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管激励与股价波动

为避免股权被平仓的风险,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应该有动机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现有文献对此虽有探讨,但结论并不一致,而且对具体机制的探讨也不清楚.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负相关关系及其具体机制与路径,并选取2007年到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的股价波动确实显著降低;为了维持短期股价稳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权后,会增加公司高管的短期薪酬,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重;高管激励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股价波动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平滑作用并不是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能力和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大股东掏空来实现的.异质性结果也说明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对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为都更为敏感.本文探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作用及其机理,从理论上对股价波动文献进行了补充,并为外部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相应建议,对提升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新的思路.     

融券卖空机制能够约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融资融券标的股票分步扩容为自然实验事件，选取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卖空机制引入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意愿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融券卖空交易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机制检验结果发现，融券机制通过降低外部信息不对称来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并促进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支持卖空机制的“信息增益效应”和“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及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抑制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认识融券卖空机制的市场功能，为科学规范中国资本市场股权质押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

以2003～2017年A股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并且质押比例越高,调整速度越快。在考虑内生性等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弱的融资约束以及低杠杆水平会显著增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文章拓展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完善股权质押借款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基于非财务信息披露视角

股权质押是股东在保留表决权和决策权的同时将股份进行质押获得融资的一种方式。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质押、非财务信息披露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后发现,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较低,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高。较高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提前发出风险预警,缓解信息不对称,并配合管理层更好的"包装"公司,以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情绪,它部分中介了股权质押与股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并且该作用只在非国有样本中显著。本文以非财务信息披露为切入点,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股价波动的机制,对监管机构制定股权质押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占用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融资工具的理论视角

现有关于A股市场股权质押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但言人人殊,且与海外市场的发现存在不一致.鉴于此,本文在无其它外部融资渠道的假设下,通过分析股权质押与内部占用两种融资方式的替代效应与潜在风险,提出了一个探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的理论分析框架.除兼容解释已有大部分实证发现之外,我们还证明:1)股权质押可提高控股股东的投资效率并降低其内部占用动机,从而缓解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提升公司估值,增进投资者和社会整体的福利;2)随着质押比例的上升,控股股东的内部占用动机增强,致使公司估值下降,其行为也会随之改变;3)在此过程中,利率、质押率与市场估值的作用正负相异.拓展分析发现:4)股份减持是相对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传递的信号也最负面.总之,股权质押拓展了控股股东的融资渠道,并对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估值以及决策等产生了非线性非单调的影响;其中质押比例是关键,质押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控股股东利益导向和非理性分红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非理性分红现象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层的政策引导不能完全解释该现象。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股权分割的特殊背景下,控股股东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影响公司非理性分红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后,发现民营控股的比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非理性分红倾向更强。股东间的权力制衡和内部监控机制对抑制非理性分红的作用不明显,而负债对非理性分红行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企业行为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企业行为理论、管理层激励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为依据,以研发投入为切入点,从企业行为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两者共同作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三个层次讨论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提出11项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行为中组织冗余、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而破产风险负向影响研发投入;管理层股权激励中,过低的管理层持股水平会负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股票期权激励会正向影响研发投入;从交互效应来看,破产风险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交互项对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受目前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倒挂的影响,绩效落差与股权激励的交互项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两种理论之间共同作用的存在,表明一个更复杂的研发投资组织模式,企业行为、决策流程与公司治理的相互交叉融合。     

投资者情绪与控股股东迎合——基于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迎合投资者情绪增加投资。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控股股东存在情形下,投资者情绪依然与公司资本支出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受到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在两权发生分离的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迎合程度越强,不过民营控股股东的迎合程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国有控股股东。     

大股东制衡、互动效应与现金股利

基于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影响;进而,基于大股东制衡机制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的互动效应,讨论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而其他大股东则可能抵制第一大股东通过现金股利实施隧道行为;2)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或前两大股东不仅存在制衡作用,也存在互相勾结的可能性;3)外部监管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而提高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更可能促使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选择附和控股股东.     

需求偏好演化下企业环境创新行为路径与绩效

消费者对环境创新产品的偏好是企业环境创新的重要动力,而消费者偏好受群体内其他成员偏好影响和外界刺激发生"渐变"和"突变".基于计算实验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不同偏好突变情境下消费者偏好演化过程和企业环境创新过程,揭示企业环境创新行为的微观动因,并分析不同情境下环境创新策略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实验结果显示,个体环境偏好突变在不同群体环境偏好演化中扮演"桥梁"角色,并对推动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改变发挥重要作用;而当社会整体环境偏好水平较低时,为保护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政府应通过激励或补贴等手段降低企业环境创新风险.并与环保组织、媒体等共同努力,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推动消费者环境偏好的"突变".     

股权激励、信息操纵与内部监控博弈分析

考虑到股权激励是一把"双刃剑",既激励经理努力工作,叉激发经理进行信息操纵,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信息操纵与内部监控的股权激励合同模型.模型解的分析结果证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与资本市场的有效程度密切相关;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越弱,经理信息操纵的程度越大,应该给予经理更少的股权份额;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越弱或股权激励的强度越大,股东就越应该加强内部监控并加大惩罚力度;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及加强内部监控能够有效地降低经理信息操纵的程度.     

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对技术生态位的影响

以中国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5~2020年发明专利授权数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演化规律。通过回归分析，研究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结构与技术生态位“态”和技术生态位“势”的关系。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企业创新关联网络关系显著，且关联趋向紧密。网络度数中心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关系强度与技术生态位“态”、技术生态位“势”均呈显著的倒U关系；结构洞与技术生态位“态”的关系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智能制造企业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投入到智能制造企业相关领域，促进其创新关联网络的发展。发展阶段，提高网络度数中心度、结构洞和关系强度，避免由于过于分散降低智能制造企业创新能力。成熟阶段，剔除冗余联系，获取有效的网络资源，优化网络结构，进一步保证智能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基于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视角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结合不同竞争政策，研究“资本市场开放能否助力中国企业破解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质量，表现为专利结构逐渐向高质量的发明专利偏移，以及专利引用率的提升，说明资本市场开放的确能够显著破解中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境外机构持股比例较高以及融资约束较大、风险承担水平更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研究从“中国创新陷阱”破解视角证实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反垄断政策的积极意义，为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创新存在循环累积效应,要素资源错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整体而言,劳动力资源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分地区来看,劳动力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中东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中部地区资本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股权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了企业创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资本资源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分行业来看,不同要素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存在行业差异.此外,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企业年龄和市场集中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创新.     

竞争视角下企业股权融资问题的模型研究

股权融资已成为助推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融资途径,企业在资本层面上的融资决策受到运营层面上市场竞争的影响.本文基于竞争视角构建了零售商的股权融资模型,分析面临良好市场机会的零售商采取股权融资进行市场开拓过程中,市场竞争对其股权融资决策的影响.核心的研究发现是:高成长性、高估值或产品替代性强的零售商在采取股权融资进行市场开拓过程中必须重视市场竞争的"双增"作用,而低成长性、低估值且产品替代性较弱时市场竞争对零售商股权融资的影响较小;市场竞争抑制了零售商的股权融资,提高了其原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利润,但阻碍了高成长性零售商的快速发展.     

EVA考核,研发费用管理与央企创新效率

以2009年实施EVA(economic value added)考核这一事件为契机,基于研发费用管理视角考察EVA考核对央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和超越对数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后发现,实施EVA考核显著提高央企的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水平,且通过研发费用正向管理这一中间渠道能提高央企创新效率,意味着EVA考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央企创新方面委托代理矛盾.在进一步研究中,以"微利"或"微增"央企为切入点,发现高管进行研发费用正向管理时会兼顾企业利润总额,其目的仅是为了获取更高考核值.因此,EVA考核的激励作用是有限的.     

股票流动性影响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博弈机制

本文从股东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的视角,通过构建管理层和投资者的博弈模型解释股票流动性对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股票流动性通过收购威胁和股东类型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科技创新:在收购威胁下,股票流动性会抑制企业科技创新;在不同股东类型下,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使得股票流动性降低企业科技创新,大股东作为投资者时,股票流动性既可通过提高增长率提升股票估值促进科技创新,亦可通过降低短期收益降低股票估值阻碍科技创新,综合影响取决于二者效应之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为阻碍作用,国有企业股票流动性对其科技创新起促进作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博弈模型所得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博弈模型结论相符,较好地验证了博弈模型分析的结果.     

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外部融资对绿色创新影响研究

外部融资是平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参照点理论,利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分析并检验了企业规模在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中,企业规模在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政府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均具有显著门槛效应.当规模低于门槛阈值时,外部融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显著;当企业规模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门槛阈值更高,且突破门槛阈值后,外部融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能够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为制造业企业创新融资和绿色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基于DEA-Malmquist的内资工业企业动态创新效率分析

针对工业企业的创新过程构建了两阶段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方法,深入剖析2000～2009年间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尽管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但是科技创新技术的大幅退步使科技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产品创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则使产品创新效率表现出良好的上升态势,但是资源配置效率可改善的空间非常有限。内资工业企业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技术和产品创新技术的进步,并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规模效率,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