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鸽子制导炸纳粹

试验鸽子制导炸纳粹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一个想法最初听起来不荒谬,那就不要对它寄予太大希望”。据英国《卫报》报道,一本名为《鸽子制导飞弹：以及其他49个从未实现的创意》的新书即将面世,书中总结了曾出现在历史上的数十个奇思妙想,其中被重点介绍的是70年前一名美国科学家探索用鸽子制导炸弹,以实现对敌方目标精确打击的计划。     

中国制导炮弹射程堪比导弹

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最新一期报道，中国长征贸易进出口公司刚刚披露了一款编号为“WS-35”的155毫米口径精确制导炮弹，其射程竟达到100千米，几乎与近程弹道导弹有得一拼，但无论是成本还是使用性能都占尽优势。     

美国巨资翻新核武器

美国开启了对核武库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翻新计划,首先获得升级的是B61核炸弹,预计未来5年将耗资约100亿美元,因此该升级计划也被称为"镀金的核弹项目"。不过奥巴马政府认为,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诞生于冷战背景的B61核炸弹不但曾经是美国空投核武器的基石,未来仍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B61不仅将被改造成世界首个精确制导核炸弹,而且将被挂载在美军未来主力战机F一35上。美国史上最昂贵的核武翻新计划近年来,美国一直在着手削减军     

神风特攻都不算什么 二战日军还有更奇葩的人肉武器

<正>太平洋战场上,由于兵力装备、补给物资都远逊于美军,日本陆海军长期执行对敌方堡垒、舰艇乃至主力舰冒死攻击的"肉弹"战术。早在偷袭珍珠港时,日军就派出5艘无力返航的袖珍潜艇,企图攻入美军港展开自杀式攻击。读者更熟悉的是应该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日本的盟友德国在欧洲战场率先运用了精确制导武器。1943年7月,德国空军首次使用无线电制导的空对舰导弹,2个月后     

美研制成首颗精确制导子弹

美国桑迪亚实验室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两家军事研究机构最近一直在致力于研发首颗制导子弹,实现步枪精准度与射程的革命性提升。这项技术被研制成功,任何人都将拥有狙击手的精准度。在今年2月份的系列测试中,美国桑迪亚实验室演示了一颗10厘米长的制导子弹原型的性能。结果显示,     

神秘的巡航导弹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除使用了各种作战飞机外,还使用了“战斧”式舰对地巡航导弹。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和北约国家宣传巡航导弹能精确命中目标,但他们闭口不谈被南联盟防空部队打下多枚巡航导弹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巡航导弹能够精确地命中目标,而有时又能被防空火力击落呢？巡航导弹是一种依靠喷气发动机的推力和弹翼的气动升力,主要以巡航状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导弹,亦称飞航式导弹。他可以从地面、水面、水下和空中发射,攻击固定或活动目标。巡航导弹的航迹可分为三段：起飞爬升段、巡航段和俯冲段(图一)。首先由发射装置点燃火箭助推器,导弹开始起飞爬升,约十几秒后,火箭助推器燃料耗尽并与弹体分离,启动主发动机,开始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和高度。当爬升到一定高度时,便转入巡航阶段。在巡航阶段,主动发动机的推力与阻力相平衡,弹翼的升力与重力相平衡,导弹以近于恒速和等高的状态继续飞行。这是巡航导弹的主要飞行状态,巡航导弹因此而得名。当接近目标区域时,由制导系统控制导弹,俯冲攻击目标。巡航导弹所以能够精确命中目标,简单地说是因为它采用了高精度的惯性——地形匹配复合制导系统。惯性制导的优点是不依赖外界设备和信息,完全独立自主地工作,能实现全球制导。但是,他的弱点是制导误差随工作时间增加而加大。为了克服惯性制导的缺点,提高制导精度,人们常常将惯性制导与地形匹配自主制导系统结合在一起使用,构成导弹的复合制导系统。所谓地形匹配制导,是利用弹上的测高仪表测得的地形海拔高度与预先存储的基准数字地图相匹配,导引导弹飞行的导弹自主制导系统,亦称导弹地形等高线匹配制导系统。该地形匹配制导系统能够修正惯性制导系统的积累误差,形成制导指令,传给控制系统,使导弹按预定航线飞行。经过地形匹配制导修正的惯性制导系统,其导航位置误差可大大减少。巡航导弹虽然能精确命中目标,但也有致命弱点,那就是它的飞行速度相对来说较低(如美国代号为BGM-109A巡航导弹,最大巡航速度为0.72倍声速)。因此在空中的飞行时间较长,不易突防,所以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南联盟防空火力较强的地区常常被击毁。另外,巡航导弹携带的发动机、燃料和制导设备等负载,限制了弹头的尺寸和装药量,所以攻击钢筋混凝土等坚固目标效果不太好。另据报道,每枚巡航导弹耗资75～120万美元,比常规炸弹昂贵得多。(转载自《惯性世界》1999年2期)图一 巡航导弹飞行示意图图二 巡航导弹结构示意     

术语学内部的不同研究方向

编者按：国际术语学界一般认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到了7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术语学的概貌。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学与外部亲缘学科的关系,对不同的术语学派来说,基本上具有普遍性;而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则可能有不同的侧重。这里介绍的情况,较多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实际出发。如果有人撰文着重介绍其他学派的情况,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摘要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主要致力于理论术语学研究和应用术语学研究。理论术语学研究对应用术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术语学研究也不断影响着理论术语学的发展。理论术语学研究包括类型术语学、术语语义学、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认知术语学等一系列研究方向;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术语、术语系统以及它们形成、创建及使用的规律。术语学首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让我们对它们的内容分别加以了解：一、理论术语学(theoretical terminology)研究概括地说,理论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性质、发展和使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理论术语学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相关科学,例如,语言学、词典学、逻辑学、科技情报学、认识论、科学学、符号学等。就俄罗斯术语学派来说,术语学在与上述这些学科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大致形成了以下一些主要的研究方向：一般术语学(gener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个别术语学(specific terminology science),类型术语学(typ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对比术语学(comparative terminology science),语义术语学(semasi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称名术语学(terminological “derivatology”),历史术语学(historical terminology science),术语学史(history of terminology),功能术语学(function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术语学篇章理论(terminological text theory),认知术语学(cognitive terminology science)等等。熟悉词汇学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向与词汇学研究的内部方向大致对应,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因篇幅有限,我们主要向读者介绍一下理论术语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研究方向：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以及认知术语学。(一)称名术语学术语的研究过程往往是：先出现一个概念,然后给它下定义,最后确定术语。称名术语学就是研究专业概念的称名过程及其形式,以及使这些形式达到最佳化的方法。同时,分析已有的术语的形式有利于找到最有效的构成术语的方法和模式,并能为新术语的创造提供建议。因而,称名术语学研究对整个术语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在称名术语学研究过程中,术语学家们发现,从共时角度研究术语形式结构的传统方法无法充分揭示术语构成的某些方法和模式。因而,必须从历时的角度对术语构成的个别方法加以分析。因此,研究术语系统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很多富有生命力的术语。称名术语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术语构成的语义方法：普通词汇的术语化,普通词汇的词义扩展,普通词汇的词义隐喻化,普通词汇的词义转喻引申,普通词汇的词义专业化,系统间词汇单位的借用。2.术语构成的词法手段：术语的后缀构成法,术语的前缀构成,术语的前缀—后缀构成法,转换,术语的语音—词法构成。3.术语构成的句法手段。4.术语构成的词法句法手段：复合词,省略法,缩略法。(二)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这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研究方向。功能术语学致力于研究职业言语(首先是篇章)中术语的功能。术语是在篇章(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中产生的,但却是在术语系统中得以确定的。或者说,术语是出现在阐释理论观念、描述新术语的篇章中,然后在词典、标准分类系统等篇章中得以最后确定。所以,术语的功能研究既与篇章语言学、科技信息理论以及文本综合分析处理等学科领域相关,又涉及到术语进入文本中所发生的不同过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研究术语使术语学家们发现,如果把对术语的研究仅仅限制在语言系统内,那么术语的许多现象,如同义现象、多义现象、术语的形式变异等问题都无法圆满地去解释;而从言语功能角度出发,或者说,通过分析言语作品中术语的使用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到术语的本质,揭示术语的特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术语学篇章理论应运而生,其研究对象是术语在篇章中的功能：对篇章进行术语分析和对术语进行篇章分析。(三)认知术语学认知术语学是刚刚产生不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分析术语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相互作用问题,确切地说,科学语言和科学认识的相互作用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同时对认知术语学研究也非常重要。科学认识的普遍过程中,术语的认识功能,术语系统的发展状况以及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术语学中研究得不够充分。术语的主要认识功能是指对知识的固定、保存和传递,此外还包括术语的启发功能。术语的认识功能是术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因为术语主要用来表示概念。科学认识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术语。当我们说,语言是固定、保存知识并把知识代代相传的一种手段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术语。在科学认识中,术语的作用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至于涉及到哪些层面和维度,这也正是认知术语学研究的方向所在。现代术语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规定理想术语,转向以认识论为基础,描写术语、术语系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形式、功能和内部的规律^[1-2]。术语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可以说是逻辑学—语言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术语学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规定法)。人们对术语提出了种种规定,种种“要求”,诸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等。但后来,术语学家们渐渐发现,仅仅借助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方法研究术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术语学与其他学科,尤其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认识论成为了术语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于是,术语学家们认识到,术语并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此前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可能会有悖于术语的自然语言属性。由此,术语学研究转向了另一种方法——描写法。术语是在自然语言词汇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自然语言词汇单位是术语的基质^[3]。术语的语言基质在篇章的功能中看得最清楚。二、应用术语学(applied terminology)研究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术语翻译、术语编辑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其中,术语词典学(terminography)是研究有关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以及演进的一门学科,主要任务是收集、描写属于某一学科领域或其分支的所有术语,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一部将术语全部罗列出来的词典,如：术语词源词典、历史术语词典、频率术语词典、术语新词词典等。在不同语言间的术语协调过程中,还可以编纂术语翻译词典,为术语翻译服务。编纂教学术语词典,用于培训专业人员和进行外语教学。编纂信息术语词典,可以促使科技信息自动化。总之,随着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与创立,术语词典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术语词典是术语工作所有基本领域的工具。因此,术语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也绝非偶然。术语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是术语实践工作最佳化和规范化统一的结果,最终形成规定性的词典,包括规范性词典和非规范性词典。术语编辑(terminological editing)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涉及应用术语学和编辑学两门学科。建立术语数据库(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是术语实践工作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术语数据库拥有大量的术语信息及选择、保存和检索这些信息的自动化手段,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大规模地建立术语数据库的趋势。^[4-5]三、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的关系前文中已说明,理论术语学是应用术语学的思想源泉。术语学发展总的趋势是将术语研究的纯理论问题与带有实践性质的问题密切结合。在术语学的研究方向中,应用术语学一直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原因在于,术语学家们认为,应用术语学属于特殊的研究方向,应从术语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而在传统的语言学家看来,整个术语学都应被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应用术语学的特点是什么？它与术语学本身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以术语词典学为例,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术语词典学和术语学之间的关系很像词典学与词汇学的关系。一方面词典编纂实践会提出大量的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期待后者做出理论上的回答。同样,术语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在编写术语词典的过程中产生的,术语学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反过来又直接影响术语词典的编纂。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术语词典学和术语的整理与统一属于术语学中的应用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在吸收术语学一般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却并不总是紧紧跟随着术语学。^[6-7]应该承认,应用术语学研究和理论术语学研究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前者已完全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用术语学完全不受理论术语学的影响,或许应该说,术语学理论对术语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相对来说,是“软性”的,“隐含”的,潜在的,而并非是强制性的,决定性的。     

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

摘要 俄国术语学派的形成有其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本文着重阐述了西欧学者,主要是英国的惠威尔、穆勒以及德国的奥尔什基和奥地利的维斯特等人的有关学术思想对俄国术语学形成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术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开创人物是奥地利学者欧根·维斯特(E.Wüster 1898～1977)。术语学诞生标志性的事件是维斯特于1931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作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术语学派之一,俄国的术语学也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稍晚的时候。为了系统地了解这个学派的发生、发展历史以及其主要的理论建树,有必要先弄清该学派产生的内部与外部原因。本文着重探讨的就是推动俄国术语学产生的外部因素。一般说来,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有一个酝酿、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又往往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不开。就一个具体学科而言,它还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洞开,各种进步的科学思想乃至技术文化大量涌入。对于俄国的术语学来说,西方逻辑学与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为其孕育与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俄国学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有两个人的名字必然被提到。一个是英国著名科学史研究者惠威尔(1794～1866),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穆勒(Mill J.St.1806～1873)。前者的《古今归纳科学史》一书于19世纪60年代译成俄语出版。后者的《三段论与归纳逻辑系统》则在1914年译成俄语。20世纪初,胡塞尔(Husserl E.)的《逻辑研究》也在俄国问世。惠威尔在自己的著述中已经大量涉及到术语问题。请看他的有关论述：“虽然,古希腊哲学家从研究词的日常意义开始,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对某些意义赋予某种固定的主导的意思,……他们使自己的语言技术化了……”“大部分读者可能以为,所有写作者都应该满足于使用日常的词的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对技术术语表示反感,如同对学究气与故弄玄虚反感一样。然而,如果有人要对某个科学学科加以完善的话,他马上就会看到,没有技术术语和硬性规定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知识。日常语言的不确定的质朴的意思不可能像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样严格确切地表达事物,并把它们逐级地概括上升。只有牢靠的科学固定语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人觉得我们所描述的术语非常令人犯难,并且,既然让某个术语表达某个意思是按人的意愿确定的,要想出它们并不需要认识自然。针对反对术语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技术性的描述是唯一可能清楚明白的东西。不过这种技术语言如同任何其他语言一样,不经学习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学习者应该把术语与自己的印象与知识直接联系起来,而不限于间接地按字面去解释：他不应该去猜测它们的意义以及像通常那样,通过特别的解释或者翻译成较明白的语言来认识它。植物学的语言对植物学者来说应该是最习惯最容易的用语。当学习植物学的人学会用植物学的语言来思考时,如果对他说‘聚伞圆锥花序’与‘总状花序’有区别时,——那时,他自己就会觉得,植物学术语是最有益的工具,而不是额外的负担。”^[1]不难看出,惠威尔不仅很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语言与日常语言的重要区别,而且对科学语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都有清醒的认识。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穆勒写道：“在任何科学中,分类总是根据科学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些科学里的定义也是不断变化的。”“所有致力于引入某一术语正确用法的人,都应当准确地熟悉这个词的历史以及它在不同发展阶段所表述的意义……”“哲学语言的第三个条件是,要使每个自然类别具有自己的名称,换句话说,不仅要有术语,还要有名称。”^[1]穆勒注意到术语的定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谈到术语和名称(nomenclature)的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术语学正式诞生,也一直是该学科所关注并特别注意区别的两个概念^①。惠威尔和穆勒的著作在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逻辑学教科书中,已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术语问题。例如在维金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ий А.И.1856～1925)主编的教材中,已经开始关注概念与术语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建立科学术语的规律等术语学的重大问题。维金斯基还制定了使用术语的4个原则。第一,术语只用一个意义来对应一个概念。第二,有俄语词时要避免使用外来语。第三,对已经稳定下来的术语的意义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四,如果对某一个术语,学者们使用的意义并不相同,那么,每个作者都有权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甚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义附加在这个术语上。^[2]对于维氏的上述观点,抛开第二条不说,我们似可作这样的理解：第一,术语最好是单义词,要尽量避免多义与同义现象。第二,术语的意义要经过商量最终确定。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容许再作改动。第三,术语的最终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不同学者用于不同意义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阶段,容许学者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俄国学者是普安卡列(Пуанкаре Ж.А.1854～1912)。他在《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最后的沉思》等著作中,对术语有许多重要的阐述。他认为,科学事实只有借助语言、公式和话语表达才能存在。因为“单纯的事实本身常常失去特别的意义：它可能被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但对科学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当深邃的思想家发现它……并用某个术语象征性地来表示它的时候,这个事实才获得了意义。”^[3]透过这些话语,我们都不难读出,作者对术语的重要性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也反映出当时俄国知识界对术语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惠威尔、穆勒相比,德国人列昂纳多·奥尔什基(Olschki L.1885～1961)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的著述、思想对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维斯特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术语界所熟知,而奥尔什基的名字则可能还是陌生的。据维斯特的著述披露,奥尔什基是海德堡大学罗曼语教授。他在1919年发表了一部题为《新语言科学文献史》的3卷本巨著。其俄译本于1933～1934年在俄国出版。该书研究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技术语言的发展状况。科学总是通过用语言写下的文本来表述的,奥尔什基把这人所共知的事实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奥尔什基的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没有人注意到,科学文献的语言问题应该属于哪个知识领域来负责研究。因此发现并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视为一大科学成就。这也正是奥尔什基的历史功绩之所在。正如作者在引言中写道：“科学史从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学者的传略及其成就的描述,如今则变成了描述科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历史……它完全拒绝研究平行发生的语言发展过程。而语文学对科学语言的形成、科学文体的表述也不感兴趣。哲学史、数学史和自然科学史都把语言看作是已有的,随时准备效劳的,而对表达思想和推理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比如：依靠符号和公式的自然科学通常把词语的作用看得很消极,对概念及其表达之间存在的惯常的联系也不感兴趣。”“一般说来,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并不认为语言是自己思维的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在他们看来,语言却是使思想缜密的必要手段。一位当代物理学家说得好,各种已获得的认识的完善都取决于这一工具的性能。语言向来是科学建设的工具。……而在思想家与发明家眼里,语言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他们富于创造性地确定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与准确化,而当代的民间以及文学语言的财富……也潜在地、持续地为思维提供刺激与准确表达思想的手段。”^[1]总之,在奥尔什基看来,科学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互相依存、紧密相关的。为了更深入阐释自己的上述观点,奥尔什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期学者阿尔倍提(Alberti L.B.)、德国文艺复兴艺术的奠基人丢勒(Dürer A.)以及伽利略、布鲁诺等人为例,以敏锐的洞察力与科学的开拓精神,挖掘了他们的科学实践中与构建术语有关的实例,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术语的单义性问题、概念与词的关系问题、术语中的同义现象等。奥尔什基著述的价值在于他对科学家如何凭借语言创造力来创建科学的概念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并把术语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来对待。但术语在他那里还称不上是一门新学科。他的巨著会载入史册,但是他的光辉却多少被随后诞生的维斯特掩盖了。维斯特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精力的人。他一生的著述近500篇。他的学术、社会和经营活动的成就,同样令人赞叹。他在那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的开头提到了奥尔什基并且特别引用了奥尔什基的话,“语言学忽视科学语言的形成”。接下去,他写道：“这项任务迫使技术人员研究这一他们似乎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又一直轻蔑看待的问题。然而,只要深入观察概念、名称及实物间存在的联系,他们就会愈来愈承认语言领域内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应该承认,语言学家没有技术人员的合作而单独地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技术语言的规范工作……把语言建设看成是一项与修路或造机器毫无区别的技术课题,也同样是错误的,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学地规范语言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1]维斯特的著作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临界地带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维斯特认为：“科技语言是与概念对应的声音符号(语言表达)体系。”他创立了一套技术语言的词语与构词的结构体系。后人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也不无启发。许多年以来,这本书成为术语学唯一的一本像样的参考书。特别是对那些非语言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来说更是如此。语言学家对维斯特研究语言和术语的内部形式以及隐喻过程是表示支持的,对维斯特描写的一些语义现象也很感兴趣。维斯特对术语的准确性与单义性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有碍准确性的情况诸如同音异义现象、同义现象、多义现象等,在他看来,都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由于对确定术语本身的复杂性有较深的了解,他没有走向极端。他曾写道：“完全取消同音异义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同专业间的同音异义词,他是主张保留的：“实际上也不要求绝对的单义性……相对的单义性就足够了”,“然而,当需要强调同一概念的某一个方面时,同义词常常是必需的。”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维斯特并不反对创建新词。他认为,“规范化对构词有促进作用,在规范化过程中构造新词要比选择已有的词重要,因为专门为已有概念创造的新词语比之科技思想尚未达到现代水平时创立的词语更能体现术语与概念间的对应。”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据有关材料记载,最早报道有关维斯特著述消息的是1932年第1期的《俄德科技导报》。该刊同年的第3期还载有维斯特著作的详细摘要,可是作者的名字被隐去。^[4]在俄国术语学派的创始人洛特的文集中,出现在参考文献中的维斯特的著作,都是用德文注出的。另一位俄国术语学派的重要人物德雷津(Дрезен Э.К.1895～1936),在1932年的《国际语言》杂志上刊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技术语言规范》一文,这实际上是德雷津的第一篇术语学著述。但此前他发表的其他学术领域的专著已经有10多部了。今天读来,德雷津的这篇东西明显地带有当年的意识形态烙印。作者没有忘记指出,维斯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了某些现象和事实之后,维斯特被迫做出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意料之外的结论。”德雷津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利益实行的规范语言的方法应该批判地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另一方面又说：“无疑这些方法中有许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应该由我们来加以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并批判加工”。德雷津本人对维斯特的著述的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与几位合作者一起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维斯特那本书于1935年在苏联用俄文出版。更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研究维斯特著述的过程中,他本人的学术研究立场与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当然,维斯特的著作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整个俄罗斯术语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都与维斯特以及维斯特之前的西欧学者的启发与影响分不开。这一点是当今俄国术语学界一致肯定的事实。 ① 这里所说的“名称”是英语词(nomenclature)和俄语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对应的译词。现有的术语学译著多译作“名称”,其实,外文的意义与汉语译词不尽一致.有的词典把该词解释为：⑴(专门学科中)有系统的命名法。⑵专门用语;术语表(集)。⑶(编类)名词……这样处理至少注意到了汉外语词的不等之处。至于“术语”与“名称”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待另文讨论。     

俄英医学同义术语的类型划分及英俄、汉俄医学词典编纂启示

同义现象是术语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极具现实意义和有争议的问题。术语的同义现象是建立在表达同一个专业概念的不同术语单位基础上的一种语义关系。通过对医学各领域同义术语(主要是俄语和英语)的分析和描写,划分同义术语的类型,确定现代医学术语的特点,进而发现现代医学双语(主要是英俄、汉俄)词典中暂时还缺乏关于在术语系统功能化条件下使用某一同义术语的相关信息。因此,英俄、汉俄医学词典应对同义术语做相关的信息标注,以帮助使用者选取某一具体医学领域最适合的同义术语。     

从术语知识发现视角看术语科学定名的重要性

科学的术语定名是术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科学的概念指称的创立,是术语推广、传播与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前提条件。文章从术语知识发现这一新的视角论述了术语科学定名对于术语知识发现工程的重要作用,从应用角度进一步论证了术语科学定名的重要性。     

从术语学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定名

从术语学角度对“甲型H1N1流感”定名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应注意协调术语词汇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将会产生危害极大的误导性术语;第二,术语定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定名应建立在概念体系之上;第三,在引进国外术语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从术语学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定名

从术语学角度对"甲型H1N1流感"定名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应注意协调术语词汇意义与概念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将会产生危害极大的误导性术语;第二,术语定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科学定名应建立在概念体系之上;第三,在引进国外术语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也谈“碳”与“炭”

摘要 “碳”与“炭”及其组合词中的用法怎样区分,除了习惯用法外,人们对“碳”与“炭”两字的原意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甚至还有误解,还受外文不同表述和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译名的影响。本文通过讨论“碳”“炭”用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用所表述的物质是可燃烧和非燃烧物质来区分用“碳”还是“炭”;同时,也提出了首先应规范工具书用语等解决规范化的措施和方法的建议。
一、“碳”、“炭”的概念及使用中的问题用“炭”还是“碳”来组词,用不用“碳质(炭质)”一词,尚存有很多分歧^[1～3]。根据《辞海》(1999)的解释：碳是化学元素(周期系第Ⅳ族(类)主族元素),符号C,同素异形体有金刚石、石墨、无定形碳,以及C₆₀、C₇₀等富勒烯(因为“烯”是一类由碳和氢组成,含有C=C基团的化合物,所以,称为富勒碳更适宜^[4])。在地球上,碳以游离态(如金刚石、石墨)和化合态(如石油、碳酸盐等)存在^[5]。无论是《辞海》(1999),还是某些文章^[1～3]中,若试图用所谓通用的定义来精确区分“碳”“炭”的用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碳”字的出现是与人们揭示物质的构成和成分,不断发现存在于自然界的元素,编制元素周期表等因素有关。虽然,我国目前尚未见有报道最早出现“碳”字的时间,但是,“碳”字的出现肯定是在元素周期表出现以后,且应是舶来品。这是因为,据报道,现今所知,“碳”字在1930年《王云五大字典》中已被收入^[4],更早的字典中是否有此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这表明,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祖先们一直运用的是“炭”,而没有出现“碳”字。“碳”字显然是在元素概念出现以后才诞生的。若我们按一些作者所定义,碳是化学元素C的中文名称^[1,3]。碳化硅,俗称“金刚砂”,是石英和焦炭混和,并加入少量木屑和食盐,在电炉中加热至2000℃左右而制得的化合态。碳是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泥炭的碳含量为50～60%,褐煤为60～77%,无烟煤为90～98%。要用精确的定义来区分在高级无烟煤与石墨的最后过渡区间,由煤“炭”过渡到石墨“碳”,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其组合词,如煤炭、焦炭、泥炭和碳(炭)质页(泥)岩、碳化硅、碳酸岩等等,并不能从元素C的含量来区分,而是由于老祖宗创造煤炭等词时还没有元素的概念出现而已。与“碳”还是“炭”组合成词组,与其说是用元素碳还是别的什么来进行区分,倒不如说是约定俗成更合理;“碳”字的出现及在我国的流行是与外来词的引入有关。既然与外文翻译有关,那么,也就不能简单地对能或不能用“碳”与“炭”来组词作硬性规定,可以音译,或以意译,还可用优先译名权来论处。譬如,一度曾在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安龙与安然(公司),拉登与拉丹。这让人们搞不清是两个还是一个公司,是一个还是两个大恐怖分子。对这类音译词,似乎应该以翻译的先后来定夺。由此说来,确又很有必要规范译名与用词。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行业的“碳”与“炭”运用情况的分析,来讨论如何区分“碳”与“炭”的用法。二、“碳”与“炭”在一些行业中的应用炭,用于木材等焚烧后的产物,如木炭;也用于煤层自燃后的产物,如煨炭^[6];在漫长的一段时期,也曾等同于炭和石炭,也即现今所称的煤^[7]。外语语种及译者不同,即使相同的外文字,对炭与碳的用法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两者并没有统一的用法。但是,与煤炭行业关系更近的学者大体上遵循与煤及木材等燃烧有关的就用炭,而非煤炭系统的学者更偏向于用碳。如在煤炭系统的专著及术语规范书籍中,将在泥炭化阶段,高等植物的木质-纤维组织等,在比较干燥的氧化条件下腐朽,或因森林起火转变而成的显微组分(fusain)译为丝炭,或丝煤。同样,在《中国煤岩学》^[8]这样的著作中,多处出现炭质页岩一词。在《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和《岩石学词典》中,也有因外文中含有“煤的”意思,所以也用炭,如,炭质黏土页岩(coaly-clay shale),也有外语词的不同而译作炭,如,炭质页岩(battie);也有与煤有关,但译时却用碳,如碳沥青(anthraxolite),这是一种类似煤的光亮沥青。煤炭行业也有例外的译名,如《煤炭科技术语》中将干基灰分等于、大于50%,到小于80%的含碳物构成的煤岩称作碳质岩(carbonaceous rock),将从测定煤样的挥发分产率所得残渣中减去灰分后的残留物称作固定碳(fixed carbon)。也有同一外文词语译名不一的,如碳泥灰岩(alm,《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炭质泥灰岩(alm,《岩石学词典》)。也有因外文词不同而译名不同的,如在《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中有：炭质页岩(battie)、碳质页岩(blacks,carbonaceous shale,culm)。在地质行业,“碳质”作为构词前缀应用比较广泛,如碳质板岩、碳质放射虫岩、碳质岩、碳质球粒陨石、碳质滑石岩、碳质灰岩、碳质石英岩、碳质岩浆岩等等。下面以碳质放射虫岩和碳质球粒陨石为例,来说明碳质的含义。碳质放射虫岩(carbonaceous radiolarite),一种灰色至黑色放射虫燧石,它含有碳质色素、微粒状石英、黏土和磷酸盐。碳质球粒陨石(carbonaceous chondrite)是一集合名词,用来表示易破碎的暗淡黑色球粒石陨石。其特征是：存在黏土型水合硅酸盐矿物,常为细粒的蛇纹石或绿泥石;含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如碳氢化合物、脂肪酸、芳香酸、卟啉。根据组成成分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类型Ⅰ含有大量水及有机物质(3～5%化合碳,24～30%烧失量);类型Ⅱ的成分介于Ⅰ、Ⅲ之间(12～24%烧失量);类型Ⅲ含有高温矿物及一些金属成分(2～12%烧失量)。由此可以看出,碳质作为组合词的前缀,不仅广泛应用,而且含义不一。碳的含量可以是一个很大范围的变值：可以仅仅含有碳质色素,如碳质放射虫岩;也可以有不同的碳含量,如三种类型的碳质球粒陨石。三、规范使用“碳”“炭”二词的措施综观“碳”“炭”两词及其组合,我们不难看出,总的说来,煤炭、木炭、焦炭和炭质页岩等,大凡用“炭”或以“炭”字来组合的词组,其表达的基本上是可燃烧的物质。碳砖、碳素钢、碳酸盐等,基本是非燃烧物质。因此,以可燃烧和非燃烧物来区分用“炭”还是用“碳”,这既继承了传统,遵从了约定俗成,又基本符合目前的运用“炭”“碳”的实际。在实践中,遵从习惯的用法还是不可避免的。譬如,像碳素钢,亦称“碳钢”。含碳量低于2%的铁碳合金的总称。按含碳量分为：低碳钢(含碳0.10%～0.25%);中碳钢(含碳0.25%～0.50%);高碳钢(含碳0.60%以上)^[5];泥岩：有机碳含量百分之零点几到百分之十几的都有,对一般湖相泥岩来说,有机碳大于0.4%就是生油岩,小于此值者为非生油岩;有机碳大于1.0%者可称为好生油岩^[9]。我们没有必要教条地将含有机碳者必称为碳什么的名称。石油、有机岩这种名称司空见惯,早已习惯,是无人质疑的用语,不必再给与碳有关的什么定义或规范。综上所述,碳字的混乱应用与外语语种和不同译者等因素相关,还有约定俗成、权威效应等多种影响因素。我们提出,用“炭”或以“碳”字来组合词组,以其表述的物质能否燃烧来衡量,能燃烧者用炭字来组合,不能燃烧的用碳字来拼接,含有机碳的也未必非用碳字来表述,如石油和有机岩等。由于长期以来“碳”、“炭”的用法缺乏规范和统一,加之各行业制定的行业规范用语间也存有差异,所以,碳与炭的规范用法可能因行业的不同而应有不同的规范措施,用碳还是用炭,用碳(炭)质还是取消,不可能以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囊括,并使之实施,譬如,碳质作为构词的词素,显然在地矿系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确定外来词的译名规则,是意译还是音译,是遵从先译者为准,还是别的？我们若能做到申报专利式的方式,对于新的外来词,只有未申报译名的才能再有新译名,就能统一外来词的译名。但是,这恐怕一时难以做到。那么,我们目前是否可以在名词审定委员会确定译名后,让各大出版社,尤其是词(辞)典出版时用统一的术语。因为,大多数人往往需借助(双语)词(辞)典翻译,这种工具书的规范是保证最后全体用词规范的最好途径。用词的规范任重而道远,如岩心和岩芯,规范了多少年,有的书上还出现岩芯两字。不能认为有个名词审定委员会,有过几次讨论就能实行规范了,我们应做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推广工作。     

论术语学理论与翻译的一些相关问题

一、术语学与翻译术语学与翻译这两个学科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一 )术语学和翻译的区别翻译和术语学是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认知层面上运作 ,也就是说 ,两者的研究重点是侧重于语言研究的不同的领域。翻译大体上可以说成是应用语言学 ① 的活动 ,它关注译入和译出文本 (text)的应用 ;而术语学则是一个跨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个领域的学科 ,它同样关注译入或者译出文本的应用 ,但是文本只是诸多应用领域中的一个 ,是作为术语学的系列材料中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 ,译员与术语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也有所区别 ,译员是与语言的使用打交道 ,而术…     

剃须刀让秘密武器失灵

1943年8月27日,盟军军舰"白鹭"号与另外一艘军舰在大西洋上的比斯开湾护航时遭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攻击。两架德国"道尼尔"D0-17轰炸机向它们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其中一枚准确地落在"白鹭"号甲板上。剧烈的爆炸使舰上225名水兵魂归大海。而让"白鹭"号舰毁人亡的德军这一秘密武器就是编号为HS-293的制导炸弹。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德国人就在他们的轰炸机上装备了这种有     

谈航空武器的几个术语

一、精确制导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也称精确制导弹药,英文名分别为Precision Guided Weapons(PGW)和Precision Guided Munitions(PGM),是目前国内外通用的、跨行业、跨军兵种的一个军事技术术语,是以制导与非制导分类的、泛指所有带制导控制装置的、一个庞大的武器范畴。按它的运载平台,可分为舰载、机载、陆基或车载、天基或星载这几大类别的精确制导武器。上述各大类别还可进一步加以分类。例如,机载精确制导武器,既是这个庞大范畴中的、专用于军用作战飞机的一类武器,同时也是航空武器系统范畴中的、带制导控制装置的一类武器。因此,精确制导武器,仅仅是分类学上的一个通用术语,而不是特定行业的一个专用术语。2000年10月出版的《中国航空百科词典》和2001年1月出版的《国防科技名词大典》航空卷,对精确制导武器的定义仅作了定性描述,即：命中精度极高或具有直接命中能力的制导武器的泛称,又叫灵巧武器,此名词出现于越南战场上使用激光制导炸弹以后;并补充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带量化指标的定义。后面这句话指的是,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位专家James F.Digny,在1975年P-5353 Precision-Guided Weapons研究报告中,用具备50%以上命中概率来定义精确制导武器,国内有个别人在文章中曾加以引用,除此之外,未见国内外任何其他学者用命中概率给出定量的定义。武器的命中概率,是武器作战效能分析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制订作战计划时计算投入兵力的基本依据,通常用相应的随机变量(如命中弹数或弹着点误差)在某一范围内出现的概率表示。而求出这个概率必须知道有关射弹和目标的特性,即首先必须知道射弹的散布情况,一般用概率偏差E或圆概率误差CEP,来表示围绕散布中心的射弹密集度,对应的射弹出现概率为50%,这个以E或CEP构成的射弹散布面以前叫做“半数必中界”;也可用标准偏差或均方差δ、平均偏差ε、最大偏差M_max,来表示围绕散布中心的射弹密集度,对应的射弹出现概率分别为68.3%、57.5%、99.9%;然后还必须知道被攻击目标的面积(被弹面)大小,并根据射弹散布面和目标被弹面的重合程度,用相应的数学公式求出攻击这个目标的武器命中概率。由此可知,圆概率误差CEP是与弹药相关、而与目标无关的大量实验统计值;命中概率则是与弹药、目标、射手和环境相关的理论计算值。在作战使用时,按照最小命中概率或确保完成任务的命中概率,来选定武器数量和出动兵力,这个预期的命中概率一般达到90%,甚至更高。这意味着用命中概率来衡量武器的准确程度,确实有不妥之处。从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例如,射击比赛用的是规定的精密枪械或弓箭,但比赛结果总有名次之分,命中环数少的射手,人们只会说他技不如人,不会埋怨枪械或弓箭不准确。当然,假如它们的命中概率只有50%多一点,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子弹或箭头飞了,这样的伪劣产品是进不了比赛现场的。这说明用命中环数或者命中概率来衡量枪械或弓箭的准确程度,是不恰当的。从学术上讲,学过数理统计或概率论的人知道,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一切事件,称为随机事件;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一个量,称为事件的概率。发射投放的炮弹、火箭弹、导弹或炸弹,命中目标或未命中目标,就是这样的随机事件。而用来表示这种随机事件的命中概率,不仅与弹药、枪械或弓箭自身的质量高低有关系,还与射手的素质和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如前所述,衡量弹药、枪械或弓箭的准确程度,应该用它们的圆概率误差CEP或概率偏差E来表示,也可用标准偏差或均方差δ、平均偏差ε、最大偏差M_max来表示。二、空地导弹从前述空地导弹的分类可知,它是一个包含从空中攻击地面、水面、地下和水下目标的,由战略、战术、通用、专用各类导弹组成的庞大武器类别,其中的“地”字应理解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关于“空地导弹”一词,国内有人在“地”之后加上带括号的“面”,表示包含地面和水面,与两个英文名词Air-to-Ground Missiles(AGM)和Air-to-Surface Missiles(ASM)相对应。实际上,这两个英文名词反映美英两国的习惯用法,其含义是相同的,这从美国三军统一的机载导弹编号体系和英国《简氏空射武器》年鉴(JALW)以及国内外武器手册可以看出来。美国用AIM和AGM,英国用AAM和ASM,分别代表所有类别的空空导弹和空地导弹。可见,在“空地导弹”一词“地”后加上“面”字是多余的,改为“空面导弹”也涵盖不全;同样地,把空地导弹仅视为从空中攻击地面目标,并将其与从空中攻击海上舰艇的空舰导弹、攻击地上坦克的机载反坦克导弹等并列,也是不恰当的,它们应是总体与局部的关系,处在主、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因此,在航空武器领域,统一使用“空地导弹”这个术语是合适的;同时,应将空舰导弹、机载反坦克导弹、反辐射导弹、诱惑导弹等专用空地导弹,均纳入空地导弹这个大类之中。三、防区外导弹防区外武器(Stand-Off Weapons,SOW)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一类新型战术空地武器,防区外导弹(Stand-Off Missiles,SOM)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防区外制导炸弹。防区外武器的模块化设计,使其成为一个能满足多种作战任务需求的完整的武器系列。为有效毁伤坚固点目标,可选用该武器系列中的带各种单一式战斗部的型号;为有效毁伤面目标,可选用该武器系列中的带各种子母式战斗部的型号。防区外导弹是在防空火力区域之外从空中发射、精确攻击战场纵深高价值目标的一类战术空地导弹。防空火力区域按防御布势,一般分为点防御、面防御和战区防御三个区域,其纵深现约为10～30km、30～120km和大于120km。与此相对应,防区外导弹一般分为近距、中距和远距防区外导弹三类。根据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ALT)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规定,射程超过600km的空射弹道导弹和空射巡航导弹,属于战略武器范畴,因此,防区外导弹的最大射程均不超过600km,使其仍属于战术导弹武器范畴。根据美国与7个发达国家于1987年签署的、后有33个国家加入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MTCR)规定,战斗部重量超过500kg、射程超过300km的各类导弹,不得向外国出口,因此,出口型防区外导弹的最大射程均不超过300km。防区外导弹与空射巡航导弹和通用战术空地导弹,虽同属机载武器中的空地导弹范畴,但在结构和性能等方面有其特点,在作战使用方面更有其优势。三者的主要差别如下：按射程大小,防区外导弹位于空射巡航导弹之后,但居于通用战术空地导弹之前;按战斗部,防区外导弹采用常规装药的单一/子母式战斗部,空射巡航导弹采用核装药/常规装药的单一式战斗部,通用战术空地导弹采用常规装药的单一式战斗部;按作战任务,防区外导弹用于中/远距、战术/战略攻击纵深固定/活动目标,空射巡航导弹用于超远距、战略攻击纵深固定战略目标,通用战术空地导弹用于近距、战术攻击战场固定/活动目标。四、布撒器与子母炸弹因受行业、专业和外文的限制,加上对航空武器的发展历史和有关外文名词的含义不甚了解,有人把所谓的“系留式布撒器”当成是继“子母炸弹”之后的新发展,并举出英国的JP-233和德国的MW-1子母炸弹作为代表(其实,美国早在越南战争中就使用了多种固定安装在飞机上、由导管发射的子母炸弹,如CBU-14和CBU-25,前者由114颗BLU-3杀伤小弹“菠萝弹”和6管SUU-14子母弹箱组成,后者由132颗BLU-24杀伤小弹“柚子弹”和6管SUU-14子母弹箱组成),进而,把新发展的带子母式战斗部的防区外导弹,从国内外通用的“防区外导弹”(SOM)中分离出来,称其“不再属于导弹,而应属于布撒器的范畴”,在航空武器中另立一个叫做“布撒器”的新类别。这种分类与国内外通用的航空武器的科学分类(见诸国内外军用百科全书和各类武器手册)是不相符的;而被人译为“布撒器”的英文原文dispenser,作为军语的基本含义是“子母弹箱”(见诸国内的《英汉空军辞典》等工具书),在英文图书、文献中,其前一般有submunitions(子弹药),其后一般有weapon或missile,表明其为抛射小弹的武器或导弹;且中文“布撒器”字面上不具有任何武器特征,使人们以为是飞机洒水灭火、播种造林、喷药杀虫、人工降雨和抢险救灾等专用器具,很难想到其实际上就是武器;而在分类上不按弹道、制导、动力、结构和作战使用等基本特征,仅以子母式战斗部这一局部形式,是不足以另立新类的,只会以偏概全、难圆其说,使得同一名称、同一编号、不同序号、同属一个系列的防区外导弹,如美国已经装备使用的AGM-130A、B、C、D、E1、E2、E3等各型号,有的叫导弹,有的叫布撒器,自相矛盾、难以理解。有鉴于此,在军用航空技术领域,为避免概念混乱,利于技术交流和规划管理,应当称为“带子母式战斗部的防区外导弹”,并将其仍旧纳入国内外通用的空地导弹范畴,而将“布撒器”这个名词仍旧留在民用航空技术领域,词义明确,避免误会。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国内新闻界也很少见到把“布撒器”说成是武器,甚至是一类新武器,在报道战争中有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武器时,经常出现“集束炸弹”(cluster bomb)一词,当然在军工界还会出现“子母炸弹”(dispenser bomb)一词。关于这两个武器术语,人们从中文词义上容易视其为同一武器,从英文词义上可看出有所区别,但从技术角度看则相差甚大。这两种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出现并大规模使用的新型航空炸弹。集束炸弹是采用弹箍将多颗炸弹并列捆绑在一起挂到集束弹架上,或将其串列单个捆绑到集束弹架上而构成的,释放弹箍即可将小炸弹投掉。这些集束炸弹所带小炸弹数量有限,仅用于低速飞机临空定点投弹,早已随老式飞机而退役。取代这些集束炸弹的是采用弹箱内装大量小炸弹的新型子母炸弹,其中包括固定安装在飞机上、由导管发射的子母炸弹和一次性使用的投放式子母炸弹,后者在外形和使用上与普通炸弹一样,称之为“可瞄准”(aimable)的子母炸弹,不必飞临目标上空投弹,成为现代攻击飞机广泛装备使用的大面积轰炸武器。五、超视距空空导弹现代空战已经进入超视距空战的时代,超视距空空导弹成为主攻武器。超视距是指超过人眼视力能观察到的距离。“超视距”(Beyond Visual Range,BVR)中的“视距”,是以人眼视力为基准、衡量飞行员空中观测能力的一个术语,常用“空中能见度”——飞行员在空中用目力所能看到的目标物的最大距离来表示。能见度是航空气象观测的主要项目之一。影响能见度的因素,主要是大气中的固体微粒(烟粒、沙土、尘埃)和水汽相产物(云、雾、雨、雪、冰晶等),其数值随观测者、观测时间和地点以及观测用的仪器设备的不同而改变,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指标。在空空导弹领域,一般以10km能见度作为标准视距,将空战划分为近距空战和超视距空战、以及与之相应的近距空空导弹和超视距空空导弹。需要说明的是,导引头的视距不是划分近距/超视距的标准,因其数值随导弹类型不同而差别悬殊,同类导引头也有较大差别;同时,应将空空导弹领域的“超视距”(BVR),与电子通信领域的“超视距”(Over The Horizon,OTH)加以区别,因后者是衡量陆基/舰载雷达探测能力的一个技术用语,是基于天空电离层反射电磁波原理来克服地球曲率或天地线造成的观察障碍的含义,与克服人眼视力观察障碍的“超视距”(BVR)能力是两回事。此外,还应将其与空地导弹领域的“防区外”(Stand-Off)加以区别,因后者是以目标防区为基准、衡量对地攻击能力的一个技术用语。为避免“超视距”概念混淆不清,在航空武器领域,如果出现OTH一词,可将其译为“超地平”,如将“OTH radar”译为“超地平雷达”,既符合英文原义,又不与“超视距”相混淆;同时,在航空武器领域,“超视距”和“防区外”分别表示空对空和空对地攻击能力,张冠李戴或取而代之,容易造成概念错误。同所有分类方法一样,用“视距/超视距”分类仅着眼于射程,并不能反映空空导弹的全部性能和现代空战的全部特点,因此不能绝对化。首先,要把分类与使用区分开来,这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划入超视距范围的空空导弹,只限于超视距空战。实际上,现役超视距空空导弹大都具有一定的近距空战能力。其次,要把一般与个别区分开来,10km标准视距既是人眼视力的统计平均值,也是当时近距空空导弹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大射程值。这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凡是射程超过10km的空空导弹,一定是超视距空空导弹;或者,凡在10km以外进行的空战,一定是超视距空战。以目视识别和以机动格斗为基本特征的新一代红外型空空导弹,其射程达到20～30km,但它是为近距格斗空战而设计的、并成为近距格斗空战的主攻武器,因此人们仍然把它们划入近距格斗导弹范围。目前,新一代空空导弹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视距/超视距”分类的界限,出现了中距拦射兼顾近距格斗的新型空空导弹,并进一步朝着具有双射程、双功能的空空导弹发展。     

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我国的术语(即专业名词)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就有关于名实的论述,如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的“无名无为而治”,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正形名”等。而我国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术语,是20世纪初的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学部下设“科学名词编订馆”,负责科学术语翻译规范工作。193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立编译馆,迄今台湾仍延续此体制。建国后,1950年政务院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断。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迄今已成立了专科委员会60个,审定并公布了名词63种,基本建成我国科技名词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工作经验。由此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但相比之下,我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这与我国有着丰厚术语资源的实际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当前开展的名词审定,也将不能满足未来的术语规范。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由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对我国的术语学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因此,目前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学界讨论。1.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按理、工、农、医、技术科学与交叉学科的不同纵向来设置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审定名词,较少涉及术语学的理论,所以在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的组织构架里,为了加强术语学建设,有必要设立横向的二级组织——术语学研究会。术语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术语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一起研究中国术语学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其理论、原则、方法等重大的关键性课题,从众多个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通过召开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促进术语学科的进步。2.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一个学科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其队伍的稳定性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保证。因此,应该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立术语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如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拟成立的术语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初步设想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设立中医术语研究室,期待这一构想能通过学科论证。要有目的地引导、鼓励综合性大学、研究院所语言专业、科技史与文献专业机构中率先设立术语研究机构。3.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概念及其名称的一门学科。从语种分类,有单语术语学、多语术语学。从实用性分类,有理论术语学、应用术语学。当然,还会有不同的其他分类。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与特征、发展目标,以及一支学科队伍。发展目标是该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趁势,而且每个学科应有3个以上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一研究方向应有数个系列研究课题来支撑。很显然,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并没有“术语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就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国家的科研计划、教育计划,往往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给各个学科科研立项和教育招生开立户头,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所以其重要性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科发展很快,《学科分类与代码》已经不能反映学科的实际情况,几年前制订者就想顺应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因此,学界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时,将术语学列入。术语学由一门应用语言学,演进为一门语言学与专业学科的边缘科学,并发展为一门横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学和专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文、理交叉,应属于一级学科,排在自然科学之后,社会科学之前。虽然,术语学还没有自己单立的户头,但有关的工作并不能等待,而是要抓紧。只有工作做好了,就为将来的列入增加了法码,所谓有为才有位嘛。呼吁列入与抓紧工作,两者并行不悖,可以互动进行。要积极组织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结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术语学研究,多出成果,并促进成果转化。提倡学界多发表研究论文、多撰写学术著作,扭转目前术语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论文少、专著少的局面。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一个学科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支梯队合理的专业队伍,有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后备骨干、专业人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术语学的多学科性质,一般本科生难以胜任其研究、教育工作。因此,术语学人才,要抓研究生培养,要有计划地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术语学的需要,做好选题,如术语概念演变史、从术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本科生教育中开设《术语学概论》课程,普及有关常识,给一些初步的熏陶,培养一些爱好者,为招收术语学研究生打下生源基础。4.完善支撑条件如果要建设好一个学科,那么相应的支撑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术语学来说,有关支撑条件建设,包括本学科资料库、本学科的术语规范、供学术交流的杂志、网站等。一般都由实体性机构来承担,来建设。目前术语学科杂志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两种,也建有网站。以后陆续组建的专门术语研究机构,都有责任并且要有计划地完善有关学科发展的支撑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5.扩大文科比例术语学有多学科的性质,需要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下属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属于理工农医学科,文科只有语言学一种,呈现“一头沉”的现象。显然对于术语学学科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继续扩大文科的比例,成立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使其学科组织构架趋于合理。6.联络、协调、修订全国科技名词委以及以后成立的术语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技术委员会(简称TC37)及其有关机构的联系。ISO-TC37是国际专门的术语标准化组织,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下属的一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三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第四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与它们的联络,有助于及时交流信息,促进我国术语工作的进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成立中国术语学会,将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搭建中国术语学交流平台,为创建术语学中国学派而努力。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随着我国特有的学科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如中医药学术语都是我国独有的,不存在译入,相反是译出的问题,可见这一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合了,有必要进行修订。7.目前研究重点是中国术语学方法论如前所述,我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目标是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世界第五大术语学派。这是根据我国汉语特点而提出来的。而这方面以往我国虽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符合术语学理论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来自国外,随着科技领先地位的转移,西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日文、俄文、英文术语先后传入,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主要是如何将外文术语准确地译成汉文术语,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经验,但对其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提升,都做得很不够。同时,我国学界对国外四大术语学派的概貌作了介绍,只是点滴的,并不系统、全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全面介绍国外的学术与经验,对我国的术语学工作肯定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文、俄文、法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与汉文不同,拼音文字与方块文字不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仅仅是借鉴,而决不能机械地照搬。创建符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术语学,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解决我国当前术语规范工作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探索研究汉语术语的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自1985年以来,全国科技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一直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所遵循的,尽管理论略显简约而方法却具操作性。不过,由于中医术语不同以往大多数学科术语译自国外,自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质疑。中医术语特点约有：①历史性：不仅有字、词、词组构成的术语,而且有短句形式的术语,如肺主气,木克土等,术语以概念为基础被认为是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类短句形式的术语自有其所指的概念。②人文性：如三子养亲汤,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治疗老年性气喘病,有自然科学的含量,同时此方还隐喻诸孝子侍亲奉老之儒家伦理观,这就有了人文的含量。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植物的自然属性,将“三子”规范成为“三籽”,否则将丢掉它的人文属性。③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岂能用定量来描述？④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如何来定义？⑤中医有的概念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因而适合于大多数科技名词作内涵性定义的“种加属差”方法,在此就不适用了。譬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同于病、症,以气血两虚证为例,既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在实际病例描述时,又常常与病名相组合,如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它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可能辩证逻辑的方法才比较适用。“简明性”是科学名词审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完成科技部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后,又得到科技部的支持,目前正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木星、土星等的多个卫星,其命名采用组合法,但它不用全称“木星1号卫星”、“土星1号卫星”,而是加以缩略,称“木卫1”、“土卫1”,符合术语的简明性。但我们在中医术语规范过程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组合后的术语字数多,不简明。如上所述,滑胎、子眩、产后腹痛等病均有气血两虚证,采用组合法定名,便有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显然组合后的术语变长了。又如关格(病)有“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肾气衰微,邪陷心包”等证,组合后就成了“关格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证”、“关格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证”、“关格肾气衰微邪陷心包证”等,这么长的术语,显然使用会不方便,会影响学术交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缩略,使之简明,方便交流。那么汉语术语缩略的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术语学界提供有关方法论研究成果,以解决当前汉语术语尤其有中国特点的中医术语过长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我国术语界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术语学方法论上的原因。中医术语所具有的古今演变、中西差异、文理交融的特点,为我国术语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创建术语中国学派的人士加入到中医术语研究中来。*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王永炎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三组重要术语的中文译名

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几组重要术语,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译名各不相同。文章对其中三组术语langage、langue、parole,signifiant(signifier)、signifi(signified),syntagmatique(syntag-maticrelations)、associatif(associativerelations)orparadigmatique(paradigmaticrelations)的中文译名作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这三组译名的观点,并分析译名未得到统一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     

谈术语及术语系统之系统性

系统性是最重要的术语理论问题之一。俄罗斯术语学派把概念结构及相应的语言结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术语系统的系统性,使术语获得理据性,并通过术语的语言形式展现术语所命名概念的特征以及该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联系。众所周知,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奥地利术语学派重视概念研究,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术语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观点相同。但俄派把概念和术语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研究概念的同时,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术语,在许多问题的解决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一、 系统性 (системность) 是术语最重要的属性俄罗斯术语学家通常把“术语”界定为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词或词组。从来源看,术语是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词或词组;从功能上看,术语称谓、表示概念,而且是某一知识或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如术语масса(质量)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中表示不同概念,具有不同内涵,是两个同音异义术语,而不是多义术语。许多研究术语问题的教材、专著把系统性看作“术语存在的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术语只有作为术语系统的成分才能得以存在……”^[1]。甚至有人指出：“单独存在的术语是虚构的,它只能存在于术语系统之中,即和与之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术语共存”^[2],而“术语系统”(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а)是准确称谓、表示人类某一知识、活动领域理论中的概念的术语的总和。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术语所要表示的是某一知识、活动领域中服务于某一确定理论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若干种理论,相应地也就有若干个概念系统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中可能并存着若干个术语系统。脱离开术语系统去审定、统一和创造术语就会无的放矢。正因如此,俄罗斯的许多术语学家认为术语工作的首要原则之一是：“不应单独地脱离开术语所属的术语系统来评价、统一术语……系统性是术语不可分割的属性。所有术语毫无例外地具有系统性特点^[3]。” 坚持这一原则,有助于解决术语词汇中诸如多义、同音异义现象等语义问题。通常情况下,同一语言形式在同一学科、同一术语系统中表示不同概念时,为多义术语,如范畴多义术语：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分类 — 分类结果);同一语言形式表示不同学科的概念时,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同音异义术语：речь (言语<语言学> ;舌,舌头<解剖学>);但同一语言形式表示同一学科领域、不同理论中的概念时,则为学科领域内部、跨系统的同音异义术语,如上面提到的物理学术语“质量”。二、 完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前提术语系统之系统性(системность терминосистемы)是说把术语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系统性特征。1.俄罗斯术语学派的观点俄术语学派对“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把术语之间存在的形态、构词和词汇－语义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当作术语系统自身的系统性特征,忽略概念和相应的概念系统^[4]。第二种观点由俄罗斯术语理论创始人之一Д.С.洛特提出。他认为,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作为构筑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结果应当在发展中研究概念并且具有预见性;②从分类示意图出发划分出的术语应当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③只有在前两个步骤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词和词的组成部分构成术语。被选中的词,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直观地反映所表示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又要体现该概念的自身特点,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同一序列的术语应具有相同类型的结构^[5]。” 从上述三个条件可以看出,概念的分类结果是创建术语系统的基础。分类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动态地研究概念并具有预见性,能否根据分类结果划分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必备前提。概念分类结束之后,才可以选择合适的语言手段来表示概念。而且,术语应直接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且尽可能直观地通过术语的形式反映概念之间的联系。很显然,在洛特看来,要实现术语系统的系统性,必须有合理、完善的概念系统和相应的语言形式系统,建立完善的概念系统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的先决条件。可见,俄罗斯术语学派强调概念、概念系统的重要性及其对术语、术语系统的决定作用。2.奥地利术语学派的观点以E.维斯特为代表的西欧术语传统认为,概念系统是术语系统的基础,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受制于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和本体论关系^[6]。根据维斯特的理论,最为典型的逻辑关系是纵向的属种关系。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构成延伸链。如：发动机—燃气发动机—汽油发动机。此外,逻辑关系还包括逻辑交叉关系(教授—作家)、横向的逻辑协调关系(燃气发动机—电力发动机—风力发动机)和对角逻辑关系(动物名词—抽象集合名词)。最重要的本体论关系是整体—部分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在很多方面与属种关系类似,也可以构成纵向的属种和种属关系、整体与部分的交叉关系、“横向的”的协调关系和“对角”关系。本体论关系还包括时、空上的相邻关系及“因—果”、“材料—产品”、“工具—功能”等类型关系。显然,本体论关系类型系统具有开放性。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划分为上下层级关系和非上下层级关系。层级关系中包含纵向属种、种属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这些关系使概念具有层级性。其他关系(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本体论关系)都不是层级关系,无法使概念具有层级性。西欧术语理论认为概念可以不依赖其语言表达形式而存在。如H.费尔伯不止一次指出：“概念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如果语言学中词的内容与其形式被看作一个单位,那么术语学中概念与其表现形式(术语、符号、缩写形式)可以彼此相互分开”^[7]。T.Л.坎黛拉基和Г.Г.萨姆布罗娃发表于1969年的《已整理的术语系统之意义系统的模式问题》一文中就曾提出过类似思想：“……整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1) 阐明日后用于构建术语系统的概念系统;2) 制定术语系统。这一过程中,整理之后的术语系统的质量完完全全地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质量,即概念系统的质量^[8]。” 显然,这里所考虑的只是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而没有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在她们看来,只要概念系统制定得正确合理,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以及术语系统就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实际上,这里把术语系统看成了对概念系统的完全重复、等同,但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概念系统和术语系统不存在等同关系,比如概念系统中包括单独概念,而单独概念是用另一种专业词汇单位-名称表示的^[9]。另外,一个概念可以有若干个术语与之对应(同义术语),同一个语言符号(术语)因用于广义、狭义而对应不同概念(多义术语)或者表示不同学科的不同概念、同一学科不同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概念(同音异义术语),因此,一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的总和不等于服务于该理论的术语的总和,二者之间不是复现关系。建立完善合理的术语系统只是术语系统获得科学性、系统性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不是惟一条件。三、建立完善的语言结构是实现术语系统之系统性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如隆多所说,术语是由能指(即名称^①——术语的外部语言形式)和所指(即概念)组成的语言符号^[10],那么术语系统就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开语言(符号)单位而存在。传统上通常用“系统”表示概念(内容)层面各单位、语言(表达)层面各单位以及这两个层面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依赖于术语而存在的所谓“概念系统”并不考虑概念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人称之为“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或“术语系统的逻辑－概念结构”,而不是“系统”。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术语系统各单位(其中包括术语系统特有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语言对应关系的总和称为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这样,“术语系统之系统性”就是术语系统所表示的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术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性质,因此不可能只局限于分析、描写概念结构,还必须考虑到概念的语言表达方式,因为规范性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挑选最优化的语言单位来表示、称谓概念。因此,洛特学派在统一、规范术语时,把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放在一起来研究术语系统之系统性^[5]。可以说,术语系统的系统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两点：1)术语系统所表示的逻辑－概念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2)与概念结构对应的语言结构是否明确并具有一贯性。这两个条件对实现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系统性而言同等重要,缺一不可。1.理据性是联系术语的意义及其形式的纽带俄罗斯术语学派认为：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术语的理据性占第一位且具有双重作用。这是因为“理据性是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连接环节”^[1]。一方面,理据性通过语言手段揭示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字面意义)之间联系的合理化程度,而这对评价术语的性质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术语的意义与其内在形式之间的联系是否合理,只有以整个术语系统为背景才能得以正确评判。从整体上理解术语系统的理据性对分析、统一术语非常重要,而术语系统整体上的理据程度与术语系统性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特在创立俄术语理论之初并没有使用“理据”、“理据性”这样的术语,但他非常重视术语的理据性问题。比如,洛特认为：“术语元素^②应直接反映的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来自于以分类示意图为基础给概念所下的定义。构筑术语的艺术在于要尽可能直观地、同时又相当简明(紧凑)地反映这些充要特征”^[5]。洛特的这段话中包含着3层意思：1)为概念下定义的基础是概念的分类结果;2) 在概念的定义中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3)术语要直观、简明地反映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可见,洛特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同时又把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术语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因此,有人认为较之奥地利学派,俄派在“术语系统之系统性”问题上向前迈出一步,追求术语系统的完美性。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只有极少数理想化的完美术语才能在其语言形式中表达概念的充分必要特征,许多术语的语言形式中只包含概念的某一区分特征,有些术语的表达层面对认识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没有帮助,而有些甚至有误导倾向。洛特根据术语的真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否相符,区分出三种类型术语：“正确定位术语”,即具有正确理据的术语;“中性术语”,即没有理据或理据无法判断的术语;“错误定位术语”,即具有错误理据、其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相矛盾的术语。2.术语的理据程度取决于术语的构成方式任何一个发达的俄语术语系统中,无理据术语只占少数,而且多为外来音译术语。绝大部分术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据性。根据有理据术语的构成方式,可以划分出：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поле(电场、磁场、力场<物理学>,采区<矿物>,字段<计算机>,域<数学>—场地、田野);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如：золочение(镀金<冶金>);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如：релаксация напряжений (应力松弛<物理学>);4)综合上述两种或三种方式构成的术语：роза ветра(风向图<气向学>),позвоночный столб(脊柱<解剖学>)等。(1)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术语的语义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隐喻型,如：колено(膝、膝盖—弯管、曲柄<技术>)(外形相似);2)借代型,如：добыча(开采—开采量)(过程—过程结果),лицо(脸—人、人员)(人体部位—担任某一职务、职位的人);3)缩小语义型,如：стрижка(剪,剪短—剪毛<技术>)。通过语义方式构成的术语在意义上与其生产词(源词)保持着一定联系。发生隐喻引申时,术语与其源词表示的概念只有一个或几个特征相似,其余的区分特征各不相同,而相似特征正是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发生借代引申时,情况与隐喻引申相同,只不过实现称谓引申的基础是一个或几个相近、相邻的特征。通过缩小语义构成术语时,专业概念和通用概念的所有主要区分特征均相同,但专业概念还具有某些通用概念不具备的其他主要特征。从理据程度来看,通过缩小语义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与源词相比,术语概念的外延缩小,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除了具备日常词所表示的概念的所有特征之外,术语表示的概念又从学科、理论体系的概念结构中获得其他专门特征。而以隐喻和借代方式构成的术语,其理据性较弱,因为术语与源词在意义上的联系弱。(2)形态方式构成的术语Т.Л.坎黛拉基曾以形态方式构成的技术过程称谓为材料,描写、分析了术语和术语意义之间具有规律性的语言关系,提出术语的必备属理据性和补充理据性,前者与最邻近属概念相符,后者与种差相符。谈到最邻近属概念的作用时,她认为,表示最邻近属概念的词和未来要构成的术语必须在词类和某些词汇—语法类别上一致。而通过种差分析理据性时,坎氏划分出直接理据性和间接理据性。前者指：术语的词干与该术语定义中表示种差的词具有直接联系,如：术语жирование(涂油、滑润)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жир(脂肪、油脂),术语известкование(加石灰、涂石灰)的种差特征表述中包含名词известь(石灰)等等。间接理据性则是指：术语的词干不直接、而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同根词与种差特征联系^[11]。坎黛拉基的分析表明,术语结构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不总是具有任意性的。术语与其意义的有规律的联系体现在术语的理据性中,即术语的字面意义与真正意义的对应关系中。(3)句法方式构成的术语一些研究术语语义问题的论著,通过比较术语的内部形式和概念内涵的对应关系来考察术语的理据程度。如果提供理据的术语元素,其语义投入越充分、准确,术语所获得的理据性也就越强。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术语元素的语义全部进入术语的语义,术语就会获得最大理据性。因为最大理据性的实现取决于诸如术语的句法结构、术语的语词长度、术语的范畴语义等等因素。术语的内在形式和术语意义要相符、术语理据要高度准确,这不仅是对术语提出的理想化要求,有时也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相当硬性的规定。比如,当词组—术语中的术语元素自身是术语,且与词组—术语同属一个概念系统时,术语元素的语义应当完全进入词组—术语的语义中,如：излучение(辐射),поток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плотность потока излучения(辐射通量的密度)。把术语元素的语义直接加入到整个术语的语义中是记录术语与其构成成分(同样为术语)之间语义关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因此,如果术语的组成部分自身也是术语,词组－术语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从术语元素中获取理据,最终以进入其组成的所有单个术语为理据。综上所述,理据性是确保术语系统获得语言系统性的重要因素。如果术语元素自身不是术语,那么使术语获得理据性是术语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但如果术语元素自身就是术语,那么词组—术语必须具有理据性,这是构筑术语系统应遵循的一条硬性规定。研究术语词汇中的系统性问题,还应关注术语的同义和多义现象。虽然术语的同义或多义现象对建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没有影响,但对术语系统的语言结构而言却至关重要。甚至在概念结构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下,术语系统也可能由于同一概念具有多种变体表达形式、术语自身具有不同程度的多义性而大相径庭。四、小结统一、规范术语时,必须将术语置于其所属的系统中,从全局角度出发做到有的放矢。对术语系统而言,系统性体现为概念结构与语言结构的协调搭配程度。作为术语系统基础的概念结构复杂多样,术语系统的类型各不相同、其系统性程度也有差异。如何协调各方面因素,充分揭示术语系统的系统性本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这里的“名称”(隆多的术语)是指语言词汇单位的语音外壳,与继术语之后划分出来的又一专业词汇单位——“名称”是同音异义术语。②术语元素是受制于术语所表达的概念特征的术语表义部分。Канделаки Т Л.Об одном типе слдоваря ме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минолементов.НДВⅢ.Φилол.науки.196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