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文化渊源与功能整合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礼乐起源于上古,至周代趋于完善。礼强调差异,讲求秩序,意在确定人伦规范建构社会的等级关系;而乐则讲求旋律,强调和谐,试图诉诸情感,实现人际关系的良性交往。二者有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但是在封建社会,经过儒家的整理和组织,将礼与乐合二为一,试图借此实现家族、社会以及政治的和谐。礼乐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礼乐文化影响下的先秦儒家审美观

礼与乐的起源与原始巫术和图腾崇拜有直接关系,与原始宗教密切相连,后经上古三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西周时代的强化,礼乐逐渐脱离了宗教神秘色彩,但源于原始社会祭祀活动的文化精神,仍以礼乐的理想准则而延续。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先秦儒家将礼乐与伦理紧密结合,用"仁"来解释礼乐,表达其美学主张,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体现"仁",符合"礼",注重美与善的关系,强调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     

释“召”

《说文·口部》:“召,(讠乎)也。从口,刀声。”又《言部》:“(讠乎),召也。”段玉裁注云:“口部曰:‘召,(讠乎)也。”后人以‘呼’代之,‘呼’行而‘(讠乎)’废也。”召、(讠乎)(呼)在《说文》中是一对互为注释的同义     

王夫之礼以化民成俗与乐以移易性情的礼乐教化思想

王夫之有着深厚的礼乐教化理念,在道德文明的教化方面他力主返本：即以礼乐教化为本,认为礼乐之教不立则无以移民之志。具体言之,礼教能化民成俗之大、以礼约民则莫之禁而自禁;乐教以移易人之性情。因之,立礼乐为教之本则推广无难。王夫之以礼乐之教为本,实现了道德教化的返本与开新。     

试谈礼乐文化背景下焦循戏曲理论中的“真实”

先秦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强调宗法秩序的礼乐文化,目的在强化不同阶层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认同与尊重。伴随着文明而产生的戏曲萌芽,最初既带有娱神和娱人的色彩,同时也受到礼乐文化的制约。而随着戏曲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戏曲越来越多地承载着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焦循作为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一方面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戏曲的礼乐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形成了偏好＂真实感人＂的审美倾向,进而揭示了戏曲中礼乐内涵的认知作用,强调戏曲通过呈现历史与情感的＂真实＂,实现＂礼＂之示范和＂乐＂之感化的社会功能。     

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

一、司马迁的时代背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便是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表示了他企图依照他父亲司马谈的志愿继承孔子‘春秋’的精神而重新撰述一部历史记录所下的一个伟大的决心。但自孔子到司马迁作史时代三百七十五年中,中国整个时代,起了剧烈的变化,因为秦的统一中国,就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     

从礼乐互动视角探究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美学意蕴

“礼乐”互动指的是“礼”和“乐”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形成的关联共生、相济为用的人文特质，其源于周代礼乐文明，以中和的秩序为内在精神，逐渐演变为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审美价值体系、思维形式与意义表达。以此视角探究久为经学名目所掩的唐代“九经”之一《周礼疏》,彰显经学家贾公彦在义疏中展现的儒家审美思考。其《疏》是在唐代初年以礼乐立国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主要就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礼”“乐”关系、“礼乐相济”等论题加以继承与补充，在对律吕、礼器等的诠解中申发了礼乐“中和之美”,还就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是儒家美学和礼乐审美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官修科举教材，其对唐代及后世的礼乐文化建设给予影响深刻，美学意义不可忽视。     

诗的歌与诵

据虞书‘声依永’与乐记‘音生人心’之说,以心之感动而成声,声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为乐,备乐始有舞容,其由内而外本之自然是古代诗乐同源,歌诵一贯,诗三百之所以可诵可弦可歌可舞也。至于孺子沧浪之歌,玫瑰盈怀之句,矢口成章而谢弦管,非不可被弦管也,不暇悉被弦管耳。若後世则有不尽然者。 诗乐之忽离忽合造成二千年之诗史,叙其错综变化之亦,乃文史专篇之事,非此所能详。要言之,後世在诗以外另立乐府一名,(乐府原只是一衙门耳)即为诗乐会几度分携之证。夫三百篇诗也,而乐之。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邪须独非诗乎协乐合…     

“依于仁,志于道”:孔子礼乐思想的一种阐释

"礼乐"作为孔子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提出来的。它承袭了周代的礼乐传统,但又被孔子赋予"依于仁,志于道"这一新的内涵。礼别异,乐合同,礼乐关乎人的性情,是孔子用以感化人心,践行仁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通读《论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乐思想,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超脱个人的审美生活之境,走向群体的审美生活之境。因此,孔子礼乐思想具有实践美学的意义。     

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

(一)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体,谓以时而论,则有‘永明体’‘齐梁体’等,自注永明体云:‘齐年号,齐诸公之诗。’注脊梁体云:‘通两朝而言之。’我们要注意的是永明体和齐梁体这种说法并不是严羽首创的,而他以为这两体的分别仅只是指时间的长短也是错误的。这两个词都是传统的名词,其含义的分别完全在内容性质的不同。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 ;汝南周 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可知永明体是指符合当时提倡的声律的诗体)至於齐梁体,其意义约…     

论中国未来的“中和礼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礼乐”四字精神,最具中华民族的特色。“中”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客观规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要求我们兼容并储多种观点,相互吸取各自长处;“礼”要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个性自由,并在社会上讲究道德精神文明;“乐”要求我们在家庭、邻里、同事、同道和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的人际生活。新世纪中国的未来社会,就是耸立在现代化基础之上的中和礼乐社会。     

李贺年谱

李贺,字长吉,唐宗室郑王之後。 两唐书皆云然。(1)贺金铜仙人醉汉歌序,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仁和里难叙皇甫‘有‘宗人贷宅荒厥垣’‘宗孙不调为谁怜’之句,许公子郑姬歌有‘为谒皇孙请曹植’,之句‘宗人’‘宗孙’‘皇孙‘曹植’,皆自谓也。 郑王有二:郑孝王亮,高祖从父、隋海州剌史,武德初进封郑王。(2)郑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贞观十年,改封郑王。(3)新书称元懿为郑惠王,‘惠’者元懿论也,又谓唐时称元懿後为小郑王後,亦曰惠郑王後,以别郑王亮;(4)宗室世系表中复称亮为大郑王房。旧书虽均称郑王,然於大郑王後,追叙世系,至於大郑王子进…     

释“旒”,释“单”,释“■”

释‘旒’甲骨文及金文中有象形字作: 以上金文两字,吴大澂以为‘古穗字,象禾穗下垂形’(‘说文古籀补’卷七,第41页)罗振玉未加解释,收甲骨诸字於待问编。郭沫若先生以为以上六字‘与黄字相较,其必为古佩玉之图形无疑,即‘黄’之初字也。’(金文丛考170页) 今按:以上六字应释作‘旒’,说文‘’字云:‘玉也,冕饰。’古者冕延前後有缫旒,周礼弁师云:     

刘伯温与温州童谣

《岐海琐谈》卷八载：“国初时吾瓯童谣有云：‘燕燕燕，飞过殿。殿门关，飞过山。’盖其时成祖初封燕王故云。‘燕燕燕，飞过殿’者，自北平起兵，以靖内难也。‘飞过山’者，兵越山东而向金陵乎?其语甚多，不能备纪。至今黄小作队，尚有解诵之者。”     

教育时空

3、师生相处的方法——反求诸己。师生相处融洽的方法就是要求教师与学生能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十三章“不远章”云：“子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四十二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秉,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秉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秉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书》传求是札记(下)

六)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王念孙以为“乃逸”二字是衍文。其说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文义上下相承,中间不得有乃逸二字。且周公戒王以无逸,何得又言乃逸乎?乃逸二字盖涉下文‘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     

形声转注新探

本文拟就许慎关于形声和转注的界说粗略地谈谈看法。 《说文·叙》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注云:“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日字’之名。譬者,谕也;谕者,告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这一说解似乎已成定论,今人亦多奉之为圭臬。     

六齐别解

一、引言 六齐之法见於考工记,其文曰: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 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刹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我国关於青铜成分的最早而又祥明的记录。由於文字的清晰,看来似无再行解释之必要。就拿清末孙诒让所著的周礼正义邢部大著作来说,既集诸家之长,又多发前人所未发,但对於此条金锡重量比例正确的意义,却一字未提。惟明季注释之本,如陈仁锡的重校古周礼,孙攀的古周礼…     

从我国3000年农业发展史看历代政权的兴衰(连载3)

“开元盛世”的第22年,也即公元734年,李隆基“种麦于苑中,师(率)太子以下亲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资治通鉴·唐纪》卷214)玄宗皇帝亲自种麦,且教太子知稼穑之艰难,其重视农业和粮食问题略见一斑。