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积分政策下考虑供需两侧驱动的汽车企业制造决策优化

为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燃油汽车燃料消耗量的降低,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变背景下汽车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工信部等五部委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双积分政策。考虑这一供给侧的政策驱动,结合需求侧的消费者行为偏好因素的拉动作用,针对一家同时生产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汽车制造企业,研究供需两侧驱动下汽车制造企业的最优决策、环境影响及消费者剩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策性因素、需求侧因素变动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1)NEV积分比例要求越高,越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同样,只有积分价格高于某一阈值,新能源汽车才更有竞争优势;(2)为保证汽车产业的平稳过渡,不严重伤害汽车制造商收益,需要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调整积分政策;(3)需求侧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因续航里程及充电桩覆盖率有关的焦虑容忍因子、燃油汽车限号限行导致的抑制刺激对新能源汽车扩散都有明显的影响。     

基于续航能力需求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补贴策略研究

新能源汽车在产销量获得突破之后,充电基础设施不足成了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依靠新建短期内无法解决,着力提升汽车续航能力成为现实的可行选择.从产业链协调的视角出发,基于消费者续航能力需求,通过构建产业链一体化决策和独立决策模型,研究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电池生产商和汽车生产商的最优决策与协调问题,分别得出了两种决策下的最优策略组合,并分析了消费者续航能力需求对新能源汽车需求和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和价格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续航能力需求,还与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链决策方式有关,产业链一体化决策比独立决策更有效.为更好的实现一体化决策,引入了产业链内补贴机制实现了产业链协调,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应该常态化吗?——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为什么购置税优惠政策不适用于供给约束时期,现有研究极少基于一般均衡角度做出解释并提出替代政策,通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技术要素、投资补贴变量、中间投入要素以及进出口函数,利用中国2012年实际经济运行数据,分析了不同经济形势下购置税优惠、自主品牌技术进步与投资补贴的作用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各类政策的影响效应,不仅取决于其实施的时机,也取决于相关产业与汽车产业的关联程度.在供给约束时期,购置税优惠政策因要素转移而阻碍关联度较低部门的发展并扩大贫富差距,技术进步与投资补贴则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其中最优投资补贴在5%左右,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下降.不过,在需求不足时期,后者会因本币升值与净出口下降而产生类似负面影响.因此,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需求不足时期,在供给约束时期则可由5%研发补贴政策予以替代,以便从供给侧增加自主品牌车企的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进而规避上述负面影响.     

政府补贴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激励影响与福利分析研究

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之间会存在双向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到创新的外溢效应,本文从可转换优先股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初创企业以及风险投资的微观激励影响,并且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对比讨论了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整体社会福利的冲击.研究发现事后补贴与公共服务配套都能够实现有效激励,让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都选择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尽管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实现福利增进,但是总体来看无法解决激励不足的问题,甚至还会导致激励扭曲.与此同时,从整体产业层面来看公共配套服务的成本优势使其福利效果优于事后补贴.而政府的投资兜底政策依然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政府低碳引导政策研究——以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以我国典型再制造——汽车发动机再制造为例, 从促进资源再利用视角出发, 针对碳税、补贴等不同政府政策情景, 建立了不同政策约束下汽车零部件制造/再制造技术选择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通过仿真分析, 剖析了环境政策对企业制造/再制造生产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影响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 为引导和促进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需要加强外部政府引导政策的制定. 其中, 碳税约束和补贴激励的政策组合, 能较好引导企业选择低碳再制造技术, 提升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的碳减排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面临的市场还极不成熟, 政府还需要加强市场消费者认可度培育和回收市场的规范, 以促进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伯川德竞争下的混合寡头研发投入

在考虑国外企业的进入和政府研发补贴的情形下,建立生产差异化产品企业的混合寡头博弈模型,将国内企业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情形,分别得出在伯川德竞争情形下产量、研发投入以及社会福利的均衡解,并分析了私有化,研发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存在国外企业竞争且国外企业的生产效率偏高时,政府最优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都相关;企业私有化会降低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的激励会使私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     

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的信号传递效应分析——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政府补贴传递了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战略方向和政府政策倾向的信号,是促进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工具。采用2009~201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造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投资函数、融资函数、生产函数的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起到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长期来看其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该信号有助于债务融资和风险投资的增加,缓解融资约束;创新能力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是投资者重点关注对象;小而新、国有控股的企业接收补贴信号后相对更重视创新投入;经济绩效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创新投入和债务融资,却抑制风险投资的增加。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道路运输节能减排路径模拟

通过深入分析道路运输、经济、能源及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建立了道路运输节能减排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节能减排路径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相比于补贴纯电动客车消费者,补贴其生产方取得的节能减排效果更好,且提高生产方中核心零部件企业的补贴占比,资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助于新能源汽车的顺利推广及能源结构的调整。第二,与"提高新能源车补贴"相比,"提高道路运输二氧化碳治理投资"的节能减排效果更好,但此途径长期效果不佳。第三,从技术角度来说,降低汽柴油车的单位能耗和汽柴油的排放系数,节能减排效果非常显著,应加大研发力度,着力提升汽车性能和燃油品质。     

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与企业创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次系统研究研发补贴集中度、高管技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研发补贴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获得的研发补贴集中度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研发创新;高管技术背景会调节研发补贴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说明技术高管有助于企业研发补贴的合理配置.本研究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以及高管职业背景影响的相关文献,为研究我国政府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基于排放权交易与减排研发补贴的政企减排微分博弈模型

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背景，运用微分博弈理论研究了政府与其所辖多个工业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减排博弈问题，同时还考察了两个地区进行合作减排对政府及企业的策略影响情况。其中，工业企业在生产排放的同时还进行减排技术研发，政府则对企业研发提供补贴。此外，政府对公共资源部分也进行投入，从而实现一定的减排量。通过构造汉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方程，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了地区间减排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政府对所辖企业的动态补贴策略、自身减排投入策略以及企业的生产及研发策略。通过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减排合作使得均衡状态下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量升高，对公共资源减排投入增加，企业自身的减排研发投入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各地区的实际排放量降低。最后，通过算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模型结论的有效性，从而为政府间的减排合作以及企业制定生产及减排技术研发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政府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2005-2015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法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影响,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以及二者交互项对政府补贴资助效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总体上表现为"杠杆效应"。政府补贴对大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具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则呈现出负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能够显著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提高,却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补贴政策优化、退出与税收规制

从我国现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补贴政策入手,构建现行补贴模型并对其实施机制进行数学分析;引入竞争性激励因素,提出现行补贴政策的优化模型,分析比较两者分别在决策均衡时的政策效果;理论上推算出政府基金补贴政策的退出临界点(或终止点),推导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努力边界;并分析在补贴政策退出后,企业行为以及政府治理企业负外部性的税收规制机理。结果表明:补贴优化模型比现行补贴模型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当补贴额度达到一定边界时,取消基金补贴政策,回收处理企业可以实现自主盈利;在政府基金补贴政策结束后,回收处理企业不会主动追加投资实施环保拆解处理;为解决企业负外部性,向其进行税收规制是该阶段政府的重点政策导向。     

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通过研究设计剔除混杂因素,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及其组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显示,剔除混杂因素与不剔除混杂因素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混杂因素的存在会导致研究结果有偏。剔除混杂因素后发现：当企业没有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研发补贴或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但是当两种政策组合使用时,无论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政策组合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政策组合相比单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稳定。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相关政策组合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基于政府价格补贴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分析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在我国已完成试点验收,但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认知程度并不高,再制造商盈利性弱,而政府的补贴政策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汽车零部件行业为背景,通过建立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博弈模型比较补贴前后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决策。结果表明,政府实施补贴能够有效提高再制造商的盈利性,推动再制造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给出了最优价格补贴。最后,通过案例仿真验证了该结论。     

TRIPS-plus条款下平行进口与价格补贴政策协调研究

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TRIPS-plus条款要求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中国家禁止平行进口,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TRIPS-plus条款,本文通过构建多阶段博弈模型,在Acharyya等~([1-2]】的基础上将企业创新能力视为内生变量,分别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TRIPS-plus条款实施前后两国福利水平,阐述实施该条款对两国的影响;进而研究两国国内以及两国之间有关平行进口和价格补贴政策协调,论证价格补贴在应对TRIPSplus条款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在TRIPS-plus条款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取决于两国收入分配情况,且发展中国家可通过价格补贴改善或维持本国社会福利;若取消TRIPS-plus条款,则发达国家禁止本国平行进口,两国均提供价格补贴将实现共赢.同时,本文发现平行进口政策选择及价格补贴比例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政策对发电企业能源决策的影响及最优化模型

论文考虑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和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组成的电力供应市场,分析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不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价格政策的影响,建立了两类电力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为目标的决策模型,给出了最优解的表达形式.论文结合我国生物质能源政策,分析得出: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投入补贴率是刺激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增加社会总发电量,不能将碳排放价格制定过高,而应重点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最后,论文引入由消费者剩余、电力部门总收入、补贴或者税收收入转移、环境损害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模型,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决策模型,得出我国应加大生物质能源研发投入补贴率、提高碳排放价格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论文的研究工作和得到的结论对相关部门制定有效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碳交易机制下的新能源汽车消费选择行为

为促进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后补贴时代”的市场化发展，提出建立面向下游消费者的道路交通碳交易机制以接力补贴政策的退坡。以消费者年均综合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建立碳交易机制下的新能源汽车消费选择模型，并计算分析碳交易市场均衡碳价及其影响因素；然后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道路交通碳交易机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以现实世界中的典型车型作为案例，对模型进行数值验证与情景分析，进而得出相关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碳价与均衡碳价的关系是影响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市场碳价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在碳排放成本方面优势逐渐显现，理性的消费者将更倾向于购买新能源汽车；降低新能源汽车购置成本与电能碳排放因子，可导致均衡碳价下降，进而提高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占比；通过合理调控初始碳配额与市场碳价可增加社会平均福利。因此，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引入道路交通碳交易机制可有效驱动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选择行为的转变，促进道路交通低碳转型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具有R&D溢出时的企业提成许可策略与政府R&D补贴激励

建立一个带有R&D产出溢出的四阶段R&D竞赛模型,分析在单位提成许可策略下企业R&D溢出以及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对政府的R&D政策的影响.证明在只有一个企业进行创新时,政府没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的动机.在两个企业都进行创新时,若R&D溢出小于二分之一,对于受许方而言,不管其讨价还价能力如何,其国政府都不会对其进行补贴.而对于许可方,其国政府则要根据其国企业在许可得益上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行激励,若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大,政府将对其进行补贴,但如果本国企业讨价还价能力较小时,政府将对其进行征税;若R&D溢出等于二分之一,政府将根据其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对其进行激励;若R&D溢出大于二分之一,政府将对本国企业的R&D进行补贴.     

新能源汽车“双积分”政策对生产商策略与社会福利影响研究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工信部等五部委于2017年9月印发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论文在考虑实施"双积分"政策的前提下,分别构建模型以研究乘用车市场在完全竞争、新能源汽车生产商具有市场势力和传统汽车生产商具有市场势力的三种情况下,乘用车生产商各自的最优决策及最优社会福利.此外,论文进一步定量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市场性因素和成本性因素变动对结果的综合作用效果及各因素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双积分"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相较而言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政策效果最为明显;2)"双积分"政策的收紧会给传统汽车生产商的产量和利润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于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的产量、利润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3)但随着乘用车市场愈发成熟和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市场性因素和成本性因素可抵消政策性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4)此外,成本性因素在所有模型下均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正向贡献作用.     

基于智能体的多类新能源汽车市场扩散模型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汽车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智能体建模方法,构建了多类新能源汽车市场扩散系统的仿真模型,并通过情景分析方法揭示了传统汽车主导、两类新能源汽车共存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扩散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学习率的高低、政府的补贴力度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水平前不应撤销补贴;另外,社会网络因素对纯电动汽车的扩散具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