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周作人与吴宓文学思想比较

对周作人与吴宓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指出周作人的文学观以个人为本位,提倡“人的文学”;吴宓则更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生。周作人一贯坚持“无用之用”的文学功利观,而吴宓的文学功利观以提倡道德为中心。周作人积极倡导“文学宽容观”,吴宓则站在新人文主义立场上持保守的文学观。周作人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艺术特征,吴宓主张文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但也表现出对形式美的推崇。     

一个人的童年和他的政治——从“自我”角度对周作人附逆悲剧的解读

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周作人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亲人的过度关爱,这影响于他的“自我”就是生命意识的凸显和弱者的自我认同的合一。这决定了周作人现实行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我保护,而与外界的自觉的呼应和配合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的具体关系：只有在一个理解轨道和他的内心相通的环境中,周作人的自我的生命力才会被激发起来,其人格走向才是外向、张扬和成长的;如若不然,便是自我封闭,在对外界的决绝拒斥中退回到童年自我的封闭狭隘中去。周作人的“自我”的独特性在其附逆的人生悲剧中也得到了体现。     

周作人生活观的调和色彩

周作人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但经比较得出:周作人的“中庸”与传统的中庸略有不同,它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侧重的调和。受此影响,周作人的生活观带有明显的调和色彩。这种调和具体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表现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与“微妙地美地生活”的调和;其二表现为超越现实与不忘却现实的调和。     

周作人的风物书写与“人的文学”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以“人的文学”为核心,而他的风物书写,也与此紧密相连.周氏的风物书写,可从“人的图腾”、“世相的描述”以及“国民文化的书写”三个方面出发加以解读,其中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而后两者则为前者的展开.在此基础上,周作人的风物书写具有文学与国民的双重意义,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周作人的兴趣、气质以及与文学事功的契合点.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思想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多样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浅述周作人思想的复杂性

传统观点对周作人的解释往往停留在“政治话语”的层面。纵观周作人的人生经历，我们就可以清醒地体察出他思想的复杂性。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在思想上的进退与怀疑最终导致了五四退潮之后他行为的反常和政治上的“失节”。     

从民俗看周作人的生活观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来探讨周作人的生活观。笔者认为，在周作人民俗学研究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即以此来探求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周作人的生活观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为“自然地简易地生活”；一为“微妙地美地生活”。前者注重平民趣味，后者带有传统士大夫情调。在周作人看来，二者都是中国人的理想选择。     

试论现代转型期周作人的另类选择

在历史上，周作人给我们一个别扭而尴尬的印象。周作人的一生，可说是刻意为文与无可无不可做人的一生，活在一个转型而又动荡的时代，周作人站到了歧路的中间，面对道路的两歧性，周作人在为人上、学问上、大节上，作出了很不一致的选择，似乎是一切满足个人主义的选择。我把这称为另类选择，周作人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选择，有其时代、家庭、本身性格、所受教育、以及心理的原因。本文从周作人的人、文上分析了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及其理由。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论周作人序跋文的文体创造——以《苦雨斋序跋文》为例

序跋文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散文文体的一个分支,从侧面丰富、深化了对周氏散文文体创造力与风格特征的认知,是解读周作人的一个重要向度。表述方式、文体风格、文学语言三位一体,相生相成,共同呈现了周作人序跋文体独特的审美创造,使其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亚类型体式,具备鲜明的文体特征和审美价值。     

周作人和鲁迅:何其芳的两个精神镜像

周作人和鲁迅可以说是何其芳精神生长中的“旧我“和“新我“两个自我镜像.何其芳对周氏兄弟的区别性接受体现了他政治信仰的微妙关系,可以看出他从自我道德觉醒、自我改造、进而改造别人的心路历程.     

周作人与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之比较

周作人和小泉八云均于明治时代后半期来到日本,前在日本生活了6年,后长达14年。前以东方化为背景,后以西方化为背景,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述。他们均对日本社会做过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对周作人和小泉八云的日本社会观加以介绍和比较分析。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所谓名士:周作人性格中的自私与冷漠

作为文化人的周作人以温文尔雅著称,而在处理家庭关系、选择人生定位时他却展现出了性格中自私与冷漠的一面。这种自私与冷漠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周作人从获得现实利益的目的出发任由兄弟感情走向破裂;其二是周作人于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而委身敌营、为虎作伥。最终,周作人咽下了由性格缺陷所酿的苦酒,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显意识层面下的真实姿态——周作人的早期思想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

周作人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开始他作为现代思想者的历程的,但是他的早期思想,尤其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明显与传统儒家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不过被其强烈的反传统姿态所遮蔽。理解这一点,是理解周作人后期公开标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的逻辑起点。     

从"草木虫鱼"看周作人创作心态的变化

从20年代到50年代，周作人以草木虫鱼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品文，以搭建自己的文学园地。从其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三个不同时期的草木虫鱼创作中窥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可从中反观周作人不同时期创作心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