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之亚里士多德“四因说”分析

比较分析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存在的"原因"——"四因"后发现:在质料因上,传统育种技术是"选择"好的质料而转基因技术是"制作"新的质料;在形式因上,传统育种技术是"改良"自然物种形式而转基因技术是"创造"人工物种形式;在动力因上,在传统育种技术中人力是"助推力"而在转基因技术中人力是"主导力";在目的因上,在传统育种技术中内在的目的依然剩余不少而在转基因技术中内在的目的正在被人类的外在的目的所取代。由此,传统育种技术培育的作物依旧保留着不少内在的本性,而转基因技术培育的作物的本性主要是由人类外在的赋予的。因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具有本体论上的本质性差异。     

转基因技术本质特征的哲学分析——基于不同生物育种方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借鉴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研究策略,对传统生物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比较。传统生物育种技术可以看作是手工工艺技术,顺从自然,通过"做""培育出"生物,属于海德格尔的前现代技术范畴。转基因技术则是由分子遗传学理论引导的现代技术,理论基础更深,具有"制造"和"座架"的本质特征,属于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范畴。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论"技术人工物"的三重性

技术是人类创建人工自然的中介手段和过程,"技术人工物"是在技术过程和劳动过程中生成的.它具有三重属性:物理结构性,社会功能性,技术过程性.技术人工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的三重属性来源于人类的存在方式,即人以改变自然创建人工自然的方式生存,而每一个具体的"技术人工物"的产生,又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看转基因技术争论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其推广给现代农业、医学和生物经济等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自从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和极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从后常规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争论,认为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科学观念的碰撞,是在常规科学框架下看待具有后常规科学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后常规科学中的"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延伸的事实"等概念为科学共同体传播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知识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公众参与科学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对促进科学家与公众的交流,推进科学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积极的作用。     

技术预见视角下的中国“科技主权”维护——以中国转基因技术及其发展为例

早期,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技术预见",影响了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政策走向,并影响了其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关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政策需要作出调整,以应对世界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形势。而且,中国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发展是基于国家利益的一种政策考量,也是基于国家利益与科技安全意识下的对"科技主权"的维护。     

关于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的述评

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是指技术人工物具有功能和物理结构双重属性,其探究的是技术功能与物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技术功能与设计者、使用者的意向之间的联系;在技术人工物的两重性理论被提出后,它受到了米切姆等学者对其合法性的讨论;技术人工物两重性的划分及其所探讨的设计者与使用者的意向关系,开启了技术-伦理实践的征程,这促使荷兰学派基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开始探求技术应用伦理这个课题。     

转基因技术评价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吗

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像知识论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真理的代言人,而实际上他们存在着知识性失灵,未能进行完全正确的评价;不像社会学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科技专家是道德的楷模,而现实中他们存在着道德性失灵,并不能进行绝对客观的评价;也并非像柏拉图式的科学例外论所认为的公众没能力且没必要参与评价,而实际上公众所拥有的实践性知识、社会文化感知对于应对转基因技术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转基因技术评价中,不应该坚持科学例外论。     

宗教的技术之维——一种可能的分析

在结构性上,宗教存在于互融之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等要素之中。由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分别是规训技术(社会技术)的元技术形态、实践形态和组织化形态,因而存于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宗教存于规训技术;由于展示宗教教义本性的教义传播、展示宗教仪式象征特质的物态化媒介、展示宗教组织空间化形式的宗教建筑,分别基于以传播技术、制造技术、建筑技术为标志的自然技术,因而宗教惟于自然技术之基上才能获得存在,或者说宗教存于自然技术。如果,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不可分割地构成着统一的技术。那么,存于自然技术与规训技术的宗教存于技术。据此,宗教之魅造于技术,技术祛魅之启蒙式理解的普适性值得怀疑。     

论技术规律的人工生成

自然规律是自然生成的,而技术规律则是人工生成的。技术规律在人工创造的严格特殊的条件下生成,在人工自然物质的生成、运动和发展中,在人为建立的联系中生成,因而技术规律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但依赖于人的活动的人工性特点。技术规律的人工生成为技术的无限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也成为技术风险产生的深层根源。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从1983年转基因烟草的问世,到1996年转基因作物全球的商业化种植,基因工程为多个领域尤其是食品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技术革命。转基因生物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包括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技术可用来改变植物的某些遗传特性,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     

直觉：技术人工物二重性“难问题”的新方案

技术人工物二重性及其产生的"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尝试将直觉作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首先讨论"经验转向"中"经验"的本真含义,发现其既包括外部经验又包括内部经验,而这种内部经验在技术实践中就表现为直觉。然后,从对"难问题"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对于结构-功能之间的本体论标准已经开始转变,这就为直觉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转入直觉如何将技术人工物纳入到实践层面中的讨论,即把直觉作为默会知识来进行研究,通过形成"实践感"在主体与技术人工物之间建立联系,来表明直觉可以作为技术实践的基础。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管理

一、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在欧盟,转基因生物体(GMOs)和转基因微生物体的定义为,具有基因物质(DNA)的改变是在自然界中通过交配或自然重组无法实现的生物体(或微生物体).这种技术常常被称为"现代生物技术"或"基因技术",有时也被称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基因工程".这种技术可以选择单个的基因从一个生物体移植到另一个生物体中,这种移植还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完成.     

英机构呼吁放宽转基因限制

<正>英国的5位植物学家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动物或者环境的危险性超过传统作物。为此,欧洲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现在已到了放弃严格控制这项技术的时候了。鉴于转基因作物能够在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实践——以中国“挺转”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语建构为例

在对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电视公开辩论进行话语分析的过程中,一方面深描了"挺转"科学家利用科学话语的符号操控功能,动员盟友来反身建构事实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并置"挺转"科学家与"反转"人士的话语建构实践,进一步呈现不同话语背后网络同盟之间的较量过程,揭示科学话语存在的解释弹性空间。鉴于此,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科学话语同时具有局部可说明性、索引性以及反身性的特征。这样,缺少"社会强健性"的科学话语呈现出来的"过度客观性",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弱客观性",其实质是试图在经验主义言辞的掩饰之下,利用权宜性言辞来为自身的认知和价值偏好进行辩护。     

优质高产杂交蔬菜种子产业化技术研究与开发

国家863计划"优质高产杂交蔬菜种子产业化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主要是利用实施单位自主研发的育种技术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材料,培育适宜市场及生产需求的大白菜、甘蓝、番茄、甜椒、黄瓜等主要蔬菜作物新品种,并根据上述作物品种的特点,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杂交种子标准、安全生产技术体系和适宜育繁、销售一体化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模式.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转基因作物治理中的联盟冲突及联盟间由于政策互动引发的政策学习对于规范转基因作物治理,促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消除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国家是构建转基因作物治理机制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科学原则、利益诉求以及伦理认知的不同,全球范围内形成"挺转联盟"与"反转联盟"的对立,两大联盟的冲突与妥协,打破了政策僵局,助推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主权国家之间因人类"共同福祉"和利益趋同,必须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监管与审批,国际协议的承诺做出选择,建立履约与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在转基因作物治理中密切互动、协调约束,建立协调与反馈机制;科学共同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积极参与、传播宣传、监督反馈,建立认知与传播机制。     

“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转基因技术是新兴技术,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方兴未艾,而有关转基因风险-收益评价以及产业化存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争论,由此引起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为了从学理上加深对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决策及其产业化等相关方面的理解,进一步促进国内转基因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为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和南京农业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将于2012年4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共同主办"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技术学术研讨会"。     

“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

工程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历史生成性。尽管工程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创造、呈现和积淀着人类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确证、提升着人之为人的类本性,但由于人的理性、能力和人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活动的复杂性,就使得人为的、人工开物的工程具有非完善性,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类自身都具有潜在的风险性或现实的威胁性,甚至以异化的形式奴役人。所以,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     

论环境社会技术的"绿色编码"问题

环境社会技术对自然技术的生成具有重要的“绿色编码”作用。主体之“要”与客体之“是”构成了“绿色编码”何以可能的理据；强制、商谈、博弈及其“语言转换”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主要路径；目标、设计、试验及其“绿色嵌入”构成了“绿色编码”的一般机理。上述研究，对于“恰当设计”环境社会技术、合理建构其与自然技术的互动模式、提高环境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