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濂溪"之名考辨

濂溪是理学家周敦颐的名号,是周敦颐的自命名,以廉名溪,表达了周敦颐的思想志向,而不是故里之名.本文对朱熹确认濂溪源于故里之名进行考辨,还濂溪历史本来面目.     

莲的赞歌——周敦颐的《爱莲说》分析

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原名敦实,字茂叔,宋朝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家几代住在营道的濂溪。嘉祐六年(一○六一)周敦颐去虔州赴任,经过庐山,爱其风景,筑书堂于庐山莲花峰前;堂前有溪,因以故居营道濂溪之名名之,晚年定居其处,故世称濂溪先生。他是宋朝理学的创始人,著名的理学家程颢,程頣兄弟二人,都是他的学生。     

萍乡宗濂书院考略

萍乡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仕宦之地,他在北宋庆历初年监芦溪镇税局时,袁州士人多从其游学。与江西修水、赣州、九江等周敦颐存神过化之地一样,萍乡建有纪念性质的宗濂书院,但明清及民国的地方志对宗濂书院的记载多有抵牾,甚而名称不一。从北宋时期书院规制及周敦颐仕萍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萍乡芦溪的宗濂书院不是周敦颐所建,其最初形态为濂溪祠,最迟于明正德九年易名为宗濂书院;万历年间宗濂书院易址迁建,清康熙甲寅兵乱被毁,嗣后又陆续重建,光绪年间县令顾家相改名为濂溪书院并设官课,首次赋予书院除祠祭功能外的教学功能。清末书院改章,濂溪书院更名为濂溪高等小学校,成为萍乡最早改制为小学的书院,民国时期再更名为萍乡芦溪区立小学校,解放后为萍乡芦溪小学,千年弦歌,至今不辍。     

周敦颐"诚"思想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提出的理论不多,但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却影响深远,“诚”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诚”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作为天道和人道的根基。他的“诚”思想是先秦以来有关“诚”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做了较大地发挥,它的基本理论已经完备,后世有关“诚”的思想,都可以从周敦颐那里寻到渊源。     

"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周敦颐的诗歌与人格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也是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他人品高洁、心性脱俗、淡泊名利。他“雅好山水,复喜吟咏”,其诗也多寄情风月,吟咏山水,萧散清淡,如其为人。解读周敦颐的山水题咏诗,将会更深刻地理解周敦颐的君子人格。联系其人品来研究其诗作,对理解其人其诗都是有帮助的。     

忘却了的忘却

我已经记不起是第几次来五行山了。每年的夏天我都会来这里待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根本什么也不为吧。许多事情都是说不上来为什么的。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为什么会来,而是我终究会来的。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五行山的脚下,那里有葱郁的树木和潺潺的小溪,我很中意这样的地方,因为如此美丽的风景在我的家乡并不多见,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家乡是一个叫南海的地方,水深不可测,鱼虾成群。在那里我每天都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日子波澜不惊。南海的     

杰出的农学家——张履祥

<正>1.在科举考试盛行的古代,以读书求功名是时人的梦想。然而,有人将耕作与读书兼做,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著书立说,授业解惑。他,叫张履祥,是我国杰出的农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2.张履祥,字考夫,世居杨园村(今属浙江桐乡市龙翔街道杨园村),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家乡的教书馆当一名教书先生。     

"假借"小议

“六书”之一“假借”，许慎“本无其字”说宜作“本非其字”解；同源通用是假借；同音代替是假借的一种形式，也是“依声托事”；本字不等于初文，更不是后起字。     

汇释“书籍”

什么叫“书籍”：《史记·礼书》“礼书第一。”唐人司马贞《索隐》注释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字通·日部》解释说：“书，几载籍谓之书。”书、书籍，作为文化载籍的总名，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要问“书”字、“籍”字的最早字义（即本义）是什么？“书”字、“籍”字的书籍义是怎样演变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一些文字学、测站学的专门知识了。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解释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又在他的《说文解字·幸部》中解释说：“舍，着也。从章，着声。”“书”字属于“幸”部，幸字正是“笨（笔）”…     

杜诗中"自"字与诗中的"二元主体"世界

杜甫在诗中喜用“自”字。在其诗中，“自”字可以当代词，也可以当介词。当它作为代词，指代物的时候，诗中的“物”成为和人一样的独立的主体，拥有了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诗中世界成为了“二元主体”的世界。诗中空灵澄明的意境得以深化，诗歌的艺术空间得以拓展。这种物的独立和海德格尔诗学中所推崇的人与物的“敞开”，有殊途同归之妙。略有不同的是，杜甫对国家和百姓的不能忘怀，使得他的个人意志虽然在某些时候弱化，但始终没有丧失，这使他和海德格尔诗学中那完全“自在生存的人”是不同的。但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周敦颐的《通书》成文于何处

周敦颐的《通书》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作品。他在永州通判任上有时间有精力整理《通书》成文；《通书》的内容与他在永州任职后的诗文思想内容相一致；《通书》应是他在邵、永讲学的文稿；《通书》成文于永州。     

对《歧路灯》协同类介词结构的考察

对《歧路灯》中表示协同类的介词结构进行考察,从中选取了"和"字结构、"同"字结构、"并"字结构以及"连"字结构进行讨论。这几个介词结构基本上都形成于唐代,有新产生的,如介词"和";也有从动词转化而来的,如介词"同""并""连"。这四个表示协同的介词结构的用法较多,有些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广泛使用。     

梁章钜《楹联丛话》的诗学研究

梁章钜撰写的《楹联丛话》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著作。在创作理论上,梁氏明确地提出了楹联创作的三种方式及从事楹联创作应遵循的四个法则;在批评理论上,梁氏认为楹联批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审美标准是“工切”。“工”是楹联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工整;“切”是楹联内容上的要求,即楹联内容与题目或者题咏对象切合、符合。创作理论与批评理论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联系,彼此交融。     

东林党“六君子”的节义诗创作

天启五年(1625),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殉难。他们以忠肝义胆谱写了一曲辉映史册的慷慨悲歌,表现了一腔热血,洗涤乾坤,虽九死犹未悔的忠贞和节烈。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

1906年7月,赵尔丰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大臣期间,将康区土司和呼图克图的统治权收归清中央政府,并接管当地军政事务,也办理了许多民事纠纷。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就在此时出台。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为了生存、为了家族的复兴,离开了家乡,成为一名流浪商人。往返云南德庆与西藏芒康之间做生意,使邦达·尼江成了一名很小的“聪巴”,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了不少的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开始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从此,该家族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     

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

文章通过孝感孝文化艺术中大量以“董永和七仙女”为题材的多种艺术形式的优秀代表作和世代流传的艺术精品,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所表现的孝心、孝行,客观地印证了“孝感是董永故里”和“孝感是孝子之乡”。     

沈周与宰执宦僚交游考

沈周虽一生隐居不仕,但在日后却获得"身居林下,名满天下"之赞誉,被称为"邦家之光"。究其因,除了天赋、勤奋等内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与他和名宦们的频繁交往以及后者对他的抬爱推介等外部条件密不可分。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袍服浅析

基于对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衣袍实物的归类,认为这些衣袍不能定名为周代"袍"。在结构形制的比较中,发现这些衣袍对深衣古制多有损益,也不能称为"深衣",而只能泛称为属深衣制。     

近代闽南侨乡“五脚基”与“洋楼”表征关系解析

基于皮尔斯的符号三角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在近代闽南侨乡文化的特殊场合下,"五脚基"能成为"洋楼"的表征符号的观点."五脚基"作为一种符号媒介,能够与"洋楼"客体对象建立表征关系,这种表征关系体现为存在关联、标识关联、类构关联3个方面,而"五脚基"符号媒介在与"洋楼"客体对象建立表征关系后,它也就能上升为一种更"发达"的符号."五脚基"除了作为闽南人用来指代"外廊文化体"的符号外,当其处在近代闽南侨乡特定的文化场合内的时候,却还有表征"洋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