献前此有“事实可以用命题或判断来陈述。”故negative proposition被译作否定命题是十分恰当的。而把negative proposition译成否命题则有欠妥当。进而把converse-negative proposition当作逆否命题的英文名亦不可取。其实,在英文版的数学词典中不难查到相关词条：contrapositive The contrapositiv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converse The converse of an implication pq is the implication qp.^[9]这就是说,作为名词contrapositive和converse就是逆否命题和逆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数学词典[10],以及笔者查到的十余本英文版教材或杂志,无一例外也都是这样定义或使用的。否命题一词的英文名使用频率稍低,《牛津数学词典》未予收录。但词典[10]中词条INVERSE,adj.,n.的子目：inverse of an implication.The implication which results from replacing both the antecedent and the consequent by their negations.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名词inverse就是否命题的英文名。英文版离散数学教材[11]也有相同的定义。另外,有台湾学者称┐q┐p为“原始条件命题pq的反命题”^[12]。但从所给表达式易知,他所称之反命题,即《数学名词》所规范的否命题。再从其所附英文词亦可知inverse即否命题之英文名。理清了三种命题的英文名之后,笔者建议《数学名词》再版时,规范中学数学课本常说的四种命题。即原命题 original proposition逆命题 converse[of an implication]否命题 inverse[of an implication]逆否命题 contrapositive[of an implication] 注：遵从《数学名词》的编排说明,条目中[ ]内的词是可省略部分。     

玻璃译名考——兼评《注》“璧”注

玻璃的译名本来够多的了,若再加上琉璃的译名,那就多且繁矣！这样说读者也许会感到茫然,因为现在的玻璃和琉璃分明是两码事,怎能加在一起呢？殊不知在我国古代,玻璃和琉璃原本是一码事。不信,请看：《辞源》“玻璃”条下就说：“(琉璃)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1]明人顾起元的《说略》上明白指出：“琉璃,一作颇黎,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化,故曰冰玉”。^[2]方以智(明末清初人)在其《物理小识》里也有“……今山东益都颜神镇烧琉璃,……即玻璃也”^[3]的话。《化学工业发展简史》说得更具体了：“玻璃又名颇黎,古时有时称为琉璃,但琉璃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用牛羊角所制的薄片,也很透明,古书上颇黎与琉璃并举,故有混淆的可能,应予注意。”^[4]在《说文解字》里,许慎称之为“璧”的^[5]就是这种东西。这里特别要提出来的是,清人段玉裁(1735－1815)撰写《<说文解字>注》对“璧”一词作了详尽的注释,正因为段氏这个注释既给我们传达了有关玻璃译名及其来源的信息,但同时也把我们导入了误区。下面是段注的摘要(黑体为《说文》原文,仿宋体为段注,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石之有光者,璧也。……璧,即璧流离也。《汉书·地理志》曰：“……入海市明珠、璧流离……”。《汉书·西域传》曰：“罽宾国出……璧流离”。“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吴国《山碑》纪符瑞亦有“璧流离”。梵言“吠瑠璃”,“吠”与“璧”音相近。《西域传》注：“孟康曰：‘璧流离’青色如玉”。今本《汉书》无“璧”字,读者误认正文“璧”与“流离”为二物矣。今人省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古人省之曰“璧”,“”与“流”、“瑠”音同。杨雄《羽猎赋》：“椎夜光之流离”,是古亦有作“流离”也。出西胡中。西胡,西域也。班固曰：“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故《说文》谓之“西胡”,……《魏略》云：“大秦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师古曰：“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洽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6]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对这则段注的评价是：“关于璧流离这个语词在汉以前的出处,段玉裁所说已经介绍的非常详尽,可惜他只泛指为胡语而没能仔细推究它的语源。”^[7]笔者认为大师的评语有的流溢美之音,有的挟护短之嫌。下面就段注作一浅评。首先要指出的是：玻璃的译名(即《说文》称的“璧”,段注说的“璧流离”)远不止段举的那几个,至于他说的“‘璧流离’三字为名,胡语也”的“胡语”,恐怕不像罗氏所说的是“泛指”,而是错指了。不错,我国古时所称的“胡”,自魏晋至隋也包括西域(秦汉时只指北方的匈奴),但据笔者查考,段注引班固说的三十六国(或五十一国)中没有包括印度(《史记》称“身毒”,或写作“身笃”,《续后汉书》称“天竺”,《大唐西域记》里还有“贤豆”之名),这也可从它(《汉书》)对西域的界定中看出：“(西域)南北有大山(北指阿尔泰山,南指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天山西段),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旧时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8]可知《汉书》上的西域是狭义的西域,即今新疆一带和前苏联中小亚细亚地区,印度和波斯(今伊朗)等西南亚国家不在其内,而玻璃译名词源的真正出处是印度,个别出自波斯。退而言之,段注“胡语”的“胡”是指广义的西域,即扩大到西南地区的西域吧,可是当时对印度不称“胡”,对印度语更不称“胡语”,这有典籍为证。如《魏书》上说：“浮屠正号曰佛陀,……皆西方言,……沙门,或曰桑门,总谓之僧,皆胡言也。”^[9]这里不必研究魏收的“浮屠”、“沙门”等名的出处是否正确,但他明白无误地把“胡言”和“西方言”分开来了。这里的“西方言”就是指的印度语,“胡语”则指西域语。还有宋朝的法云和尚在其《<翻译名义集>序》里说得更明白具体：“能诠之名,胡、梵音别,……葱岭以西并属梵种,铁门之左皆曰胡乡。”^[10](“铁门”为古关名,在今乌兹别克南部杰尔宾特附近,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要隘)。法云不但认为“胡、梵音别”,而且把印度与“胡乡”(即狭义的西域)的地理界线都划出来了。所以我们说段注对玻璃译名词源的出处不是“泛指”而是错指并非妄言。既然巫山县太爷(段玉裁曾任该县知县)连出处的方向都没有搞清楚,罗氏要求他指出词源来,岂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其实“璧流离”的词源就是梵文Velūriya)。第二,段注说“今人省之(指“璧流离”)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段氏明知西汉杨雄(公元前53－18)在两千年前写的《羽猎赋》里已有“流离”一词了,却硬说是“今人省之”的。岂不自相矛盾！至于“今人……改其字为‘瑠璃’”,则更显得无知了。殊不知与杨雄同时的桓宽(宣帝时人)在《盐铁论·力耕》里就赫然书有“瑠璃”两个字(原文见后),而魏晋以后译的佛经里,几乎俯首即可拾到“瑠璃”(详见后)。段氏也许没有读过佛书,难道《盐铁论》也没读吗？当然,段氏说的“今人”没有指出时限,但一两千年前的人总不能算“今人”吧。第三,段注说“今本《汉书》无‘璧’字”,但据笔者查阅能找到的《汉书》各版本都有“璧”字,连段氏自己引的《汉书》(即段注中的《地理志》)里也有此词,不知他说的“今本”又是什么本子？第四,关于“璧流离”的出处问题。段注认为最早出自《汉书》,其它典籍也都如此,但笔者对此始终存有疑窦。既然“流离”、“瑠璃”等名是由“璧流离”脱胎而来,那么“璧流离”就是母体了,可是,如上所述,“流离”和“瑠璃”在班固(23－92)兄妹撰《汉书》前的百多年就有了,哪有母亲比儿女晚出生一百多年呢？不错,段注也提到“汉武梁祠堂画”有“璧流离”一词,但不知此画出自何时何人手笔？从名辞书典籍没有把它作为“璧流离”的出处来分析,它的问世时间不会比《汉书》早。由于笔者一时也未找出它的更早出处,这个问题就暂时存疑。总之,段氏的“璧”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他毕竟做了一些发前人未发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考证,其功是不可灭的。澄清了段的“璧”注以后,为了不使读者纳闷,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谈一下琉璃的问题。前面已经引证了古代的琉璃就是指的玻璃,但尚未说明古代琉璃与现代琉璃是不是二而一的东西？不是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首先必须肯定,琉璃在古代和现代不是一码事,至于它们的区别,《古今陶瓷源流考》(清人著,姓氏不详)说得非常清楚：“古者琉璃本属金属之类(应属矿石之类),《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十种,盖矿产地,今之琉璃则系熔化药石,制成彩釉,施于陶器,因其光华润泽似琉璃,遂以是名耳’。”^[2]可见古代的琉璃原是一种透明的矿石,《西域传》注说它“青色如玉”(见前),这就是现在称的绿宝石,也叫绿柱石或猫儿眼,与翡翠同类。玻璃原来也指一种天然宝石,但多数人(包括一些辞书编者和学化学的人)说它就是水晶,大谬矣！按水晶透明无色,而天然玻璃是有色的,唐释慧苑的《新泽大方广佛华严经义》(以下简称《慧苑音义》)说它“有赤有白”^[11],而慧琳法师(唐人)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慧琳音义》)则说有“黄、碧、紫、白四种差别”^[11]。正因为玻璃和琉璃原来都是指的“光华润泽”的宝石,只是颜色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先辈就把两者混同起来了,这就是古代把琉璃称作玻璃的原因。还要指出的是：关于我国玻璃和琉璃的译名词源,各家所说不一,但主要来自梵文则是一致的(注意,这里说的梵文包括sanskrit<即经典梵文,唐宋人称“正梵音”,罗常培译为“梵文雅语”,以下简称“梵雅”>和prakrit<罗常培译为“梵文俗语”>),因为“玻璃”和“琉璃”两词在印欧语系里的原始形式都是梵文(指梵雅),如“琉璃”在梵雅里为vaidūrya(本义为“青色宝”,后来变成“有色玻璃”的通称^[7]),其它如希腊文的beryllos,拉丁文的beryllus,波斯文(也包括阿拉伯语,因为它们这两词拼法一样)的bilaur,中古法语的beril,中古英语的beryl都源于vaidūrya,而梵俗的velūriya则是vaidurya的音转。^[12]“玻璃”一词,梵雅为sphātika,波斯文为phātika,巴利文(古印度文之一)为phālika,梵俗为phāliha^[13],一看就知道这里的phātika,phālika和phaliha是sphātika的音省或音省加音转。当然,这并不是说汉语的玻璃和琉璃的译名都是从梵雅移译过来的,只能说大部分是这样。从梵俗译过来的也很多,还有个别是以波斯文和巴利文为词源的。由此看来,玻璃(包括琉璃)的词源可真不少,而译名则更多,据笔者初步挖掘出来的就有五十多个。现在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的工作了。形象地说就是媒人牵线的工作,也就是把原文词和译名发音相同或相近的作合起来配成对儿。这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当然,如果译者在翻译时是按原文音节逐个译出来的,且其发音又正确的话,媒人按音索“骥”就可毕其功矣,无奈大部分译名不是这样。大家知道,汉语是单音节文字,这种文字不习惯接纳多音节词,古汉语尤其如此。因此,大多数译名都省略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音节或音素,省多了,庐山的面目就隐约在“虚无缥缈间”了,这是困难之一;之二是,有些译名并非直接从印度方面传入,而是通过西域转进来的,在辗转过程中,自然要受到西域语的感染,于是发生音变,或者有的就是西域语的译名的再转译,也就是第二手的译名,现在要拿第一手的原文与某些音变的或第二手的译名对号入座,当然会枘凿不入了;之三,有的译者(包括西域译者)发音不正确,从而有产生“讹转”(慧琳语)或“讹略”(玄应语)或“讹转”加“讹略”,如此这般的折腾磋跌,更使媒婆扑朔迷离,无法找到门当户对的搭档。遇到这种情况,月老只好“拉郎配”了。再者,译名虽说有五十多个,但有些只是字不同音却相同或相近的,笔者把此类译名归在一起,用“/”或“(/)”符号隔开,其后再注出原文和出处,这样既省事又醒目。1.璧(/)流离/碧琉璃/别瑠璃它们的词源都是Velūriya(梵俗)的省音译(省去了尾音节－ya)。“璧流离”是我国最早的、有三个字的译名,现在都说语出《汉书》(引文见前),它不但演化出这里列的几个异体名来,还是早期两个字的译名的母体,即早期两个字的译名都由它省略而成,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保留了原字,有的则用同音或近音字。如省略第一个字就成了“流离”、“琉璃”等等;省略第二个字就是“玻璃”、“颇黎”等等;而“璧”一名即第三个字的省略。“碧琉璃”、“流离”和“别瑠璃”三名引自高名恺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笔者只发现汉刘歆的《西京杂记》里有“绿琉璃”的说法。2.璧(/)：按“”为“”的俗字词源与1.同,省去了末尾两个音节－riya,其出处见《说文》“”条。3.流(/陆)离/琉(/瑠)璃/楼黎词源同1,省去了首音节ve－和尾音节－ya。“流离”一词始见于《羽猎赋》(原文见前),“陆离”语出《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但此处意为“参差错综貌”,因音同而借用之^[14]。“瑠琉”的最早出处是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15]“琉璃”比“瑠璃”要晚出一二百年,时间约在东汉至三国。如《孝经纬·援神契》(系东汉人伪托《孝经》之作)^[16]、《海内十洲记》(原题西汉东方朔撰,据考证为六朝人伪托^[3]、《汉武故事》(原题班固撰,实为六朝时人之伪作)^[16]、《博雅》(即《广雅》,三国魏张揖撰))^[17]等书均有此词。自“琉璃”出世后,它与“瑠璃”并行而不悖,直到清朝,这位后生(琉璃)便把兄长(瑠璃)挤下了历史舞台,其具体时间大约是清中叶以后,因为清初的纳兰性德还有“瑠璃一万片,映微桑乾河”^[18]之句。至于“流璃”和“楼黎”,只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下载有其名。此外,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里还有“琉瑠”(或作“瑠琉”)之名：“社公引佐吏命前坐,……令作乐,器悉如琉瑠。”^[18]4.吠瑠璃(/琉璃/)毗瑠璃(/琉璃)词源同1.,省去了尾音节－ya,“吠瑠璃”和“毗瑠璃”均见玄应(唐释)的《一切经音义》(以下简称《玄应音义》)：“瑠璃,吠瑠璃也,亦云毗瑠璃,又言鞞头黎,……”^[11]。具余的均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5.毗头黎(/利)/鞞头梨/头利它们都是Vaidūrya(梵雅)的省音译(省去尾音－a)。“鞞头梨”引自《玄应音义》(引文见4.),“毗头黎”与“头利”均见《语言与文化》(P.23),“毗头利”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6.吠努离耶/吠(/别)瑠(/琉)璃耶/鞞稠梨夜/拏璃耶这些都是全译名,除“鞞稠梨夜”与Vaidūrya音近外,其余都是Velūriya的对音。“吠努离耶”见《梵语杂名》：“瑠璃,吠努离耶。”^[11]“吠瑠璃耶”见《慧苑音义》：“瑠璃梵言,具云吠瑠璃耶。”^[11]“鞞稠梨夜”见《佛学大辞典》“吠瑠璃”条,“吠琉璃耶”,“别瑠璃耶”和“拏璃耶”均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琉璃”条。7.玻璃(/琍/瓈//梨)/波梨高名恺说它们源于梵雅sphātika或波斯文phātika^[19],丁福保只说源于Sphātika,^[20]可是它们都与译名对不上音,笔者认为季羡林说的源于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比较合拍^[10](只省略了尾音节－ha或－ka)。按“玻璃”之名在《太平广记》(卷81)引的《梁四公记》里有记载：“扶南(古国名,在今越南南部)大舶从西竺国来,卖碧玻璃镜,……”^[21](不过《康熙字典》“玻”下引的《梁四公记》的这段话,“玻璃”写作“颇黎”)。“玻瓈”语出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玻瓈,玉也”。^[22]“玻”一词最早见于三国魏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为该书称的“七宝”之一：“金、银、瑠璃、玻、珊瑚、玛瑙、砗磲”^[23]。“玻琍”和“波梨”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尚未找到其它出处。8.颇黎(/梨/瓈)各家对其词源的说法与7.同,但笔者从季氏之说,即为phāliha或phalika之省音译。“颇黎”始见于六朝人假托的《十洲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16]“颇梨”见《魏书·西域传·波斯》：“(波斯)土地平正,出金、银、瑜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黎……^[21]。再者,《玄应音义》说“颇黎”是“讹略”的译名(原文见11.),他显然认为它的原文词是梵雅sphātika才作此武断的,殊不知佛家术语,如前所说,词源除来自梵雅外,还有梵俗、波斯文和巴利文等。“颇黎”一词若依梵俗phāliha或巴利文phālika的发音,只能说是“略”而不“讹”。“颇瓈”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9.颇迦其词源应是波斯文phātika或巴利文phālika之省音译(省去了中间音节－ti－或－1i－)。“迦”古读作ka。出处同8.的“颇瓈”。10.颇胝“胝”,《玄应音义》谓“竹尸切”,即发zhi音。据此,其词源应是phātika(波斯文)的省音译(省去尾音节－ka)。此名见《玄应音义》：“颇黎,……西国宝也,梵言塞颇胝迦,又言颇胝,此云水玉,或云白珠。”^[11]稍后的《慧琳音义》又进一步解释说：“颇胝迦,古译或云颇黎,或云颇胝,皆讹转也。正梵音云飒破迦。”^[11]根据慧琳的说法,其词源应是“正梵音”(即梵雅)sphātika。然而照波斯文phātika拼起来,更接近译名的发音,它既不“转”,更不“讹”,只是省去了尾音节－ka而已。可见慧和尚也患了与他师兄玄应师父同样的毛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波斯文、巴利文等也是词源)。11.颇胝(/眡/置/眩)迦/婆致迦/破迦它们都是波斯文phātika的全音译。关于“颇胝迦”,《玄应音义》是这样解释的：“颇胝迦……亦言娑波致迦,西国宝也。旧云颇黎者,讹略也”^[11]。“颇眩迦”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迦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20]。“颇胝迦”见《汉语大辞典》“颇胝迦”条,“颇置迦”录自出《佛学大辞典》“玻璃”条。12.颇梨色：《慧苑音义》载有此词：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状少似此方水精,然亦有赤有白等也”。^[11]根据慧苑说的“颇梨色,正云‘坡致迦’”,其原文当是梵雅sphātika的“讹略”加“讹转”了,但我们认为巴利文phālika或梵俗phāliha更接近译名,只是末尾的“色”没有脚落,也许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而发生音变吧。13.颇胝尸此名录自《汉语外来词词典》“玻璃”条,但不知出自何书？关于它的词源,高氏只笼统说是sphātika或phātika,但后者更接近译名,只是“尸”与“－ka”对不上口,可能也是受了西域语的感染。14.坡(/娑波/塞颇)致迦/塞颇(/玻)胝迦/飒破置迦/萨颇置迦这些都是全音译,一看就知道词源是sphātika(梵雅)。“坡致迦”出处见[12],“塞玻胝迦”见《大唐西域记》(P.41注三),“塞颇胝迦”和“娑波致迦”的出处分别见[10]和[11],“飒破迦”见[10],“萨颇置迦”语出《梵语杂名》：“颇黎,萨颇迦”^[11],“塞颇致迦”见《佛学大辞典》“玻璃”条。以上都是音译名,还有意译名,如“千岁冰”^[25](原作“千岁水”,宋人唐微慎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本)改“水”为“冰”)：“水玉”^[10]、“白珠”(见[10]、“冰玉”(见[3])、“宝石”^[1]等等;此外,还有音译加意译名,如“琉璃珠”(语出《博雅》)^[17]、“瑠璃珠”^[17]“颇梨珠”(见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智度论》：“譬如过千年冰化为颇梨珠。”)^[24]等等。玻璃的译名已挖出的就有这些,至于有没有非译名？有的话,叫什么？我国什么时候有了玻璃？外国的玻璃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等等、等等一连串的“？”,读者一定也想得到回答,但这些已非本人所能涌括,笔者拟另撰文探讨之。     

浅谈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筛选、影响及危害的研究是近年来在环境科学领域十分热门的课题。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两篇有关合成雌激素的论文^[1,2]。人工合成化合物的历史相当长,但是当时人们只注重其应用价值,很少考虑到所得到的化合物进入环境后可能对人类及野生动物健康所造成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3]中对DDT危害的阐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90年代《我们被偷走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一书^[4]更引起了政府组织、工业界和科技界的共同瞩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有些学者将之称为“环境激素”,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环境荷尔蒙”,日本厚生省则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命名为“导致内分泌障碍化学物质”^[5]。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在生物体内的作用类似于激素,当其进入人体后,会轻而易举地与它们的“受体”相结合,导致机体的生化反应改变,使机体和生殖系统发生异常变化。英国、美国和日本均发现在海洋贝类的雌体中有雄性生殖器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船底防污涂料中的三丁基锡(TBT)化合物。三丁基锡毒性极强,在低于致死剂量的水平时表现出类似激素的作用,可对雌体诱发不可逆的雄性特征。农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相当严重,人们非常熟悉的鸟类卵壳变薄现象就是其造成的后果之一,滴滴涕(DDT)及有机氯农药使用量降低后,鸟类卵壳变薄现象有所好转。佛罗里达州阿波普卡湖的鳄鱼孵化个体出现生殖腺和血液中性激素水平等方面的发育异常现象,孵化个体死亡率极高。近来也发现,在发育中的龟卵上涂抹某种多氯联苯(PCBs),将温度调节至孵化雄体的温度,但仍发生了由雄体到雌体的转变。现存佛罗里达美洲狮中有许多同时表现出发育和生殖异常,雄狮不但精子数量少,而且异常精子较多,甚至还有不少是隐性精囊。这些事例的产生经证实是由不同地区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污染造成的^[6],这类异常现象不胜枚举。国际社会已经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影响将同臭氧层破坏、地球变暖等一样,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协同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署(IPCS)、国际纯化学与应用化学会(IUPAC)、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欧美各国、日本等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相关的研究工作每年在国际性的杂志如《自然》、《科学》,《ES&T》等著名杂志上都有许多研究结果发表^[7—13]。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还没有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甚至在国际组织或杂志上的使用名称也多种多样,如synthetic hormones(合成荷尔蒙)、environmental hormones(环境荷尔蒙)^[14]、內分泌攪亂物質^[15]、environmental estrogens(环境雌激素)、endocrine-modulators(内分泌调节剂)、xeno-estrogens(外源性雌激素)、endocrine-active compounds(内分泌活性物质)^[16]、 exogenous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17]、hormone disrupting chemicals(荷尔蒙干扰化学物质)^[18]、 hormone disruptors(荷尔蒙干扰物)^[19]、 environmental endocrine disruptors(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20]等。日本是世界上最先重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国家之一,1977年,日本NHK在探讨环境问题时就提出了“环境荷尔蒙”概念。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在1995～1996年的报告中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表述为从某种程度上干扰荷尔蒙的物质^[21],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1996年欧洲议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经合组织和瑞典、英国、德国等官方在英国的韦布里奇(Weybridge)召开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对人类及野生动物健康影响的工作会议,给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下了一个定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由于引起荷尔蒙功能的变化而导致的有机体或其后代的各种非健康效应的外部化学物质,并提出了潜在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概念^[22]。这个定义涵盖太宽,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化学物质。而英国环境署认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天然的或是合成的,干扰了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并产生了非正常效应的化学物质^[23]。日本环境厅强调是指吸收到生物体内的、干扰其荷尔蒙功能的环境化学物质^[24]。这些定义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997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发表的一份有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报告^[25],其中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表述在实际上对其含义进行了修正：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指干扰生殖、成长、行为及体内平衡维持的荷尔蒙的合成、分泌、运输、结合、作用及消除的外源性物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美国国家环保局等共同资助的课题组也认同这个定义^[26]。1998年,联合国协同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署及经合组织在华盛顿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定义加以补充,加上了“混合物”的内容^[27]。英国皇家学会2000年出版了《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28],他们认为EDCs是干扰人类和动物的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的物质。这些定义体现了目前此领域的研究概况,各国家的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理解及研究情况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表述有很大差异,但从不同时期及不同的组织或国家机构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描述,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各个国家或组织的研究者在这方面也正逐步走向共识。根据目前的研究概况,我们认为这样表述更简洁准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是指环境中存在的能干扰人类或野生动物内分泌系统诸环节并导致异常效应的物质。当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译名就如其在国际研究中的名称一样,多种多样,很不统一。国内研究者往往依据所研究的侧重点并依据国际上使用的各种名称来命名。环境荷尔蒙、环境雌激素、内分泌紊乱剂、内分泌破坏剂等从其表观意义上看限制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范围,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质基本上体现了其含义,但不太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相比较而言,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既含有天然存在于环境中的类激素物质,也包括了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译名,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然而,同时寻求一个能被所有同行普遍接受的译名,还需要同行专家们的共同商榷。目前,国际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发展,国外建立了许多关于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网站^[29],我国清华大学也构建了环境荷尔蒙网站^[30],收集了近年来有关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为这项工作的开展和深化提供了参考资料,也为同行专家们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场所。我们国家对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研究也比较重视,2000年度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新概念、新构思探索”课题项目中就确立了环境激素效应的研究课题^[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在2001年的资助项目中重点资助“低剂量典型环境污染物(包括内分泌干扰物)长时期暴露的环境效应和生物效应危险性在研究方法学上的创新研究”^[32]。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开展,各个国家在此领域的专家们将会逐步达成一致的共识,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将获得一个统一的更加准确的定义和中文译名。     

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术语的汉译名称之商榷

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征询命名

编者按 名词审定工作中常有一些词的汉文名较难命名,或命名意见较分散,或没有较满意的名称。本刊辟此栏目,旨在欢迎广大读者对这类词提出宝贵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择优命名。1.whois 学科：信息技术概念：因特网上的一种信息查询服务,用户使用它可以查询关于人员、域名、网络和主机等信息。关于人员的信息描述了人员所在单位的名称,人员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函件等。现有名 (包括1998年1月全国名词委征询意见时返回的主要建议)：whois[服务]、是谁、信息服务、何氏服务、查询服务、辨识[服务]、寻人服务、询名服务、查户服务、询问查询、网上查询、用户查询、找人系统、人-域查询、人员信息查询、白页服务、户示、呼-址、名录库、查名台、人氏查询器、名录服务器等。2.search engine 学科：信息技术概念：能通过因特网接受用户的查询指令,并向用户提供符合其查询要求的信息资源网址的系统。现有名 (包括1998年1月名词委征询意见时返回的建议)：搜索引擎、搜索机、搜索器、搜索服务系统、检索启动(说明：要求简洁意明,避免用音译“引擎”。)台湾名：搜寻引擎3.shoot 学科：植物学概念：植物的地上部分,包括茎、枝、叶。与植物的地下部分root(根)相对应。现有名：条、枝、枝条、冠、苗、地上部等。台湾名：嫩枝     

关于某些生物学规范名词的英译问题

本文对某些汉语规范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汉语规范名词的对应英语词应当为英语名词,而不能为英语形容词。自1989年《微生物学名词》^[1]公布以来,迄今已公布了生物学13个学科的规范名词。其中如《植物学名词》^[2]、《动物学名词》^[3]等的规范名词中存在着将某些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英汉-汉英生态学词汇》^[4]和《英汉生态学词典》^[5]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形容词对形容词、名词对名词的英汉、汉英翻译方法。本文就此谈一些认识,供大家参考。一、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举例例如在1997年公布的《动物学名词》中有一些汉语名词与英语形容词对应的情况(见表1)^[3]。表1所列均属生态学词汇。二、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的原因(一)对英语词汇的理解有误比如“aquatic”作为形容词指“水生的”、“水上的”、“水中的”、“水的”或“水上运动的”;作为名词指“水生生物”(即水生植物或水生动物);它的复数(aquatics)指“水上运动”。尽管在《朗文英汉综合电脑词典》中将“aquatic”译为“【修】水生”,看上去是名词,但从该词前的“【修】”可以看出这个“水生”相当于“水生的”,不可单独用来表示“水生”。因此,将“水生”翻译为“aquatic”不妥当。同样道理,把“外源”译为“exogenous”、“内源”译为“endogenous”亦欠妥。(二)与英译汉的习惯有关从表面上看,汉语名词翻译为英语形容词是汉译英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同英译汉习惯有关。由于把英语形容词翻译为汉语时,人们通常采用词尾加“的”或“性的”这种方式。比如,《英汉常用生物学词汇》^[6]中的“anthropogenic人为的”、“heliophilic喜阳的”;“eurybathic广深性的”、“euryhydric广水性的”、“euryoecic广栖性的”、“euryoxybiotic广氧性的”、“euryphagic、euryphagous广食性的”、“eurythermic、eurythermal广温[性]的”;“stenoecic狭栖性的”、“stenohydric狭水性的”、“stenooxybiotic狭氧性的”、“stenophagic、stenophagous狭食性的”、“stenothermic狭温性的”,等等。为了使语言精炼,人们且常将“的”字省略。在汉译英时,如果简单照搬,就会出现“广栖性euryoecic”、“广温性eurythermic,eurythermal”;“狭栖性stenoecic”、“狭温性stenothermal”,等等。而实际上,“广幅性”应译为“eurytopicity”,而不是“eurytopic”;“广食性”应译为“euryphagy”,而不是“euryphagic”;“狭食性”应译为“stenophagy”,而不是“stenophagic”;“狭幅性”应译为“stenotopicity”,而不是“stenotopic”。同样道理,“半透性”应译为“semipermeability”,而不是“semipermeable”;“避光性”应译为“photophobism”,而不是“photophobic”;“喜温性”应译为“thermophily”,而不是“thermophilic”。三、对策首先要正确理解英语词的含义,分清该词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例如,根据Lincoln等1998年出版的词典,eurybathic、euryoecic、eurythermic、eurythermal、eusocial、polydemic、stenobathic、stenoecic和stenothermal等均为形容词^[7],不能当名词使用。同时要注意汉英翻译不能简单照搬。某些“汉语名词”很可能是从汉语形容词省略掉“的”而来的,还其“汉语形容词”本来面目,汉译英问题便迎刃而解。     

对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及其汉语定名刍议

前言60年代我国东北地区的马匹爆发了马传染性贫血病(以下简称马传贫)。长春市科协与畜牧兽医学会、农垦部农业生产局和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分别编印了有关马传贫诊断及防治资料^[1－3]。资料中称在血液检查中出现的siderocytes为含铁细胞^[1、2]或吞铁细胞^[3]。80年代在全国高等院校试用教材家畜病理学^[4]中和中国农科院在哈兽研召开的国际马传贫免疫学术讨论会及其印发的大会资料汇编^[5]中,均沿用了60年代的原泽名吞铁细胞。从词源学(etymology)^[6－10]角度来说,无论含铁细胞或吞铁细胞,包括其外文siderocyte原词的造词和使用,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正因如此,才导致了它的中译名出现了如此红、白细胞不分,铁的来源和性质不明的严重分歧与混乱局面。为了严谨地使用科技术语(包括其外文术语及其译名),必须对其展开广泛讨论与争鸣,以求科技术语的定名、译名,从分歧中求得一致,从混乱中达到统一,从而促进科技现代化。为了能对展开科技术语的讨论与争鸣献出微薄余热,故提出如下商榷意见,供参考。一、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直推与横推)及其现有的中译名通过对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etymological analysis)^[10],即通过直推,进行造词溯源和词素剖析,以辨明词义;通过横推,繁殖语种数,扩大信息(工具书、参考资料等)量,对比核对,在左右逢源中,使存在问题能多途径、多方位地得到解决。1.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1)直推2.siderocyte现有作为红、白细胞的若干中译名1)作为红细胞的中译名：高铁红细胞^{[21、24、26－28、44]},含铁红细胞^[29－32],含铁红血球_[32、35]。日译名用汉字表达的有：担铁赤血球^[25],含铁颗粒赤血球^[34],铁赤血球^[48]。2)红、白细胞无法分的译名：从国内有关专业词汇、词典多未列入大噬细胞范畴的作为白细胞的噬铁细胞词条来看,这里所列的红、白细胞不分的译名,实际上,根据其造词和使用情况来看很可能仍是指红细胞。主要有含铁血球^[32],铁色血球^[20],铁细胞^[33、36]。3)作为网内系大噬细胞系统的白细胞的中译名：含铁细胞^{[1、2、37、31、49]},吞铁细胞^{[－5、42、43]},吞铁白细胞^[42],担铁细胞^[18、45],含铁血黄素细胞^[46]。日译名用汉字表达的有：铁细胞^[23、47],担铁细胞^[18]。二、siderocyte的现有中译名的分歧原因及其症结所在从上述sidero(铁)＋cyte(细胞)→siderocyte的同源学造词分析来看,显而易见,其词义只能是铁细胞。但铁细胞这一译名并未表明是红细胞、还是白细胞;而且也未表明铁细胞内的铁颗粒是自体产生、还是吞噬摄入;特别这一铁颗粒是普通固体的铁颗粒,还是经过复杂生化过程转化为新的物质的铁颗粒。作为学术用语,应该说这一译名是既不严密,也不够合理。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只有含有铁颗粒的红细胞,即高铁红细胞,其造词才能是siderocyte^[11];吞噬有铁蛋白及其分子,经酶的作用,使其转化为含铁血黄素(hemosiderin)的白细胞,即噬铁细胞,其造词应该是siderophage^[11]、siderophagocyte或reticulated－sidero cyte^[49]。通过横推,就我手头所掌握的各该语种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来看,各国对siderocyte一词的造词或译词和使用互有不同。英、美等国^[11、49]是把siderocyte和siderophage二者明确分开的,而德^[19]、日^[18、23]等国却是Siderozyt和Siderophage不分的,把后者Siderophage也称之为Siderozyt(复Siderozyten)。早在50年代,匈牙利兽医传染病学家Hutyra等在其用德文所编著的家畜病理学各论及治疗学一书^[50]中,列入了马传贫内容,并采用了Siderozyten一词代替了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zyten。这样一来,就使高铁红细胞的siderocytes与噬铁细胞的Siderozyten发生了雷同与混乱。特别在Hutyra等著书被民主德国高教部审定采用其为大学教科书,并被译为俄^[51]、英^[52]、意、西、土、南、波七国文字后,这一不妥的术语的使用波及了许多国家。日本早期在学习德国为主时用德音外来语ジぞ口チ一テニ^[18、23],后来在学习英、美时改用英音外来语シデロサィト^{[18、28、40]}。我国也受德、日的影响,吸收其担铁细胞、铁细胞,或由其外来语ジヂロチ一テニ、シデロサィト还原成Siderozyten、siderocyte,并参照有关资料而定名为含铁细胞或吞铁细胞。但在盛译Hutyra德文原著时,未译其为铁细胞、吞铁细胞,而译为含铁血黄素细胞。苏联虽有Hutyra的俄译本,在某些教科书^[53]中却没有用сидероциты这一俄译名。联邦德国在80年代的新版书^[19]中仍使用Siderozyten这一不妥的术语。当前,我国有关专业词汇、词典,特别医学词典^[26]只列入了siderocyte词条,而没有像Dorland医学词典^[11]那样也列入siderophage词条。其它词汇、词典只照搬、照抄,都没有分别收入siderocyte和siderophage二词条。三、根据siderocyte的词源学分析对现有译名的评价根据词源学分析,如上所述,siderocyte一词指在红细胞中出现铁颗粒时,可称之为高铁红细胞。这已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事实,原文和译文也都稳妥和贴切,勿庸置疑,这里也就无需赘言了。可就是这个高铁红细胞的原词siderocyte却还有网内系大噬细胞系统的白细胞,即噬铁细胞,虽不应叫,却也叫siderocyte。当然作为白细胞的噬铁细胞只有德文称Siderozyten和日按德音的外来语ジデロチ—テン,以及按英音的シデロサィト;英、美等的噬铁细胞的原文仍称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因而评价噬铁细胞的中译名,应视其是否能表达出噬铁细胞的基本特点：①是否符合原文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词义,②是否表达出其具有大噬细胞的吞噬能力,③对所吞噬的铁蛋白、铁分子经过生化特别酶的作用是否能分解、合成为具有柏林兰反应的含铁血黄素的能力。1.吞铁细胞：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铁是sidero－,吞是degluto－、deglutito－,细胞是－cyte,三个词素合起来就成为siderodeglutocyte、siderodeglutitocyte。显然,这只是根据国际学术用语造词公约,按吞铁细胞的词义所造的词,用来说明吞铁细胞这一译名是不符合原文siderophage、siderophagocyte的词义的。译名中的吞可能是吞噬省略为吞,但吞噬只能省略为噬,不能省略为吞。因为吞和噬完全是两个概念,词素也不同,吞是degluto－、deglutito－,噬则是phago－。何况,从中文词义上说,吞只能是把固体的铁颗粒囫囵吞枣式地吞入细胞体内,并可能不经任何复杂的生化过程,特别酶的作用,而仍保持其原状停留在细胞体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噬则意味着吞噬细胞借助其伪足把铁颗粒、铁蛋白(ferritin)和铁分子(只有60大)拉向活细胞膜附近,通过摄食或胞饮(pinocytosis)把这些大小不等的铁物质,特别是极小的铁蛋白或其铁分子摄取到细胞体内。通过细胞小器官的工作,并经一系列分解、消化、吸收与合成的复杂生化过程,特别是酶的过程,形成新的物质含铁血黄素,而以铁尘、铁沙、铁滴、铁颗粒等不同形式出现于细胞体内。因而,吞铁细胞的译名既不符合词源学造词原则,也不符合吞噬和吞噬后的复杂的生化过程的特点。2.含铁细胞：从词源学造词角度来说,铁的词素是sidero－,含的词素是－phore,二者合起来就成为在专业词典中可以查到的siderophore^[11]。但siderophore与siderocyte不同,前者有“含”义,后者却无“含”义,二者不能互相替代,而且也与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不同,更不能替代。从中译名来说,含只是在细胞中含有铁颗粒,既未说明这些铁颗粒的来源,是经吞噬,是自家产生;也未说明铁颗粒是固体的铁,还是经复杂的生化过程特别是酶的作用而转化为新的含铁血黄素。因而这一译名是不符合上述评价其中译名的三个基本特点要求的。3.含铁血黄素细胞：这是盛彤笙译Hutyra德文原著时所拟定的、能表达出噬铁细胞本质的译名。但从词源学造词来说,含铁血黄素的词素是hemosiderino－,细胞的词素是－cyte,二者合起来,即成hemosiderinocyte。但正确的造词应为hemosiderinophage或hemosiderinophagocyte。但在Hutyra的德文原本中只用了Siderozyten,我们不能完全违背原造词,随意地过多改动。所以,如果从译名必须与原造词相符合的原则来考虑,以及对含铁血黄素的来源与形成还表达的不够明确来考虑,似乎这一译名也不算合理。4.担铁细胞：这是沿袭日本学者称Siderozyten为担铁细胞的译名。尽管担与含词义相近,有时可以互通。但铁的词素为sidero－,担的词素为basidio－,细胞的词素为－cyte,三者合起来即成siderobasidiocyte。但担铁细胞的译名与上述三个要点的要求都不符合,而且与客观实际也不相一致,因此,不应仍采用这一译名。四、确定siderocyte的中译名的几点商榷意见在病理学中,凡在外周血中具有吞噬能力的白细胞,或在器官、组织内固定的或游走的具有吞噬能力的组织细胞,都可称之为吞噬细胞(phagocyte)。这些吞噬细胞根据其所吞噬的物质,如尘、脂、色素、骨和神经等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噬尘细胞(coniophage、coniophagocyte)^[11]、噬脂细胞(lipophage、lipophagocyte)^[11]、噬色素细胞(pigmentophage、pigmentophagocyte)^[11]、噬骨细胞(osteophage、osteophagocyte)^[11]、和噬神经细胞(neurophage、neuronophage、neurophagocyte、neuronophagocyte)^[11]等。根据上述原则,马传贫的噬铁细胞不应称其为吞铁细胞或含铁细胞,而应称其为噬铁细胞(siderophage、siderophagocyte)。对分岐与混乱中的中译名,既要考虑评价中译名的三个基本特点要求,也要考虑中译名的约定俗成的现状,更要考虑应按Dorland美国医学大词典所列有关词条解释精神来确定。对红细胞的siderocyte,已如上述,选既有的译名：高铁红细胞。对白细胞的siderocyte应看作系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的省略词而译为噬铁细胞,俾可与组织内噬铁细胞的译名相一致。结语由于德文原造词,特别在使用上,把作为红细胞的Siderozyten不当地代替了作为白细胞的Siderphage或Siderophagozyten,导致了与作为红细胞的siderocyte的雷同,也引起了作为白细胞译名的严重混乱。为了既要符合国际学术用语造词公约的要求,也要符合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约定俗成,特别是据英、美,红、白细胞区分明确的精神,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建议作为红细胞仍沿用长期来一直使用的译名高铁红细胞;作为白细胞则废掉原有几个译名(吞铁细胞、含铁细胞等),改称为符合大噬细胞在组织内与血液中相一致的译名噬铁细胞。至于siderophage和siderophagocyte也与siderocyte同样译为噬铁细胞。在词汇、词典中,siderocyte可采取一词双解(高铁红细胞与噬铁细胞二个译名并列),并与siderophage或siderophagocyte相互见。     

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术语的溯源

近年来大量考古与出土文物研究,表明我国原始人类早在石器时代就有直观的矿物知识,并有最为原始的应用。1959年在甘肃武威县皇娘娘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刀^[1]等,经光谱分析,虽系纯铜(红铜),但也含有锡(0.1－0.3%),铅(≤0.03%),锑(0.01%),镍(0.03%),经电子探针分析尚有铁、砷等。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1]、重达875公斤,其中铜84.77%,锡11.6%,铅2.79%,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文物中最大的青铜器。大量出土文物表明我国原始人类认识金属和使用金属已有一定水平。一、关于“矿”、“矿物”术语的溯源与探讨“矿”在我国文字史上源于象形文字,其符号是卝,丱,,,矿,鑛,有形、声、义三位一体的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凡与矿有关之词,诸如矿山、矿井,矿脉等,也都源于此。早在春秋时代,就有《周礼·地官·卝人职》以及《周礼·卝人注》,其含意与解释就各不相同,试举国内常见的释义：1.《说文解字》^[2]：“卝,即象掘地深入之形”;2.《辞源》^[3]：古磺字。“磺为矿之本字,未成器之金玉”;3.《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4]：“卝为矿字的古体”。引《说文解字》石部磺字注：“铜铁朴石也”。下附有“卝”字注为“古文矿”。郑玄注释《周礼》说“卝之言矿也。金玉未成器曰矿”;4.《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5]：“矿字,古文作卝”,引《周礼·地官·卝人职》：“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并认为古卝字中的两竖是表示巷道的两壁,左右两横表示巷道的支护。综观上述,对照湖北铜录山古坑道遗址分析,这个古代象形字的内涵与结构,确耐人寻味,并富有学术意义。英文“Mineral”^[6]一词,源于拉丁文Minera,或为Mineri,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多见,而在中世纪使用更为普遍,其意为矿山,矿山掘出物之总称,当时凡从地下掘出之矿物、岩石、甚或化石均称矿物,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所指范围逐渐缩小,十七世纪后,在西方就具近代矿物概念,作为独立学科——矿物学(Mineralogy)一词,据文献记述为意大利学者B.蔡吉鸟斯于1636年提出。汉字“矿物”一词近代概念及使用时代,尚无比较确切的资料和论证,众说纷纭。就所掌握的局部资料,做如下论述：1.据潘吉星《矿冶全书》^[7]记载,明代天启年间,我国曾翻译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巨著《论金属》(De la Metallica)。当时以(坤舆格致》为各印制。该书有矿物早期分类,还描述了晶形、劈理、光泽、颜色、透明度、硬度等矿物特征,但至今尚未查到汉文遗本。2.1862年京师同文馆,1863年上海方言馆均专设金石专业课,即相当于矿物之类课程^[8]。把矿物译作“金石”者颇多,诸如1872年出版的《金石识别》,以及《金石表》,1903年出版的《相地探金石法》,1903年出版《金石略辨》等,都是翻译国外矿物类著述。直到1921年章鸿钊的《石雅》问世及《洛氏中国伊斯兰卷金石译证》(1925)仍沿用。3.据查,1889年广东水陆师学堂曾设有矿物课,1892年湖北铁路局附矿学堂,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等都设有矿物课;鲁迅、顾琅等1899年在江南陆师矿路学堂除专修矿物课,并以《金石识别》为课本^[9]。4.1902年(光绪2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之《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1903)中专列地质、矿物科目,据此,这可能是矿物一词作为正式文献最早出现;又据崔云吴研究,1902年华循编之《矿物学》教科书正式出版^[10],为汉字“矿物学”一词最早出现之教本。从此,相继便有一批矿物学类著述出版,诸如《中等矿物学》(1903),《最新矿物学》(1904)等。5.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11]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251页之“脚注”上提及英国人慕维廉(W.Muithead)1846－1900年在华期间曾撰辑有《地质学和矿物学词典》(中文){[Glossary Chinese]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Terms.In Doolittle,J(I),Vo1.2,p256.}矿物一词可追溯到咸丰年间(1853年前后)。二、中国古籍中有关矿物的记述我国浩如湮海的古籍中,对矿物、金属有极为丰富的记载。1.《禹贡》^[12]是《尚书·夏书》的一篇,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但作为一部代表战国先秦时代的地学发展的典型著作,却为大家所公认。书中列入纳贡品有金三品,即金、银、铜,瑶琨,为玉的一种,砮石为铁矿,丹为水银矿、铅松即铅矿,砺砥为研磨材料,此外,还有浮磬、璆等12种之多^[13]。另有涂泥(粘土)、黄壤(黄土)、坟垆(钙质冲积土)、青黎(无钙质冲积土)以及赤殖坟等术语。2.《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六篇,其中《地数》篇^[13]专论金属矿产及其共生关系。诸如“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者,其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此山之见荣者也”。^[14]3.《周礼·考工记》,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时代齐国官书。曾记载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费能为良,地气然也”。^[13－14]金属产地性质不同,而制作工具性能各异,包括了矿物地理分布概念;书中更精彩的描述就是“六齐”了。金有六齐：六分其金、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5]湖北大冶铜录山古矿遗址的发掘材料,也有此类内容。4.《山海经》^[16],一般为战国之初与春秋之末,在《五藏山经》上记载黄金产地二十三处,赤金产地十三处,铁矿产地三十四处,铜产地十九处;《中山经》中提出：“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5.秦代铁矿开采繁盛,从设置铁官记载,表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铁矿的开采与使用已有相当水平;从临潼武家屯出土的金饼,标明当时金矿开采也较发达^[5]。6.汉代对金属矿的记载更多(1)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东汉设铁官34处,其它还有银、锡、铜、白金、雄黄、雌黄、玉石等。而在《汉书·地理志》中仅有27处^[13－14]。(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出…金、锡、连(铝之未炼)、丹砂(朱砂)、铜、铁等”。^[13－14](3)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17]中记述矿物和金属有：铜、金、银、铅、锡、文石等,书中列有设铁官48处。(4)东汉刘珍的《东观汉记·地理志》也有少数矿物及金属描述。(5)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有金银矿、雄黄、雌黄、空青、青碧以及铁矿多处^[13－14]。(6)两晋时代由于农业的发展,人们认识和使用金属矿更为普遍,1974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一处铁作坊和一个铁器窑,共出土铁器4195件,从铁器铭文鉴定,为两晋时代^[13－14]。(7)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列举矿物20余种,有丹砂、雄黄、雌黄、云母、石英、硫石、白矾、鲁青(CuSO₄)。7.《神农本草经》,有人主张成书于秦汉时代,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药物学专著,全书三卷,其收载药物365种,分上品、中品、下品,其中药用矿物46种,其名称如下：“玉泉、丹砂、水银(汞,女)、空青、曾青、白青、扁青、石膽(石胆)、云母、朴消、消石、礬(矾)石、滑石(冷石)、紫石英、白石英、五色石腊、太－禹余粮(禹余粮)、雄黄、雌黄、石钟乳、殷孽、公孙孽、石硫黄、凝水石、石膏、阳起石、慈(磁)石、理石、长石、肤青、铁落、青琅玕、代赭石、卤碱、白恶(垩)、铅丹、粉锡、石灰(同白垩)、冬灰、石蚕”^[13－14]。8.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繁盛时代,人类认识和使用矿产资源的范畴不断扩大。(1)据《新唐书·食货殖》记载,主要金属矿产分布区：“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新唐书·地理志》：全国有铁的地点104处,“有铜”62处,“有银”35处,“分布于二十八州(府)”。(2)唐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沿途所见物产中有矿产及玉石多种。(3)苏敬等著《新修本草》是我国第一部药典,载药850种(新增114种^*),首创按药物自然来源进行分类,分玉、石等九类,包括空青、礜石、绿盐、密陀僧(一氧化铅litharge),以及卤砂(氯化铵)^[13],出于西戎,形如牙消,先净者良,柔金银,可为焊药。(本段^*,见第28页脚注)(4)唐代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有蓝田县“出美玉”,安邑县出银,莱芜县出铁,长沙县出铜、云母,平阳县出银,四会县出金。卷七中还对陨落及陨石做过描述。9.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查明全国金属矿产分布已有一定规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及其冶炼场所达二百有一”^[5]。(1)宋乐史(970－1007)《太平寰宇记》,有人称之为我国古代矿物地理之书,书中不但描述金、银、铜、锡、铅、铁以及汞等金属矿外,还记述了124种矿物的物性、化性和地理分布。(2)北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18]中对地学方面内容阐述颇多,其中在矿产方面者,①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石油”一词,即：“鄜延境内有石油”,并预言我国石油多“生于地中无穷”;②描述了治平元年常州陨石坠落情况;③对太阴玄精(石膏晶体)作了比较确切的科学描述,太阴玄精古代曾有阴精石、玄精石、玄英石、太乙玄精石、益玄精等名称。经1974年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室研究,确认沈括所述纯属含水石膏晶体,属单斜晶系,沈括根据晶形、解理、加热失水性能,比较了几种不同盐类,其化学成份为CaSO₄·2H₂O。更值得提及的是沈括从其横断面定出近似正六角形,说明沈括对晶体几何形状和解理的观察是十分精确的。沈括所述马牙硝,即硫酸钠(Na₂SO₄·10H₂O),所述盐碱为硫酸钾镁复盐(MgSO₄·K₂SO₄)晶体,中药中称之为凝水石、又名盐精石^[18]。沈括引《黄帝素问》中“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提出胆矾水加热加料煮能生铜、胆矾即硫酸铜(CuSO₄·5H₂O),还指出：石洞中水滴下来成为钟乳石和石笋的论断。同时,还对朱砂(硫化汞)的药性及其加热转化做过论述。(3)宋唐慎微在1056－1063年撰《证类本草》收入药品共为1746种,无机药物达253种,但玉石类矿物几无所增,像辰砂,(cinnabar)又称朱砂、丹砂,以湖南辰州(今源陵县)所产最佳,故名,含Hg86.2%,三方晶系,硬度2－2.5,比重3.09。一般为低温热液成因矿物^[14]。(4)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矿物岩石学专著,书中记载石品116品：①纯石灰岩类,被水侵蚀,有奇特形状,可作假山用石20余种,②石钟乳类,③含长石的石灰岩或砂岩,④含锰质或铁质石灰岩或砂岩,⑤纯石英岩、砂岩、玛瑙等,⑥叶蜡石、云母、滑石类,⑦页岩和砚石类,⑧纯金属矿物和玉类,⑨化石类。其重点是描述园庭赏鉴的岩石和制做各类珍品,诸如石砚、文物等石头,特别是变质岩类,描述了这些石头形状、颜色、硬度、文理、光泽、晶形、磁性、透明度、吸湿性、风化性和化学作用等;书中有比较丰富的岩石矿物知识^[13－14]。(5)南宋范成大(1126－1193)^[19]撰《桂海虞衡志》,书中记述岩洞20－30余处,并提出钟乳石是“石液融结所为”的岩溶成因概念;金石部分,记述了生金、丹砂、滑石、铅粉、石梅、石柏等。10.元代统治者加强了矿产的管理,“设置诸洞冶总管府,专以掌管随金、银、铜、铁、丹粉、锡、碌,从长规划,恢办课程,听受制国用使司节制勾当”^[5]。(1)《元史·食货志》、《新元史·食货志》记载有铁矿、铜矿、锡矿、银矿、金矿、朱砂等。《元史·食货志》中记述煤炭课总计钞二千六百一十五锭二十六两四,可见元代煤炭开采大有发展;《元一统志》中除记述汉代发现的陕西延安附近石油产地外,尚记述四个新石油产地：延安县南迎河,延川西北,宜君县姚曲村以及鄜州东采铜川^[13－14]。(2)元陶宗仪撰《辍耕录》^[13]有玉石多种描述,其中有于阗玉石多种,诸如回回石等。11.关于明代全国金属矿产分布,以《明一统志》、《明史稿》、《明史·食货志》、《明实录》等记述较详,像铁矿,仅官铁年产一千八百余万斤。(1)宋应星的《天工开物》^[20]共18卷,其中燔石、丹青、冶铸、锤锻、五金、珠玉卷内有各类矿产的记述。书中最早、最详细地记述了从炉甘石(碳酸锌)中提炼金属锌技术,锌古代称之为水锡、白锡或倭铅。有人认为倭铅一词源于日本,这是不对的。当时,宋应星曾指出：“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铅云”^[22]。欧洲直到16世纪才了解锌是一种金属,最早用炉甘石炼锌的方法则是在18世纪,据考证是由劳逊博士来中国考察后带回的技术^[1,14]。在“燔石”卷中,记述金矿“多出西南,砂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海南岛的儋、崖两县则都有砂金矿。银矿：浙江、福建旧有坑场,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四川、甘肃都有“美矿”。关于铜矿：“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湖广武汉、江西广信皆饶洞穴”。关于锡矿：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珠玉》卷,介绍各种宝石的形状、色彩质量和玉石的采集、琢磨,包括玛瑙、水晶等的产地和用途。《珠玉》卷说到：“西洋琐里有异玉,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21,22]。(2)明曹昭著,舒敏编,王佐增之《新增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珍宝论、古铜论、异石论等有较多玉石名称,诸如珍宝论有：古玉、沙子玉、石类玉、玛瑙、柏枝玛瑙、圆块玉、猫睛、碧靛子、马贾珠、石榴子、铺绒线石、金星石、琥珀、珊瑚树、金、紫金、乌金、金刚钻等;异石论有灵壁石、红丝石、竹叶玛瑙石、云母石、南阳石、永石、川石、英石、试金石、湖山石、霞石、龟纹石、昆山石、太湖石等,其中对玛瑙阐述颇详：“玛瑙多北地,南蕃亦有,非石非玉坚而且脆,不夹石者为佳,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有锦花者,谓之锦红玛瑙,有漆黑中一线白者,谓之合子玛瑙。有黑白相间者,谓之截子玛瑙。有红白杂色如丝相间者,谓之缠丝玛瑙,此几种皆贵。有淡水花者,谓之浆水玛瑙。有紫红花者,谓之酱斑玛瑙。有海蛰色鬼面花者,皆价低。又浆水色内有花纹如柏枝者,故谓之柏枝玛瑙,亦可爱”^[14]。(3)明林有麟撰《素园石谱》,所居素园辟玄池以聚奇石玩赏,共101种,其中属矿物、岩石者,诸如：永宁石、达摩石,以及峨嵋山之菩萨石,色莹白,若太山狼牙石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彩,如佛顶圆光^[14]。(4)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23,24]是一部著名的药典,书中收矿物岩石分三大类,在土类和金石类中列有较多的药用矿物名称。土类中的白垩,又名白善土、白土粉、画粉,属粘土矿物,主要是高岭土和膨润土,又有甘土、赤土(红土)、黄土之分。金石类之金,又名黄牙、太真,有山金、砂金之别,砂金以块金或狗头金为自然金的最精品。银,又名白金、鋈,有锡恡脂(辉锑矿)、银膏、硃砂银之分。铜有赤铜(又名红铜)、白铜、青铜,自然铜又名“石髓铅”,铜青又名“铜绿”,即现称之为“孔雀石”(Cu₂[CO₃][OH]₂)。铅又名青金、黑锡、金公、水中金。药用铅都是经过冶炼出来的,像铅霜,又名铅白霜(化合物);粉锡,又名解锡、铅粉、铅华、胡粉等;铅丹,又名黄丹、丹粉、朱粉等为铅的氧化物;密陀僧,又名没多僧、炉底,为氧化铅。锡又名白鑞、鈏、贺。铁,又名黑金、乌金。《本草》中又分有钢铁,又名跳铁,铁落,又名铁液、铁屑、铁蛾,铁粉、铁精;铁华粉,又名铁胤粉、铁艳粉、铁霜(氯化铁);铁,又名铁衣;铁爇,又名刀烟、刀油;铁浆(氢氧化铁)等。石类是《本草》阐述药用矿物中的最主要部分。丹砂,又名朱砂、巴砂、真朱、越砂、马齿砂、光明砂、马牙砂、无重砂、妙硫砂,实际就是现矿物学称之为辰砂。水银(自然汞),又名汞、澒、灵液、姹女。水银粉,又名汞粉、轻粉、峭粉、腻粉。粉霜,又名水银霜。灵砂,又名二气砂。雄黄,又名黄金石、石黄、薰黄。雌黄。石膏,又名细理石,寒水石,按其化学物性,李时珍分为软硬两种。理石,又名肌石、立制石(为丝状石膏)。长石,又名方石、直石、土石、硬石膏。方解石,又名黄石。滑石,又名画石、液石、石、脱石、冷石、番石、共石。不灰木,又名无灰木,可能为蛇纹石类的石棉。五色石脂,以五种成分不同矿物而命名,黑石脂为石墨,赤石脂为红土,章鸿钊《石雅》^[31]定为陶土,颇有争议。桃花石,似赤石脂,有人认为属叶腊石类。炉甘石,又名炉先生,有人认为是碳酸锌,菱锌矿。井泉石,黄土结核,主要是碳酸钙。无名异,极似软锰矿。蜜粟子,似为褐铁矿。石钟乳,又名留公乳、虚牛、芦石、鹅管石、夏石、黄石砂、其名之意为“石之津液,钟聚成乳,滴满成石”,故名石钟乳。分石乳、竹乳、鹅管石、殷孽、孔公孽、石床、石脑七种。石脑油,又名石油、石漆、猛火油、雄黄油、硫黄油。石炭,《本草》列有煤炭、石墨、铁炭、乌金石、焦石等名。石麦,为白云石粉。浮石,又名海石、水花,主要指火山喷发之玻璃质物质构成。阳起石,又名羊起石、白石、石生,现仍为阳起石。慈石,又名玄石、处石熁铁石、吸铁石,矿物学上称之磁铁矿。当时已认识其有吸铁及不吸铁之分,玄石即为不吸铁之磁铁矿。代赭石,又名须丸、血师、铁朱、土朱,现为赤铁矿。禹余粮,又名白余粮,传说“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而得名,今矿物学上称之为褐铁矿。当时李时珍认为“禹余粮乃石中黄粉,尘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又名石脑、禹哀。空青,形如杨梅,又名杨梅青,有人误为孔雀石,实为现矿物学上之石青。曾青,空青成层状者。绿青,又名石绿、大绿,即现名孔雀石。扁青,又名石青、大青,《石雅》考为铜蓝(石青)。白青,又名碧青、鱼目青,即石青,又叫铜蓝。石胆,又名胆矾、黑石、毕石、君石、铜勒、立制石。现称之为胆矾。礜石,又名白礜石、太白石、立制石、青介石、固羊石、石盐、泽乳、鼠乡,现名毒重石,或称砷华不一。特生礜石,又名苍礜石、苍石、鼠毒,单体,形似方解石,另有握雪礜石,据王嘉荫分析,似为砷华。砒石,又名信石、人言,生者名砒黄,炼者名砒霜。金星石与银星石,即现称之黄铁矿^[26]。婆婆石与豆斑石,又名摩挲石,前者似是含黄铁矿的绿色板岩,后者为斑岩^[26]。礞石,疑似辉铜矿。花乳石,又名花蕊石,疑为冻石类。金牙石,又名黄牙石。《石雅》定为黄铁矿。金刚石,又名金刚钻、金刚砂,现代矿物学认为可能是刚玉。砭石,又名针,可制石针。石砮,即禹贡中之砮,又叫燧石、玉髓。越砥,又名磨刀石、羊肝石、砺石。姜石,又名砺石、礓砾、砺。麦饭石,似为花岗岩风化的砂所成。水中白石,可能为长石。蛇黄,似为锑赭石。雷墨,为黑曜石。据王嘉荫先生考证,《本草》中列卤石类矿物20种,并附27种不能定性者。食盐,又名鹾,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相传黄帝时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戎盐,又名胡盐、羌盐、青盐、秃登盐、阴土盐。光明盐,又名石盐、圣石、水晶盐。卤咸,又名卤盐、寒石、石咸。凝水石,又名白水石、寒水石、凌水石、盐精石、泥精、盐枕、盐根。现矿物学上称之芒硝。《石雅》定为石膏,可能有误。玄精石,又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玄英石,即矿物学上之钙芒硝,《石雅》定为石膏似有误。绿盐,又名盐绿、石绿,王嘉荫考证为氯铜矿,产于铜矿氧化带中。盐药,即钠硝石。朴消,又名消石朴,盐消、皮消,即芒硝。《本草》谓之消三品,即川消、盐消、土消。消石,又名芒消、苦消、火消、焰消、地霜、生消,北帝玄珠,即矿物学上之硝石。硵砂,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即现矿物学中之卤砂。蓬砂,又名鹏砂、盆砂,《本草》定为硼砂。石硫黄,又名硫黄、黄硇砂、黄牙、阳侯将军,即现称之为硫黄。石硫赤,又名石亭脂、石硫丹,石硫芝,即现含硫黄,为赤色。石硫青,又名冬结石。矾石,又名石涅、羽泽,煅枯者名巴石,轻白者为柳絮矾。属矾有五种,即白矾、青矾、黑矾、黄矾、绿矾(烧之为绛矾、矾红)。《本草》中之玉类,种类繁多,主要是变质岩中的产物,多以颜色分类,分河玉(砂矿玉)和山玉两大类。均属软玉,其成分为Ca₂(MgFe)₅(OH)₂(Si₄O₁₁)₂。白玉髓,又名玉脂、玉膏、玉液。青玉,又名谷玉,即菜玉。玉英,又名合玉石,现称之钢玉。青琅玕,又名石阑干、石珠、青珠,王嘉荫考证为绿松石。珊瑚,为碳酸钙。马脑,又名玛瑙、文石,即玛瑙。宝石,似为尖晶石、柘榴石、青石棉之类。玻瓈,又名颇黎、水玉,系石英类。水精,又名水晶、水玉、石英。云母,又称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白石英即水精石。紫石英,现仍名紫石英。菩萨石,又名放光石、阴精石,即石英。《纲目》中除160－200种矿物物质名称与岩石名称外,还有矿物晶形、颜色、硬度、解理、脆性、比重,以及磁性名词出现。^{[13,14,2323,24]}12.清代矿业^[5]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矿物种类与矿产分布均有扩大与增加,其各类矿物名词,多为明代延续而来。在《清史稿·食货志》、《清实录》有集中的记载。清代前期,铜、锡、铅、锌、银五种金属矿,较大矿区多在云南^[25]。(1)云南铜矿分布在滇北区、滇西区以及滇中区,其中东川铜矿早有盛名^[5];吴其浚(1789－1847)《滇南矿厂图略》(两卷)有详细论述。其他像四川、湖南、贵州,广西铜矿也有开采。(2)锡矿以云南及湖南开采为盛,其中以个旧享有盛名^[25]。(3)铅矿,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三省,此外,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也有一定产量。(4)锌矿(白铅、倭铅),以湖南、贵州为主,其次是广西、云南、四川也有一定产量。(5)银矿,早期曾在山东、山西、陕西开采,后集中于云南^[5,25]。(6)金矿,开采较盛,分布较广,主要有云南金矿、湖南金矿、贵州金矿、陕西金矿、甘肃金矿、新疆金矿。(7)汞矿,主要集中于贵州,云南、湖南两省也有一定产量。(8)铁矿,清代前期主要有广东佛山铁厂以及陕西汉中铁厂。(9)煤矿,多集中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相继掠夺我国矿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为扩大,从另一侧面来说,也引进了一些近代矿物学、矿床学的理论和概念,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术语。清代中期、末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开明的学者、志士着手翻译大量西方近代科学论著,其中矿物学著述不少^[10](见上文),有许多矿物学名词、名称一直延用至今,为中国的矿物学发展起过先导性作用。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对中国古籍中矿物记载做过系统考证,著有《石雅》^[26]、《古矿录》^[25]。《玉于中国历史上之价值与其名称》^[27](1922)、《中国用锌之起源》^[28](1923)、《再述中国用锌之起源》^[29](1924)、《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30]等;像《石雅》一书,旁征博引,循名责实,准古证今,正名辨物,论述了中国古籍中玉石、珠宝、五金等矿物学特点,至今仍为中国古代矿物学史的经典著作。著名矿物学家王炳章、王嘉荫^[23]等都作过系统地考证工作。著名物理学家陆学善^[31]从晶体学角度考证了若干矿物名称是颇具意义的。文中对琅玕、琼瑰(玛瑙)、水玉(水晶)、玫瑰(云母古称)、避者达(石榴石)、猫眼(水晶)、祖母绿(波斯语为Zumurud为纯绿宝石)、壁流离(波斯文为billaur,拉丁文Beryllos,梵语为Vaidurya)为绿柱石、文中并列有系统的名称对比表,表明老一辈学者对古矿物名称研究的深度。结语矿物学是近代地质科学的基础学科,随着人类对矿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矿物种类日趋繁多,研究深度逐步走向微观世界,诸如矿物物理,矿物热力学、量子矿物学等。我国1984年出版的《英汉矿物种名称》^[32]就审订有3100条,包括一些重要变种、族名、概称,尚不包括矿物学本身的基本术语以及最新矿物名称在内。因此,矿物命名问题,早已为矿物学家、地质学家们所重视,192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14届国际地质会议上,就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33],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为了统一命名,相继又成立了国际矿物学命名委员会,专门制定矿物订名的原则与方法;我国早在七十年代也在中国地质学会下,设立了新矿物及矿物命名委员会,研究与订名了一批新矿物。根据1984年资料^[34]：建国35年来我国共发现160余种新矿物,其中60余种为国际上所承认,39种已被国际新矿物命名委员会批准,列为世界上已知近三千种矿物的行列,诸如香花石、包头矿、美蓉铀矿、锂铍石等。1985年又批准二连石^[35]、扎布耶石为新矿物^[36]、还发现斜方辉石新结构。1986年批准锌绿钾铁矾(zincovitaite)矿物^[37]以及柴达木石等。同时还发现八次对称准晶体^[38],五次对称轴^[39],并做了大量矿物晶体形态测量^[40],取得颇大成就^[41]。矿物学是先于地质学的一门古老学科,矿物名称命名历来是比较复杂的课题,有的采用希腊文,有的则为拉丁文,一般都采用英文、德文等。从历史上看有以下原则^[6]：1.依人名者有蓝方石(hauyn),方柱石(wernerite)均以矿物学家名字命名;2.依发现产地者有：维苏威石(vesuvianite),土耳其玉(turquoise)、中国的湘江矿等;3.依化学成份者有：辉钼矿(molybdenite)、碲锑钯矿等;4.依晶形或晶体特征命名者有：尖晶石等;5.依化学性质命名者有泡沸石(zeolite)等;6.依物理性质命名者有橄榄石(olivine)等。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探索矿物的手段不断更新,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穆斯堡尔谱、俄歇(Auger)谱、拉曼谱、电子衍射谱、各种磁共振谱、电子探针、离子探针等,使矿物学研究定量化。矿物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42],新的理论和学科不断涌现,诸如地壳矿物学、地幔矿物学、宇宙矿物学、遥感矿物学、工艺矿物学、应用矿物学等。自然也就出现大量反映新学说、新理论的术语。矿物学术语研究与溯源,将为推动我国当代矿物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注释 第27页*据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空青、曾青、白青、扁青均为现在矿物学名词的石青(asurlite),2CuCO₃Cu(OH)₂。--------------------------第28页*有资料为109种,新增石药14种,又称白硵砂(Salammoniac),成分NH₄Cl,为等轴晶系,玻璃光泽,贝壳状断口,硬度1.5－2,比重1.53,常见于近代火山作用中^[14]。     

谈原真性（Authenticity）

>authenticity是当前国际文化遗产领域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术语,它出现在众多国际文化遗产文献当中,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证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遗产界的重要文件《奈良文献》即指出：“原真性……看来是评审遗产价值的本质因素。对原真性的认识,在所有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在保护与修复规划中,在《世界遗产公约》和其他文化遗产目录所采用的申报程序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准确理解和翻译这个术语,对于中国遗产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对于authenticity的翻译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多种译法并存。在各种译法中,尤以将其译为“真实性”最为常见。该译法散见于各类学术研究中,并见诸官方文件,如2004年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九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中使用的就是“真实性”提法。那么将authenticity一词译为“真实性”是否合适呢？下面从该词本身的意义着手,进行细致分析。authenticity一词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原初的”(original)含义。它并非是文化遗产领域的专用术语,早在现代文化遗产理论出现之前,就已应用于伦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1]。在英文词典Webster’s 9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释义中,authenticity有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层含义。英国文化遗产专家David Lowenthal认为,authenticity表示与“虚假”(false)相对应的“真正”(true),与“伪造”(fake)相对应的“真实”(real),与“复制”(copy)相对应的“原作”(original),与“欺骗”(corrupt)相对应的“诚实”(honest),与“世俗”(profane)相对应的“神圣”(sacred)。^[1]当“authenticity”一词应用于文化遗产领域时,是指文化遗产本身和所有相关信息的“原初”“真实”和“可信”。如果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此种翻译只表达了其中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两层含义,而original(原初的)这层含义,却没有体现出来。但这层含义对于遗产理论和实践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original(原初的),包含着时间维度上的“真”,其中original可理解为第一手的,非复制的。这层意思表明,authenticity中的“真”,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概念,即时间起点和整个时间序列上各个点对于起始状态的“真”的反映。举个简单的例子,当面对一只在今天制造的金手镯时,人们讨论其是否是“真”,一般是指其是否用纯金制成;而面对一只古代的金手镯,当讨论其是否是“真”,不仅指其材料,更是指向时间维度,即这只金手镯是否是制造于古代而不是现代;如果这是一只古代著名人物用过的金手镯,那这个“真”还指代特定历史年代和特定历史人物,而这些信息都是不能复制的,都是“原”的。所以,“原”和“真”在指向的内容上有一定的交集,但并不是完全重合。在文化遗产领域翻译authenticity时,“原”的含义是不可以省略的。不恰当的翻译容易导致意思的缺损,会造成对术语的片面理解,影响人们对文化遗产领域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给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学者提出了更为恰当的译法,其中“原真性”就是其中之一。张松提出：“原真性(authenticity),又译原生性、真实性、确实性、可靠性,主要有原始的、原创的、第一手的、非复制、非仿造等意思。”^[2]张成渝^[3],阮仪三^[4-5]等人都在文章中直接使用“原真性”作为“authenticity”一词的翻译。与其他译法相比,“原真性”一词中的“原”与“original”这层含义对应,“真”与“real”和“trustworthy”对应,完整得表达出了“authenticity”中所包含的三重含义,弥补了原译法的不足。这种译法能够与多样的文化遗产相适应,是对“authenticity”较为确切的中文翻译。     

论“腐植”与“腐殖”

在审定煤炭科技术语过程中,对腐植煤(humic coal,humulite,humulith)、腐植腐泥煤(humicsapropelic coal)、腐泥腐植煤(sapropelichumic coal)、腐植组(humunite)、腐植酸(humic acid)等术语中应该用“腐植”还是“腐殖”、或两者是否可以各有所指的问题颇费了一番考虑。相同的问题还有腐植质(humus)、腐植土(humus soil,humus)等,事关其它学科,三十余年来在科技界很不一致,故愿将此问题加以论述,以共同讨论。“腐植”最早何时开始使用？已说不清。可参考的是至迟在本世纪初期的日本文献中即使用了“腐植质”等一系列用汉字表示的名词,并且沿用至今日,从未改变。1948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就有humus：腐植土、物化土、肥土的词条。1956年科学出版社和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有关腐植质研究的译著中,其正文和书名中都用的是“腐植”。据老科技工作者回忆,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献中一系列的术语使用的都是“腐植”。“腐殖”的出现大约在50年代后期,见到较早的有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林学院编订的《德汉林业名词》,其中humus为腐殖质;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编订的《英汉林业词汇》中humic acid为腐殖酸,humus为腐殖质。60年代以来用“腐殖”代替“腐植”者日益普遍,一批双语词典^[7-11]先后采用了“腐殖”,以后一批影响较大的工具书^[1－6、12]完全采用了“腐殖”。其中辞海^[5]将1979年版的“腐植”改为1989年版的“腐殖”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如此等等,使得今天“腐殖”的使用逐渐占了多数。然而,即使经过近四十年的选择,仍未能完全统一,说明存在不同看法。70年代出版过一大批腐植酸类肥料的书^[14-16],80年代科学出版社出过《腐植酸化学文摘》^[17]。1994年的《农业文摘(土壤与化肥)》中可查到多篇有关腐植酸的文章,并有名为《腐植酸》的杂志。《化工词典》^[18]中一概用“腐植”,只是在腐植酸和腐植质之后分别注明：即“腐殖酸”和即“腐殖质”。在煤炭界一直使用“腐植”(如腐植煤、腐植腐泥煤、腐泥腐植煤、腐植组、腐植酸等词^[19－21]至今仍无改变。在一些科普文章和著作中,也常有“腐植”的用法。如199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11版上即可见到腐植酸一词的出现。有的工具书把“腐植”和“腐殖”各用在不同术语中,主要是“腐植酸”和“腐殖质”^[13,22];而有的工具书^[23]将“腐植×”和“腐殖×”并列为二个词条,成为不同事物,可见“植”与“殖”虽仅部首之别,却带来某些混乱。台湾的文献一贯采用“腐植”^[24－27]。只是到了80年代以后,可能是受大陆的影响,个别出版社的书采用了“腐殖”^[38－42]。然而,同一出版社的书也有采用“腐植”^[37]的。至于有的工具书也采用“腐殖”^[43]则是由于该书采用了大陆的译文,不足为准。以上说明台湾目前仍以使用“腐植”为主。将“腐植”改为“腐殖”明显的原因在于：腐植质形成的来源不仅有植物,而且还有动物,这在国际权威的工具书^[45－47]中说得很清楚。然而同样也是权威的工具书^[48-49]中则说得较为灵活,是用有机物质(organic matter)代替植物(plants)和动物(animals)。更有一些工具书^{[28,34,50－51]}只说腐植质来源于植物。结合有关专著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腐植质(或腐植酸)最主要的来源是植物,或者多数腐植质的来源只是植物。这就是当初定名为“腐植×”的原因,如今看来,虽在某些情况下有欠全面,然而远非错误。煤炭(包括泥炭)是古代高等植物遗体堆积、腐败、分解、并经成煤作用后形成的。在煤中可以找到植物的形态,在煤化程度低的煤中甚至可以看到植物的结构。至于其中是否有动物(如昆虫)遗体混于其中,这里无需细究,因为即使有,也微不足道。至于由低等植物和浮游生物遗体形成的煤,已称为腐泥煤(sapropelic coal)。可见称humic coal为腐植煤很恰当,完全合乎定名的科学性原则。并且腐植煤、腐泥煤、残植煤等名词相互对应,合乎定名的系统性原则。腐植煤沿用了腐植质、腐植土、腐植酸的命名,合乎定名的习惯性(约定俗成)原则。反之,如称腐殖煤,则不能表明煤的来源,使人不知所云。此外,“腐殖”与“腐泥”、“残植”等不相对应,缺乏系统性。因此我们认为以采用“腐植”为好。然而,这关系到由拉丁文humus(泥土)派生出的一系列词(见前)的译名问题。我们认为,同一外文不宜有两种译法。“腐殖”虽避免了“腐植”的片面性,却语义含糊,不合乎中文构词习惯,不能表达概念的本质或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本身会引申出与这里要表达的相差甚远的含义,带来新的片面性。综合各种字典有关内容,殖字可有两种读音^[3－4]：zhí和shì,约6种含义,其中和“腐殖”有关的只有3种：1.骨殖(音gǔ shì古匙),意为尸骨。因而“腐殖”自然会使人理解为“腐烂的尸骨”。“腐殖质”则为：由腐烂动物尸骨产生的物质。这比之“腐植质”具有更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殖,脂膏久,殖也”。意为脂膏放久而腐败。可见殖与腐的内涵近似,而外延更窄,专指脂肪的腐败。腐殖连用也会带来新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殖字的这一含义在汉语中早已废弃不用。以致大如《辞海》《辞源》这样的工具书都不加收录。在现代汉语中有“腐败”、“腐烂”、“腐朽”等词组,而没有“腐殖”的用法。3.作繁殖、孳生解。腐殖的意思是因细菌繁殖而腐败。如果这样的话,首先,按汉语习惯及逻辑关系,因在前,果在后,应为“殖腐”而非“腐殖”。其次,有机物的腐败必为细菌繁殖所致,已曰腐,再言殖,似乎有蛇足之嫌。再者,一个术语很难、也没有必要表达事物的“生成原因或条件”这样复杂问题,因为它们不是该概念区别于类似概念的本质或特征。如果要表达的话,则温度、湿度,有氧、无氧等因素同样重要。从术语的构词原则和习惯来说,“腐殖”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前面2、3中,殖字是动词,所以腐也只能理解为动词,因为腐没有副词的词性^[44],不能用来形容后面的殖字,构成像易拉罐、缓冲器、偏振光、多用表等副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在汉语里,动词词组＋名词式的术语很多,如：腐蚀剂、沉积物、扫描器、操纵阀等。其中的腐蚀、沉积、扫描、操纵都是可独立使用的动词词组。即使像收放机、截装机、弛张筛等这样的动词＋动词＋名词式的术语,其收、放、截、装、弛、张一定是后面主体的功能或动作。而“腐殖”既不构成独立的动词词组,殖也不是后面的主体(质或酸)的动作,而是一个没提到的主体——细菌的动作,这种构词方式很使人费解。至于“腐植×”这类术语属于形容词＋名词＋名词式的结构,语义明确,合乎习惯,类似的术语很多,如：黑钙土、臭氧层、丹顶鹤、热力学等。由上所述,“腐殖”与“腐植”的优劣已很清楚。至于“腐植”的片面性问题,并不足为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某些术语不够完善的情况会不断出现,如果要求术语完全科学、确切,将不胜其改,反而会造成混乱。有如蛋白质,原以发现于鸡蛋清中命名,后发现这种物质普遍存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体中,但并未因此改名,致以后有“植物蛋白”这一看似荒谬的说法。人们已习以为常,并不深究植物何以会有蛋？再如胡萝卜素和柠檬酸,实际在很多瓜果蔬菜中都存在。如果求绝对正确,都要改名才成。在审定术语时,应该首先考虑科学性,这是对的。习惯性虽然往往和科学性相矛盾,却也是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原则,这是语言规律所决定的。难在掌握恰当的“度”。我们认为,对新出现的、有争议的、使用混乱的、未定型的或影响面较小的术语应首先考虑科学性;而对历史久远的、影响面较大或已通行的术语,要首先考虑习惯性原则。特别是当替代词并不优于原词时更应如此。基于上述原因,地质学和煤炭科技的名词审定已决定将“腐殖煤”等一系列术语中的“腐殖”恢复为“腐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