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化的史学与优伶性别的史学“前判断”

在中国史学中,由于选材、笔法、细节等元素都难以超越所在时代和史官个人的先验主体,从而使中国历史也成为一部男性化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贯穿男性气质和意识的历史。中国史学对于男性、女性有着不同的性别前判断,也就影响到了对于优伶性别的态度。男女优伶性别因为整体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为史学所回避,正史记载甚少,即使有所记载,也基本上是男性优伶,而且,男性优伶在史学中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素质。这似乎与男性优伶的女性化的社会性别身份＂互相冲突＂,但是,它实质上是从相反的角度＂通过相互合作而互相加强＂,来共同巩固和稳定社会性别原则。     

论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文化交游

中国男性文士的权力渴求中,都包含着性的因素,而当被权力系统所边缘甚至驱逐的情形中,男性文士大多会产生一种替代性的性的要求,以应证自身一种虚幻的性权力,女性优伶由于独特社会存在状态,自然成为男性文士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替代对象,从而构成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关系,而且,颇含一种文化意味,或聚宴品艺,或作词相赠,或传播诗赋,甚至产生爱情佳话,形成一种男性文士和女性优伶的精神互慰关系,共同抚平遭受挫折和压抑的内心伤痛。     

论优伶性别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中，男性优伶大多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气质，而女性优伶则是一种演艺化印象。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主义论述方法。在实际历史状态中，男性优伶仍然时刻遭遇着压迫其退回女性化社会性别性格的社会势力，女性优伶也并非表明与政治无涉。这种史学策略，流露出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意味。     

中国史学对于女性优伶的想象和描述

在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被定位为远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似乎成了男性的专权。中国女性优伶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特殊职业性质，女性优伶必须进入公共领域，也使中国史学产生一种二律背反。其实，正是由于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优伶演艺活动，使女性优伶更加具有女性的特质，或者说更加符合公众男性的性想象以及想象的满足，由此，也就成为男性化的中国史家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关注目标，演艺也就成了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生动印象。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演艺描述，大多具有良好女性形象气质，而且，史籍中之女性优伶，不但有“色”，且多“色艺俱佳”、“色艺超绝”，是“声与色”兼有，甚至掩盖了在“色”乃至生理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女性优伶在史籍中的演艺印象，加剧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的主体和客体的原则关系。     

论优伶的社会性别身份

在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男尊女卑”中,中国优伶性别角色存在着特殊的两性结构性质：男性优伶的女性化和女性优伶在“公共领域”里的男性化。前者使男性优伶也沦为与女性优伶卑贱同格,“男女皆卑”;后者使女性优伶成为一种公共欲望对象,并和男性优伶一起是一种色情消费的社会对象,从而构成为“卑贱者”和“色情者”的“文化象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性别死结。     

从新时期女性写作看女性之于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

两性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男女不平等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女性对于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必须首先定位好自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才能推进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女性写作特别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就为之提供了范本。具体而言:首先,女性不能忘记自己的性别,与男性同化而陷自己于雄性化式的扭曲;同时,女性又不能陷入性别本质主义,远离男性,斩断与男性世界的联系。     

"他者"的悲剧 ——莫言小说《蛙》"姑姑"形象分析

"姑姑"是莫言长篇小说《蛙》的第一女主角,她的一生复杂而又坎坷.身为女性,姑姑极富悲剧色彩.从被塑造的年轻生命到情感受挫的打击再到晚年无意义的精神救赎,姑姑演绎了女性与生俱来的悲剧.作为医生,姑姑不仅以个体身份存在,更扮演着计划生育背景下有特殊使命的社会角色.她的悲剧一方面源自社会力量对女性心理造成的异化,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因素对女性意义的消解.另外,以家族关系里的女性长者自居,姑姑仍然没能逃出宗法层面掌权的男性的支配,并且她特殊的社会身份与家族利益背道而驰,最终妄图以回归婚姻家庭完成自我的救赎,却再次成为男性话语的附庸.本文力图站在性别立场,通过审视姑姑多维的立体形象,探析女性本体性的复苏.     

论权力话语和优伶性别角色

中国优伶具有＂卑贱者＂和＂色情者＂的社会性别角色,它的形成有其最原始和最基础的控制力量,即权力采用＂话语＂的手段,以抵消优伶在舞台和现实中任何可能造成性别和权利的混乱乃至颠倒倾向,而在此背后,权力话语对中国优伶性别角色的组织和控制,实质上是对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维护和巩固,或者说是,经济及其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力的一种本能提防和警戒。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女性与福利

中国女性的福利状况从建国5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肯定进步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在分配资源时，女性相对男性来说处于劣势地位，而社会性别成了这种差异的重要依据。在对福利涉及的各个领域中女性福利的进步以及与男性依然存在的距离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用社会性别理论视角对性别与福利安排之间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18—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女性道德标准研究

道德教诲始终是小说诸多功能中最被作者和读者重视的一项功能。女性道德标准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女性道德标准的反映、宣传、巩固和重构就成了小说家们关注的主题。女儿、情人、妻子这三种女性身份功能是通过与它们相对应的男性（父亲、情人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发挥出来的,这三种女性身份所体现出的何为好女人．何为坏女人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道德标准的要求。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改嫁或守寡：女性永远的梦魇——以《倾城之恋》和《白虎关》中女主角为例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塑造的白流苏，与雪漠在《白虎关》中塑造的兰兰、莹儿，在情感经历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她们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作为女性，婚姻的不幸让她们只能在改嫁或守寡之间选择，但两者都是女性永远的梦魇。原因是：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贫困和依赖。三位女性的情感历程，为我们提供了窥见中国女性生存困境的窗口。     

我言秋日胜春朝——论晏殊咏秋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失意文人大多借秋天来抒发自己的凄怨之情,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文人悲秋的传统基调.作为世所共知的太平宰相、盛世词人——晏殊走出了前人的窠臼,他的咏秋词无论是节序咏物还是伤时感怀均没有往常常见的凄凉悲壮,而是罕见的清新明丽,别具风味.     

中国史学中的女性优伶伎艺描述

中国史学中对于女性优伶伎艺的描述,一是专工一行,除了工于行当,女性优伶大多擅长某项伎艺,或歌唱,或舞蹈,或做打;二是一专多能,多才多艺,具有全面演艺素质;三是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能够吟诗作词,审音度律;四是师承和家传背景,许多女性优伶所以技高一筹,与前辈的指导与栽培有关,同时,家庭环境的熏陶渗透,家族内部的传授指点,对于培养一个出色优伶,自然也是一种重要成长因素;五是”明星制”的现象,自元代始许多女性优伶声名远播,以她们的高超演伎,以及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吸引和招徕观客.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

自从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后,药、酒与魏晋士人的关系一直是魏晋文化研究中一个不断被重提的话题。在“身体”研究的视域下,这一问题也可以被重新思考,因为药、酒与魏晋士人发生的恰好是身体上的关联。吃药可以长生,喝酒可以避祸,药、酒可以使身体生命暂时得以保全和安置。这不是魏晋士人服药饮酒的终极目标,药、酒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意义,即在老庄哲学的引导之下,借助药、酒作用于身体后的发散和催化,力图让作为肉身存在的个体化的自我消解,与生命的本体相接,从而完成由“有身”到“无身”的超越,彻底摆脱生命存在的悲剧感。     

“说剑”情结与“速死”心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点思考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既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更和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职责定位以及自身如何处理与统治者和民众的关系有关。遗憾的是，对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中沦为权力机器的工具。由此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使命和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绝望，龚自珍由渴望“说剑”而最终回到“吹箫”；章太炎因国师梦的破灭鬲产生“速死”心态，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最佳例证。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做好对自身的文化启蒙和精神解放工作，才能谋求成功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