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的《诗经》学思想

《诗经》受到了刘勰的高度重视,在《文心雕龙》里,刘勰对《诗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充分肯定《诗经》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全面总结了《诗经》的艺术成就,认为《诗经》具有鼓舞天下的巨大精神力量和典雅美丽的艺术“风骨”。     

论《诗经》的经典化

《诗经》的经典化过程，是经历了从西周到汉朝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诸子百家对《诗经》的推动，而最有贡献的，当数孔予。这其中一方面有《诗经》本身文学成就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和孔子的认识经历以及他“忠、恕”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正是有了孔子对《诗经》的推崇，《诗经》才能在汉武帝时“政教合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经典与民族精神的积淀。     

试论《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兼与《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较

《荷马史诗》内容丰富、诗才洋溢，具有重要的文学、民俗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价值。与我国古代诗歌典籍《诗经》中的王事诗相比，二者在战争目的、战争形式以及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论柳永词对《诗经》的接受与化用

《诗经》和柳永词在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雅俗分野，学界较少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接受与化用。有宋一代，随着“诗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崛起，士人对《诗经》推崇有加，产生了向文学性回归和主体色彩介入的新变。柳永亦深受此风浸染，其词在意象、主题、用典、表现手法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因袭《诗经》章句、结构，体现了宋代文学在世俗性的回归。     

正确评估《诗经》中语气词的历史真实性

《石鼓文》作于春秋早期的秦文公时代，而勒刻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末期之间，可视为风格接近《小雅》的《秦风》逸诗之一。我们依据《石鼓文》的语言材料及《左传》、《国语》中大量《诗经》引文可证明《诗经》及《诗经》中大量语气词的历史真实性。     

20世纪《诗经》大雅研究回顾及展望

在对20世纪《诗经》大雅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研究思考的方向。即重新认识大雅在《诗经》中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转变观念,从诗歌与音乐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大雅文学形式的研究。     

赵沛霖《诗经》研究述评

赵沛霖的《诗经》研究是对《诗经》学史建构模式的超越,对《诗经》研究作了多方面的深入与拓展,彰显了研究上可贵的学术品格。     

姚际恒对《诗经》诗学的拓展

《诗经》诗学是《诗经》学的组成部分，也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清初学者姚际恒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本文从创作诗学、修辞诗学、阐释诗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见姚氏的开拓之功。     

中日古代文学中的“葛”研究——基于《诗经》与《万叶集》比较探究视角

通过比较《诗经》与《万叶集》里“葛”这一意象,发现中日两国歌人用 “葛”(日文:クズ)入诗时,其描述内容常与家人亲情、婚恋有关; 从文学意象与民俗意义上探究,婚恋诗中的采葛行为不仅是普通的劳作,也是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诗经》中的“葛诗”更多关注民间疾苦等社会问题,而《万叶集》的“葛诗”则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方玉润的《诗经》接受——以《诗经原始》为例

从接受的角度审视方玉润对《诗经》的阅读,揭示《诗经原始》与姚际恒《诗经通论》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发现,方玉润的《诗经》接受具有完整系统的鉴赏阐释体系,重视情感特征和意境的把握,既推求诗之本意,同时又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其评点文字本身颇具文采,俨然是阅读《诗经》有所感悟的再创造。《诗经原始》在晚清具有集大成式的意义,对"五四"时期《诗经》文学面貌的重现有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以“二南”、《王风》为例

《诗经》作为我国诗歌创作的源头,显示出诗歌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比如"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对深化主题、渲染气氛起到的重要作用等等。而人物形象塑造作为《诗经》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研究史上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诗经》在抒发情感的同时塑造的种类繁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国风》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人物形象群体,也是当时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标准的艺术体现。体现了周代婚姻作为礼之本,不仅是关乎家庭的大事,更是关乎王朝基业的大事,有着深刻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烙印。     

80年代初的《诗经》研究

80年代初，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的第二高潮。通过对诗经成书、流变、创作方法；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毛诗序》、《雅》、《颂》；《国风》中的典型篇目的研究，是对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重新探讨。     

清代《诗经》的文学接受成就

清代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促成《诗经》文学接受丰收期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读《诗》之作,形式上可分为评点、评析、诗话、诗说、诗问、诗论等。清代的《诗经》接受在经学的笼罩下注重发挥个人见解,以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法阅读《诗经》,并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引中为艺术原则,从而对《诗经》的艺术特质揭示得更细致深入。     

论《诗经》的文学自觉意识

“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文学的自觉首先反映在诗文的内容上,是《诗经》在“情”的领域的奋力开拓.所谓“文学自觉”还包含着对文学艺术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重视.《诗经》是中华先民自我意识的诗性醒觉,同时也是“文学自觉”觉醒的标志.     

文化视野中的《诗经》祭祀诗研究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祭祀性质的诗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浓郁的宗教气息和鲜明的思想特征而自成一类，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的祭祀诗所表达的内容有祭祀山川、祭祀农神等，但更多的是祭祀祖先的篇章。其突出的特点是浓厚的宗教观念与鲜明的政治目的，及对祖先、神灵的模糊刻画。展示的是人在回顾中追寻远祖的根源，将传统化为生存本领的一种精神努力。     

《诗经》与汉乐府婚恋诗之女性比较

《诗经》和汉乐府为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但时代的变化和文学自身的发展使得汉乐府既与《诗经》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共性,又有差异。因而从《诗经》时代到汉乐府时代,爱情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中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     

浅析《诗经》中“柳”的意象及流传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传世的诗歌总集,在艺术性、思想表达、韵律美等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诗经中所描绘的意象也成为了后代文学创作的典范,如"鸟"的意象、"水"的意象、"树木"的意象等等。本文试对《诗经》中出现的"柳"意象进行探析。     

简论《齐风》艺术的美学构成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齐风》具有舒缓、中和、率真的审美特质。这与《诗经》时代齐国的经济基础、政治策略、地理环境、人文特点等方面密切相关。     

“托辞”：方玉润的诗学修辞论

清代滇籍学者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中国传统《诗经》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清代《诗经》文学读解的扛鼎之作。方氏解《诗经》的诸多精到之处,论者已多有论及;唯其所标举的＂托辞＂却鲜有人注意到,而＂托辞＂正是其＂原诗人之始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判定＂诗＂与＂史＂之分界及拓展诗之＂言外意＂的重要手段。当然,＂托辞＂的泛化也是方氏诗学不可回避的缺陷。     

郭象玄学与文学的自觉

在魏晋玄学思潮中，郭象玄学以特有的品格使主体的审美意识得以完善与独立，使文论对文学内在规律的探讨有了可能。本文基于对陆机的《文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分析，论证郭象玄学对于魏晋文学的自觉与独立所蕴涵的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