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赋演进与唐代赋序的发展变化

唐代是赋序发展的转变期,既延续了两汉所确立的赋序基本特征,又因唐代社会发展和唐赋变化的影响而呈现出新的风貌。唐代赋序内容丰富,在颂美讽谏、体物写志、言史记学等主题中均体现出唐赋演进乃至唐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既体现了唐人诗赋并举的文体观的同时,又因大量探讨律赋写作技巧的批评专著的出现而削弱了其文学批评价值。随着赋文由骈入散,唐代赋序的散体化风格特征逐步形成,并终成定式。作为赋与序交织而成的产物,唐代赋序既与唐赋演进密切关联的同时,又保有其独立的文体地位。     

汉赋辨说

汉赋几个主要问题需加以辨说。一是赋之称名由物质经济领域到精神文化领域均经过从动词到名词的转化,而以“赋”名篇,即是作为登高演示行为,转化为指称这种行为对象的语言作品。二是传统赋类作品需要辨明文体,汉赋就是“散体赋”,“骚体赋”应归于“楚辞体”,而“诗体赋”事实上不存在。三是汉赋前身是楚赋,楚赋源于民间隐语和《庄子》寓言,具有游戏性与讽喻性特点,而楚赋走向汉赋受到纵横说辞影响,具有夸饰性倾向。辨明这些问题,有助于科学认识汉赋以及整个汉代文学。     

赋者古诗之流：《诗经》传统与汉赋的讽谏问题

通过对赋文学的特征的梳理以及对荀子、宋玉赋特点的讨论,足可证汉赋继承了<诗经>传统,并且汉赋的繁荣是汉代皇帝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传统的结果.     

论洪迈与朱熹对《高唐》《神女赋》评价的差异——兼及宋玉辞赋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把握

古今学人的宋玉评论，歧见纷呈。原因之一是批评标准与方法上的差异，如或比较屈宋高下、评骘讽谏与辞令轻重，或考量合否道德伦理，当然更有方法态度上的得失正误；南宋同时且同籍的洪迈和朱熹，对《高唐》《神女赋》，或赞之“止乎礼义”，或断为“礼法之罪人”，评价的巨大差异，正反映出批评标准与方法得当与否的重要性；因此，当今的宋玉研究，应从宋玉及其辞赋本身出发，以讽谏与文辞、或者说以内容与形式并重的标准，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合理的评价，任何的偏废或偏激，则只能适得其反。     

论班氏两位女作家的汉赋创作

班婕妤、班昭是同出一门的两位汉赋女作家,她们以各自的作品确立了自己在赋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们的出现,有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她们的文风都比较典雅,情感表达都较温和、含蓄,这是所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及儒家礼教影响的结果.     

赋学研究与六朝赋述论

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五大文体之一，而为外国文学所没有，是真正唯一的国粹。所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在翻译我的赴美讲学的讲稿──《汉赋讲稿》时，就直译为“fu”。他在为该书稿作序时还特加解说：“在英文和西方的其他语言里，没有与赋这种文体相对应的名称，……如果中国文学的词汇能够进人西方文学词汇成为其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就不必因为用中文原名而不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古代文学诸文体中，却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象赋那样，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人们如此漫长的无休止的批评和斥责。我推测大概从她降生之…     

论赋注批评及其章句学意义

赋注渊源于经学的传注传统，形成于晋代，发展于唐宋，极盛于明清，其中包括自注、他注、单注与汇注多种形式，其中以谢灵运自注《山居赋》（谢注）与六臣注《文选》“赋篇”（选注）为代表，奠定其基本内涵及方法。而作为一种批评形态，赋注又以其经义拟效、名物之类与宏博之象，自成特色，并与评点方式结合，从而形成日见完备的赋学批评之章句学体系。     

浅析汉武帝时期的边疆政策

汉武帝时开拓边疆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威胁,对后世影响深远.但是武帝发动一系列的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足取的.     

汉代屈原批评与文士的精神建构

汉代的屈原批评,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骚体赋创作的形式,一是序、传、章句等阐释的方式。骚体赋或侧重在对屈原人生不平遭际及哀怨情感的认同、咏叹;或侧重抒发个体生命不平遭际的哀怨情感和思考,显示出儒道骚融合的个体精神建构的特征。而有关楚辞的序、传、章句等,对屈原有赞同的、有贬斥的,展示出认同、对立、补充、整合的汉代儒道骚融合的过程。汉代屈原批评显示了屈原是融合儒道,建构文士精神世界的重要一环。     

沈约的赋学理论及其在创作中的实践意义

南朝齐梁时期在中国赋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赋作,更为关键的是赋学理论和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沈约、刘勰、萧统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齐梁以前的辞赋创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述.首开其先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为核心的"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赋学观,并且与谢胱等人极力倡导"声律论"学说,提高了辞赋创作的韵律化和唯美化,推进了"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倾向,使形式上趋于骈丽的辞赋进一步律化,因而对于唐代律赋的形成来说又具有开创意义.     

汉武帝治吏制度化建设探析

治吏是既古老又常新的政治课题。汉武帝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实现其理政驭民的政治目标．注重治吏的制度化建设。首先健全选吏制度，提升官吏理政驭民的整体素质，把选拔贤吏作为治吏制度化建设的切入口；其次完善考课制度与监察制度，强化治吏手段，以课吏察吏作为制度化建设的重点；最后严密法律，借助刑律来督促官吏依法行政、廉洁奉公，为治吏制度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晚清词人区域分布描述

受化和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晚清词人分布呈明显的区域“出产”和区域“群居”格局。晚清词人的区域分布已从清初、清中叶江浙两省的一枝独秀变为江浙、岭南、湖湘、闽中、皖上五区的众花争放。岭南、湖湘、闽中、皖上词人奋力急追，和江浙词人一道，为晚清词学的繁荣共倾情思和心力。     

从“地方”到“整体”——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社会史能否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这是目前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持社会史是一种新“范式”观点的学者看来，社会史不但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而且还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是将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中，时传统的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新思路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标签式”、只着眼于对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的研究，使政治史的研究更加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夏商妇女社会地位研究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夏商时期妇女虽失去了女权地位,但在家庭中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商代贵族妇女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中都享有较高地位.     

试论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中同乡组织的民间介入——以清末民初上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是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新的问题和矛盾丛生的社会现实下,旧有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亟待改进。同乡组织作为清末民初上海社会重要的民间力量,无论在外来人口的管理、弱势人群的社会救助、打击犯罪维护城市治安、调解民事纠纷以及参与市政管理等社会整合的多个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并填补了官方缺位而留下的空白,在区域社会的转型和整合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孔墨私学比较研究

通过对孔子私学与墨子私学比较研究,揭示孔墨私学类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显学”,而西汉以后儒学成为正学、墨学成为绝学的缘由;从中引发了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与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教政策、教育家主体意识等种种关系的思考。     

从尚艳到崇雅——论《御览诗》、《极玄集》在中晚唐诗风衍变历程中的座标意义

《御览诗》和《极玄集》分别编成于宪宗元和后期和文宗开成初年。前者喜尚轻艳,追摹齐梁;后者推崇清雅,回归大历。不同的风格特征、相异的审美追求,清晰地透现出中晚唐之际士人心态的变化及诗风衍变的动态历程,在唐诗发展史上极具座标意义。     

西晋赋文化新风管窥

西晋赋之繁荣,为六朝诸代所不及.于此繁荣景观中,展示出西晋某些新文化风尚崭新的赋学观念,开阔的艺术视野,感伤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